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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明史》 第五章 第六章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历史上无赖之徒冒充头面人物屡见不鲜，即以南明来说，永历初也出现了假弘光帝（一个和尚）骗得许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没有像弘光一朝这样闹得乌烟瘴气。究其根源，正在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他们爱走极端，甚至惟恐天下不乱。在这些人看来，福藩继统等于万历以来自己在党争中最大的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人们常常受旧史籍影响，以为东林—复社人士大体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于明末东林—复社名满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势力，许多热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变成一个大杂烩。东林—复社人士的“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造舆论。由于他们当中的骨干分子为夺取权力往往采取阴谋手段，难以弄清详细情况，但对弘光帝进行人身攻击，借“三案”大肆发挥的都是自命为东林—复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
左良玉是崇祯朝崛起的军阀之一。他自崇祯十二年玛战役之后长期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弘光登极的时候，他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朱由崧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他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到 1645 年三月，李自成部在清阿济格军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湖北襄阳地区时，左良玉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又故伎重演，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
清军击败大顺军，占领陕西以后，摄政王多尔衮不失时机地着手部署主力南下。他任命了陕西三边总督等西北地方军政官员从事善后事宜，把主要兵力集中于收取江南，统一全国的大业。弘光朝廷“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终于实现了，然而，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既然怕引火烧身，在清军主力西进时幸灾乐祸，不敢派重兵北上山东、河南，这时，他们就只能自食苦果了。
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总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弘光五大藩镇这样望风而降，并不是兵将不堪一战，而是他们凭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有挟制朝廷之心，无忠贞报国之志。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后来展开的历史场面表明这五藩下的总兵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李国英、田雄、马得功、徐勇等人都拥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为清廷征战时往往发挥出超越满军的作用。李成栋、金声桓等举兵反清时，满洲贵族也视之为畏敌。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扬州失守，史可法殉难的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朱由崧等人开初还对长江天险寄于希望。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初九日多铎命梅勒章京李率泰带领南明降将张天禄、杨承祖等部于黎明时分在瓜州以西十五里处乘船渡江，在金山击败明防江水师郑鸿逵军，随即登上南岸，占领镇江，后续满、汉官兵先后渡江。初十日，弘光帝仅同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连朝廷其他公卿大臣也不告知，更不作任何部署，就在凌晨离城出逃。
明朝的勋臣主要是开国与靖难功臣的后裔，这些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只知托庇祖宗余荫，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一旦国难当头，除个别稍有志节者以外，大抵是身家之念重于国家，卖降恐后势在必然。
弘光朝廷当国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有可为而不为，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
弘光一行从南京仓皇出逃，在溧水失散之后，大学士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知州赵景和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当时，马士英还希望朱由崧到达太平、芜湖后依靠黄得功等部兵力扭转战局。不久，阮大铖、朱大典和总兵方国安等逃来，才知道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马士英没有指望了，就同在杭州的官僚商量请潞王朱常淓监国。
这时，陈洪范同清军统帅贝勒博洛已经勾结妥当，回到杭州同张秉贞一道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元科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
多尔衮想不战而胜，意图是很明显的。然而，他却完全估计错了形势，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征服者的面貌顿时暴露无遗。从此开始全面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民族被激怒了，大江南北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清运动。
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清初的圈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推行的。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了自身私利和解决移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入关定居的生计，发布了圈地令。
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它既是满洲贵族奴役汉族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又为进一步侵占汉民耕地房产大开了方便之门。投充旗下为奴本来的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洲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满洲贵族、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听任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分耕种田地。
尽管清朝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体”，实际上以征服者自居，奉行崇满歧汉政策。严厉惩办窝藏逃人就是这种政策的一项体现。顺治六年（ 1649 ）九月，靖南王耿仲明统兵南征广东，由于他的军中收留了旗下逃人被察觉，在江西吉安府境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