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上海红毛僵尸事件始末 | 北洋夜行记091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和他的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这周一下午，我正编辑这篇故事，看到了西宁地陷事故的新闻。 之后几天，我一边继续编辑故事，一边关注事件的进展。

根据新京报提供的数据，去年平均3天就出一次地陷的事儿，2005年至2015年发生过120起地陷事故，其中人为因素占54.2%。
每次见到地陷事故的新闻，都让人有种命运无常的感觉。
走着走着，瞬间就陷进了地面，可怕又荒诞。
不少地陷事故发生地，下面是下水道或者防空洞。这让我想起从前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是不是真有个未知的地下世界存在。
不是科幻电影那种地下城，而是现实存在的地下世界，有人以另一种规则生活，或有什么特别的生物——比如忍者神龟。
这当然是我在扯淡，成年人都知道忍者神龟是假的。不过，他们的形象来源却源自一个纽约的真实事件。
1935年2月10日，有群年轻人在纽约一个下水道里发现了鳄鱼，此事被刊登在当天的《纽约时报》，后来的几年，美国就有了「下水道鳄鱼」的都市传说。
1935年2月10日《纽约时报》关于下水道鳄鱼的报道。
一个事件能成传说，要么很好笑，要么很可怕，要么好笑又可怕。
「下水道鳄鱼」属于可怕的一种，以为人害怕阴森、封闭、肮脏的下水道，更怕里面钻出什么惊悚的东西。
比如，下面这样的。

再比如下面这样的。

别怕，这两张都是电影截图，是导演故意吓人的。
今晚太爷爷金木的故事里，下水道里出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故事发生在1931年冬天的上海，而故事的开始，就是那年最大的一次地陷事故。
故事由魔宙主笔「掘坟仔」创作。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民国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 我和我的助手，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案件名称：上海马路塌陷之谜 案发时间：1931年12月 记录时间：1932年3月 案发地点：上海花园公寓 故事整理：掘坟仔

在望平街开事务所的头几个月，我一直接不着活，全靠给《申报》编编稿子，写写文章过日子。

有时也会把从前在北京查过的案子改改写成小故事，投给一家叫《福尔摩斯》的小报。

《福尔摩斯》卖得好，开的稿费常常比《申报》要高。这是因为小报胆儿大，敢说话，动不动就曝黑幕，所以他们对我写的北洋政府相关的故事很感兴趣。

不过，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被登在《福尔摩斯》报上了，而且写得神乎其神，成了一则饿鬼传说的唯一亲历者。

《福尔摩斯》是1926年7月3日创刊的一份新闻报，是上海的著名小报，该报特别注重新闻报道，常常揭露国民党党政军和社会黑幕，销路很广。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时，该报曾连续5天出版“非常号外”。
那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天的事儿。

年底的时候，我听说法租界吕班路开了一家新书店，就腾出一个上午，专门去看看。 民国时期的上海吕班路。
我不常来这一片，有点迷路，一直抬着头看着店招牌，生怕错过去，走冤枉路。 走着走着，脚底下一软，路面噗地陷了下去。我心里惊了一下，来不及低头看，就掉了下去，眼前一片漆黑。
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被土埋起来了，吃了一嘴土，一口气儿也喘不上来。 就那么几秒钟，身体和四肢都被土方压得动弹不了。我意识逐渐模糊，眼前开始回放我的一生。 这时，好像什么东西把我往下拽，感觉后背底下突然一空，身体坠了下去。
耳朵里“轰隆”一声，我完全从土里掉了出来，落在一个黑洞洞的空间。我爬起来翻过身，抠掉嘴里和鼻子里的土，剧烈地咳嗽。 过半天喘匀了气，一股潮湿的土腥味和臭味冲进鼻子，熏得脑门疼。我摸黑坐起来，摸到一滩水，再往边上摸，是一堵砖墙。 我应该是穿过路面底下塌掉的土，掉进了下水道里。
等我被市政营救人员救了上来的时候，地上天已经黑了。

初步认定，是路面下的下水道维修失当，砖砌的顶板掉落，导致地面塌陷，我和另两个行人，还有一辆车掉进了塌陷的大坑里。 车里的两个人没什么大碍，我掉进了下水道里，侥幸活下来，剩下的两个行人，被埋在土里太久，闷死了。 诡异的是，除了我们五个人，还多挖出了四具尸体，所以租界巡捕也带人来了。

我被拉上来的时候，被一窝蜂涌上来的记者围住，问我在地下见到了什么。

我说什么也没啊，你可以下去看看。然后，我找营救人员要了条毛巾，使劲擦衣服，这西装是戴戴一周前才送我的。

一个华人警探过来轰走了记者，把我拉到路边。

这警探姓马，前段时间因为一个案子，我见过他一回。 老马捻着手里的烟卷，朝记者那边看过去，给我递了根烟，“这些记者又要瞎写了，红毛僵尸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我说知道，怎么你也信这个？

“红毛僵尸”这个词，我前段时间确实听说过，传的挺邪乎，说是在下水道里有个妖怪，红毛白身，像极了民间传说的“红僵”。


有不少人说，曾在半夜见过下水道里钻出红僵，三米多高的个子，手长脚长，不穿衣服，全身上下长绒毛，惨白的脸，顶着一头血红的长毛。

还有人说，红僵专门夜里出来吃人，从后头一把掐住行人脖子，揪下脑袋，砸开天灵盖喝脑汁儿。要是碰见女的，就一把搂住，拖进下水道。

我在《福尔摩斯》报上确实见过一则新闻，说记者在下水道井盖边上见过女孩的衣服，还有碎骨头。

民国时期的下水道井盖。
我向来不信这些东西，也没当回事儿，这些新闻说得头头是道，还带照片，你不能说它是全是编的，但要证实也难。
我问老马，巡捕房查没查过，这个“红毛僵尸”的说法，从哪儿来的。 “都是道听途说，街上的人瞎传，我们哪有功夫查这东西？”

老马想了想，掐了烟，小心翼翼地问我：“不过，你掉下去的时候，还有后来在下水道里，有什么觉得奇怪的地方没？” 我把掉下去的经过，跟他复述了一遍。 老马听完，皱了皱眉头，啥也没说。 我知道，再想问出啥，就得给好处了。 我准备掏钱包，浑身上下摸了个遍，没找到，肯定是地陷的时候掉在了坑里或下水道里。 老马见我没摸出什么，摆摆手，劝我早点回去，“我们到时候会去找你了解情况，毕竟你也算受害人。”说完就朝他那帮同事走去。 我没回家，直接回到事务所，又翻出最近出版的几十份报纸，搜索关于“红毛僵尸”的消息。 先前没怎么放心里，现在一看，这事儿传得比想象中还广，在法租界的霞飞路、圣母院路、天文台路等好几个地方，都有市民说见过“红毛僵尸”。

第二天一早，报童送来报纸，我上新闻了，不只小报，连大报也登了，还带照片。
照片是从我斜后方视角拍的，我灰头土脸地坐在地上，正在伸手让一个人拉我起来。
我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觉得还挺有意思，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清楚地看过自己。
这时，我发现照片有点奇怪，我背后有几小块深色的污渍，明显不是泥土。
我脱下西装褂子，翻过来摊在桌上。果然，有几块暗红色的斑点，是血迹。
我身上一点伤没有，上来后除了跟老马抽了会儿烟，谁也没接触，之后就回来了。
这几块血斑，肯定是谁留在我身上的。

过了两天，老马还没信儿，我坐不住了，去了薛华立路上的麦兰巡捕房。
麦兰巡捕房。
老马告诉我，结案了，掉坑里闷死的俩，市政赔了钱，无名死尸也查出来了，是几个叫花子，没名没姓。 再问什么，老马显得不耐烦，东拉西扯了几句，一直逃避问题。

后来他说，他手底下几个华人巡捕对“红毛僵尸”这个事儿，都有点忌惮。洋人巡捕不信有这种怪物，但也不愿为了几个中国乞丐的命，去钻下水道。
我没说那几块血斑的事儿，打算自己查。说不定能查清这传说怎么回事儿，又能写篇大稿投给小报。
第二天，我去公董局大楼，借出了法租界下水道的规划图。按着图很快就找到了陷坑附近的一栋公寓楼。

这楼里的地下室有通向下水道的检修口，从检修口进去，可以走到塌陷的那段下水道。

1930年法租界下水道网图。
我规划好了线路，带上了一个手电筒，一把折叠刀，一张硫酸纸拓印的下水道地图，换上一双黑胶皮雨靴，开始了地下之旅。
这间公寓也在法租界，与上海老城不远，公寓的管理并不是十分严格，管理员并不关心，我很顺利地撬开地下室地锁，进入到下水道的检修口。
我打开手电筒，一道光柱穿出去，让我能看清下水道里大概的情况。 这条下水道是纯混凝土结构，椭圆形，上小下大，有一人宽，高度也有一人来高。 下水道里的污水并不是很多，不算太脏。 我沿着这条下水道一直往前走，朝着地陷的大概方向前进。 在一个岔口，下水道突然变宽，由原来的混凝土变成了砖砌的墙壁。 民国杂志上刊登的修下水道的新闻。
拐过一个弯，我看到了个奇特的东西。 有一张用砖头架起来的木板，上面覆盖着芦苇和稻草。 这玩意儿，看着像一张床。 前面又是一个岔口，我把手电筒的光稍稍移开，发现从右侧的岔口打过一道光。 我关掉了手电筒，攥住兜里的弹簧刀，手放在绷簧上，蹑手蹑脚地朝有亮光的岔口摸过去。 在拐角处，我停了一下，慢慢把头探出去。 这是个更宽敞的砖砌下水道，大概有两米宽，三米高。 在前面的下水道里，至少有十来个乞丐。 民国时期城市中的乞丐。 大多数乞丐躺在用石头和砖块架起来的木板上，已经睡着了。剩下的，有几个借着油灯碗里微弱的光线，缝补着自己身上的衣服。

还有个靠在墙边，嘴巴一张一合，在和空气说话，他的鼻头烂了一半。
还没睡的几个乞丐，顺着声音张望过来，看到我，纷纷放下了手里的活。 我有点慌，没想到下水道里会有这么多人。 我撒谎是下水道的检修人员，要对下水道进行检查，没有要打扰他们的意思。 那几个缝衣服的，低下头接着没干完的活。 我凑到那个烂鼻头跟前，问他听没听过一个红毛僵尸的传说。那人嘴巴不动了，好像在思考，然后摇了摇头。 我又问了那几个缝衣服的，他们要么摇头，要么根本不理我。有个乞丐说我听说过，然后跟我伸手要钱。

我掏出几毛钱给他，他揣起钱笑笑，说僵尸就在下水道里，你自己找吧。
这时有个乞丐在床上骂开了街，嫌我吵他睡觉了。我只好赶快离开了这段下水道，继续往前走。 又往前走了不远，到了塌陷的地方，这里的下水道已经被坍塌的土方完全摧毁。 这里面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只有淤积的污水和淤泥，我试着用手扒了扒，什么也没有。 我只好原路返回，在经过一段狭窄的蛋形下水道之后，拐错了方向，然后越走越偏，迷路了。 在一个下水道的断头，我拿出拓印的地图，仔细回忆着走过的路线。 这时一个尖锐的东西顶住了我的后腰，一只手摁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墙壁上。 “别回头。”是个男人的声音，“你是谁？” 我想摸出腰里的短匕首，不料被他发现，一脚把我的手臂踩在墙上，顶在我后腰的刀子又使劲往里钻了一把，刀尖已经刺破了衣服。

童子军匕首。 我放弃了抵抗，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谎话，称自己是市政人员。 “扯淡，你是个侦探，你叫金木，你在调查那几个死叫花子是不是？” 没等我回答，他就说，“要想知道那几个叫花子怎么死的，三天之后晚上十点，到花园公寓的地下室，你就能知道了，还有，你不是在找什么‘红毛僵尸’吗，去了你就见到了。” 他顿了一下，似乎在琢磨着什么，又说，“你数到十再回头，回头之后，右拐走到第二个岔口，然后左拐。” 说完，先是我肩膀上松快了，之后顶在我后腰的刀子没了。 我听见背后哗啦啦的踩水声，赶忙回头，那个人已经消失在下水道里。
按照他指示的路线，我终于走出了下水道，这个出口通向肇家浜，废水直接排到这条河里，河的两岸都是船屋，一河之隔的对岸，是洋房林立的法租界。

图为1940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记录的花园公寓。
花园公寓在公租界，为了保险，我提前来探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新建的高级公寓区，一共四栋楼，楼的前后都有花园绿地，环境十分优雅。 公寓管理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不太合身的藏青色制服。
我敬给他一支烟，唠了会儿家常，然后才说道这里的地下室。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先说，“我也不是什么官面上的人，问您是因为一个朋友，让我来这里等他，我就是先来打听打听，这地下室里是啥？” 管理员笑了笑，“你这朋友也没跟你说这地下室是干嘛的，你就敢来，万一是个盘丝洞呢。” 我打着哈哈，说那就好了，我就能开开眼了。 这时花园那边有人喊他，他朝我摆摆手，踩灭了刚抽一半的烟，凑到我跟前，挺神秘地说，“既然是你朋友让你来的，我就给你交个底，下面是个赌场，你可别被坑了。” 说完，他整理了一下制服，急急忙忙走了。 上海的冬天，有着和北方不一样的阴冷，太阳一落山，这种潮湿阴冷的感觉就越发让人坐立不安。 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花园公寓地下室，走往下走时，我看见地下室入口挂上了一个铜铃铛。旁边站着一个人，拦住了我，伸出一只手。
铜铃铛。 想起管理员说的要入场费，我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给他，他手依然伸着。 我又掏出五块钱，递给他。他这才收回手，问我，“押黑押红？” 我说这赌局有意思，刚到门口就得押注。他没理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条，“五块钱入场费，五块钱下注，加注或换口都去找里面带毡帽的，一场一结。” 我说押红。

他递给我红布条，敲了一下铜铃，把我推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几十人，中间留出了一个四米见方的空地，用麻绳围起来。 空地上躺着一个满脸是血的白人，胸口一起一伏。另外一个站在一旁，正吃力地举着带血的拳头，一边吐出一口一口血痰。
原来不是推牌九赌骰子，这是个赌拳的地方。 那个半死的白人被抬出场，一个带着毡帽的小矮个子，捧个大笸箩开始收账。

我把红布条给他看，他拿了两根筹码给我，说哥们儿挺走运，进门先赢一把。

民国时期的赌场筹码。

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两个叫花子正在扒下一个死人的衣服，看上去是那是个要咽气的拳手。
人群中一阵欢呼，一个黑头发大鼻子的洋人走到空地中央。他额头绑着一条红布带，带着拳击手套。 空地的另一边，也走上来一个体格巨大的洋人，绷着一身腱子肉，面无表情，额头绑一条黑布带，勒住一头火红的长头发，手上也带着拳套，不过拳套旧了，都裂了口子。

民国时期练习拳击运动的学生，手上戴着专业拳套。 两人一言不发，直接开打，虽然拳拳到肉砰砰响，但并不是什么正经拳术，更像不要命的街头打架。

围观得撕着嗓子喊，大概都是押了注，或者见了血眼红的。 黑头发开始时连续出击，一度占据上风。不过也就两三分钟之后，动作就开始慢下来。 红头发承受住最初的一番打击，开始慢慢转守为攻，虽然矮对方一头，并没有处于下风，他连续用勾拳偷袭对手。 很快红头发就把对方逼到了角落，连续的直拳和勾拳，让对方疲于防守，根本没法反击。 不到一分钟，红头发将对手击倒在地上。 地下室又疯狂起来。 红头发打拳很聪明，似乎知道对方正情绪高涨，于是先防守后进攻，观察对方出拳的漏洞。 接下来一场，上来一个留着寸头的中国拳师，光膀子穿一身短打，脚上是粗布布鞋。他轻飘飘走上场子，朝红头发拱了拱手，手上缠着些血迹斑斑的白布条子。
“短打”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服饰名称，又称“竖褐”、“裋褐”，是以劳作方便为目的的便服，主要是贫民穿着，也是练武之人的必备。
红头发这回主动出击了，冲到寸头跟前，直击门面。寸头跳开，也不还击。红头发就再跟上，一串猛击，却只蹭到对手衣服。

十几个回合下来，红头发有点喘，那寸头开始小心出击，看起来是西洋拳的架势，但又有点滑稽，蹦跶得像只猴子。

我多少懂一些拳术，看得出这红头发是输在了节奏上，两人贴着打，他的拳击出时，都在寸头后撤的瞬间，看上去是打中了，力道却是虚的。

寸头逮住机会一头钻到红头发怀里，出拳连击，都结结实实打在肚子和肋下。红头发后退着要挣脱，脚下被寸头使了个绊子，撂倒在地上。
人群的狂欢达到了顶点，在场大多是中国人，他们扯着嗓子喊——“打死红毛！打死红毛！”

寸头真就动手打起来，揳洋钉似的在红毛头脸上一拳拳砸，直到那戴毡帽的上去拉住。
在场也有一些衣着体面的洋赌客，他们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但嘴里也哇啦啦地骂，掏出大把大把的筹码，丢在毡帽那大笸箩里。 两个叫花子架起那红头发洋人，离开拳台，其中一叫花子穿着破棉袄，腰里别着我的钱包。
我趁着人们还在庆祝和分钱，躲进阴影里，然后跟上了他们。 他们走进一个通往下水道的检修口。 越往里走越黑，我不确定距离他们有多远，不敢用手电只能摸着墙壁慢慢往前挪。 前面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别吱声，跟着我往前走。” 接着有一只手拽住了我的胳膊。我搞不清状况，只能让他拽着，在下水道里左拐右拐。 忽然他停了下来，我也停了下来。

远处传来一片嘈杂，是人说话和踩在污水上的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 拉着我那人突然松了手，接着我脸上就挨了一拳。我来不及说话，肚子又挨了一拳，再接着是拳脚相加，打得我几乎要窒息。 我扶着墙，想还击，却根本看不清对方，双手在空中挥舞了几拳，打在他身上根本没力气。

说话声和脚步声到了跟前，我朦朦胧胧看见是一伙人，拎着煤气灯。

我强忍着头晕辨认，看出揍我那人就是红毛。

昏黄的灯光摇摇晃晃，那人已经扯掉了黑布带，一头红毛从额头披散下来，遮住了眼睛和鼻子，只看得见嘴巴。

他伸手撩起头发，露出惨白的脸和一只眼睛，眼角正渗出血来。这时我才看清，他眼珠是蓝色的。

“外头混进来的，可能是南市虎牙子的，来盯咱们场子。”他跟那伙人说，张嘴呲了呲牙，嘬出一口血吐在我脚下。

一个人把煤气灯在我眼前晃了晃，说，周爷，确实是外头来的，怎么处置？

一个小矮个子走过来，滑稽地拄着一根文明棍，阴森森地盯着我。 民国时不同款式的文明棍。

周爷没搭理那人，而是喊了一声“赵瘸子”，让他去地下室的赌场看着，免得出岔子。 一个人从人群里走出来，故意向我亮了一下腰里别着的钱包。他走起来两条腿挺利索，一点也不瘸。 周爷又喊了一声“红毛”，红毛撒开我，走了过去。 周爷攥住了红毛的后脖颈，拍拍他的脸，跟他说了几句。红毛点头答应，朝我走了过来。

他从同伴手里接过一捆绳子，把我绑了起来，然后全身上下搜了一通，把手电筒、打火机、烟盒什么的都掏出来扔地上，拎起一盏灯押着我走向下水道深处。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七拐八拐，拐到了一个死胡同。他放下灯，让我坐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我问说，你知道有个红毛僵尸的传说吗？

他打了我一巴掌，掏出把一拃长的攮子，说我攮死你信不信？

我说当然信，你带我到这儿不就是为这事儿吗。

他把攮子收起来，说你可以不死，帮我个忙。

我问帮什么忙。

“出去帮我弄个护照，外国的。”

“外国的？哪的？”

他说白人国家就行，地面上洋人的护照好使。

一个洋人嘴里说出来“洋人”俩字，听着有点怪。

1929年的苏联护照。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能办这事儿。

“你是金先生——金木，私家侦探，在望平街开事务所。”

我说那你不怕我出去就报警。

他说那天你掉进下水道，是我扥着你后背，把你从土堆里拽下来的。算上这回，我已经救你两回了。

他说，上次地陷时，他正在往墙里埋几具尸体，上面塌下来时，他往土里扒拉着看，见着我就拉了下来，顺手摸走了我的钱包。

我想起西装别后的几点血斑，透过灯光看他的缠着绷带的手，手背上、指缝里和指甲里都是黑色的血迹。

我说你天天这么不要命地打？

他拿攮子敲了敲墙，“你要帮，我就把你放了，不帮也行，现在整死你，埋墙里。”

我说好，给我张照片，出去我帮你办，不过，你不怕我出去就报警？

他没说话，从后腰摸出一张纸，拿起灯照给我看，是我的名片。

名片上还别着一样东西，是一只发卡。这只发卡昨天还别在戴戴头上。 “金先生，这事儿由不了你，你不是一个人在上海吧。”

民国银质发卡。 说完，红毛伸手到我腰里，摸出了我那把短匕首，咬紧牙关，一刀扎在自己左肩。

他忍着疼用自己那把攮子割断了我手腕上的绳子，说你这刀子我留下了，这个给你。

我吃了一惊，刚才在周爷面前搜我身的时，他并没摸到，现在看是故意。

我接过他塞到我手里的东西，是张登记照片，照片上的人和他样子很像，但不是他，眉眼细看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红毛虽然一脸狠劲，我却总觉得他眼神里有点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

我装好照片，说办护照需要三天，怎么给你。他想了想，说三天后晚上十点到肇家浜。


离开下水道，我先打电话给戴戴，确认没事。又给汪亮打电话，让他请几天假，帮我照看一下戴戴，我让他多带几个人去，但别报警。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一个白俄人，叫谢尔盖。让他帮我办这个假护照。 谢尔盖原先是彼得堡的贵族，现在是个上海滩给人办假证件的，他能仿造出护照上的任何东西，封皮、纸张、墨迹、公章、照片。 我把他请到沪东状元楼，这是家甬帮菜馆，谢尔盖最爱吃这里的特色黄鱼羹。 黄鱼羹。
饭桌上，我对谢尔盖说了红毛的事儿，我拿出红毛给的那张照片。 谢尔盖听完，看了一眼照片，挑了挑眉毛，用奇怪声调的中国话问我，“这个人是不是红头发，蓝眼睛？个头挺大的？” 我点点头，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谢尔盖放下了手里的调羹，仔细端详起照片来，“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从哪儿来，他多大了，是不是叫萨沙？” 我摇摇头，这些红毛都没告诉我。 谢尔盖长叹一口气，“我可能见过他，在他小的时候，他应该叫亚历山大，我们都叫他萨沙。我见过他妈妈，也是红头发，美人。” 他的语气突然有点放荡，“他的妈妈在俄国人那很受欢迎——还有个外号，叫‘阿穆尔河畔的红狐狸’。”。
我问他肯定那女人是红毛的母亲吗。

他说当然肯定，红头发的美人太少了，红头发的小野种更少了。

我问他这个女人现在在哪儿？ “死了，她太美了，她让太多的男人为她付出，为她互相嫉妒，最后被一个傻小子开枪打死了，那小子也开枪自杀了。” 谢尔盖说，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在那段时间，红毛就消失了。 从出生一直到六岁，红毛都一直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也就是生活在白俄妓院里。


过了七岁的生日，他突然明白了，用烧红的煤炉钳子烫伤了一个嫖客的下体。

之后，母子两个就闹翻了，红毛离开妓院出去流浪、捡垃圾，很久才回去看母亲一次。

他从小个子高大，在外面活得像个大人，经常打架，也不怕人欺负。

直到有一天，他在妓院门口看到犯毒瘾的母亲之后，就彻底不见了。
谢尔盖还告诉我，红毛应该是1918年生人，今年才十三岁，这让我有点吃惊。 我想起红毛的样子，忽然明白，为什么他恶狠狠的眼神里总有一些奇怪的眼神。

我问谢尔盖，知不知道红毛的父亲是谁。 “那谁知道，我自己还天天被巡捕盯着呢，谁还会再去关心一个孩子。”


谢尔盖又拿起了调羹，咂摸着黄鱼羹，“不过，我听说他妈妈来上海的时候就怀着他，他爸爸好像是个中国人。”

从谢尔盖那儿拿到假护照后，到了约定那晚，我提前一小时去了肇家浜。
肇家浜附近的船屋。

一直等到凌晨三点，红毛都没出现，我开始有点担心。 又等了半个小时，我装好护照，钻进了下水道。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只能在下水道里摸索，寻找有人活动的痕迹，沿着这些痕迹往前走。 没找到红毛，却让周爷手底下的叫花子给逮着了，好像是在专门等我。

几个叫花子把我带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上次红毛放走我的地方。没想到这里有个挖出来的牢房，用铁链锁着，上次灯光太弱没看清。

“我说你好歹也算是个人物，为了那么个小屁孩，何必呢。”周爷不知道从哪走出来，拿文明棍敲了敲我的腿。

进了牢房，我看见红毛蹲在角落，脸肿得跟包子一样，鼻子淌着血。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差一点就跑出去了，碰上了埋伏，可能他们知道我要走。”

我掏出手帕递给他，他在眼角摁了一下，疼得骂了一声，“这老鸡巴登（东北骂人的话）还指望我给他挣钱，只让人打脸。”

我把谢尔盖说的事情告诉他，问是不是真的。他哼了一声，说真的假的不重要了。

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把沾满血的手帕丢我面前，说起从前的故事。

母亲死后，他在上海没了亲人，就做起了小偷。后来，认识了一个东北大哥，就只跟着他混。

因为，他曾听母亲说，自己的父亲是东北人，在哈尔滨道外做买卖，所以就觉得东北人亲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铁路在哈尔滨修建，以铁路为界，将哈尔滨分为“道里”与“道外”两个区域，“道里”主要居住生活优裕的俄国人、日本人，“道外”则是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居区。图为民国时傅家甸的街道。
“我东北话说得还行吧？”他呵呵笑起来，疼得拿手捂住下巴。

后来有一次，他和那东北大哥一起被抓进巡捕房，在那见到了周爷。不知道为什么，周爷收留了他。 周爷看上了他的体格，还有白人的长相，要培养他，让他在自己的地下赌场打黑拳。 红毛打拳有天赋，但他不爱打拳，周爷就饿他，不给他饭吃。为了活命，只能接着打拳。 红毛曾经逃跑过几次，跑出下水道后，有时候被抓回来，有时候是自己回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出去了能干啥，不想再当贼。” 而且，他长得像洋人又不那么像，说着一嘴东北话，跟谁也亲近不来。
走在大街上，有洋人过来用外国话问他，他听不懂，洋人也就不愿帮他。

知道自己哪也去不了，就踏实给周爷打了半年黑拳，周爷让他打假拳，设计好赛程，骗有钱人都押他赢，最后在输给中国拳师。

这样一来，既挣到了钱，又不会激怒看拳的中国人。他说，你知道的，中国人最不喜欢看见自己人被洋人大败。

“明天晚上就有一场，有人押了很多钱在我身上，最后我得输掉。”

我把藏在身上的假护照递给红毛，问他，要这东西想做什么。

“回家，去看看阿穆尔河。”他沉默半天，吐出几个字。

接着又说：“东北就是我家，回了家，我就是东北人，不用管自己是洋人还是中国人了。”
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的俄语叫法。图为19世纪末的阿穆尔河。
他告诉我，有一次打拳，碰到了一个来打拳的外国人，会说中国话，跟红毛聊天，告诉他只要有本白人国家护照，就能离开上海，想去哪都行。
“他说他能帮我，但再也没来过，听说是在其他打拳的地方被打死了。”
他打开护照盯着看了半天，哭了起来。这时候，是真像个孩子了。 我挪到他身边坐，点了根烟递给他，问他明天比赛的事儿。 他说没事儿，明天最后要打的还是个中国人，挨几下没什么关系。
这时， 牢房外面，一个叫花子端着个破瓷碗走过来，瓷碗里盛了半碗饭，上头盖着一些剩菜。 民国瓷碗。 红毛见到了，兴奋地喊着赵大哥。 这个赵大哥把吃的送进栏杆，对我说，“金先生，还能不能认得出我？”

我听着声音熟悉，再仔细看看，看出他是那个腰里别着我钱包的赵瘸子。

赵瘸子掏出一把小刀，放在腰间比划比划，我一下就明白了，他就是我第一次进下水道时胁迫我的人。

“没有想伤害您的意思，只是想请你帮帮这孩子，他在这里太遭罪了。” 他介绍自己叫赵全子，人们都叫他赵瘸子，他是整个下水道里，唯一真对红毛好的人。
红毛应该饿坏了，扒拉几口吃完了饭。赵瘸子收了碗，说：

“红毛，明天你能出去了。老头子这次玩得大，听说有不少人押上了小黄鱼，比赛一完他就会悄悄走，而且答应放你出去，只要你在台上别出岔子。”

民国时期民间称金条为“黄鱼”，一两重的金条称为“小黄鱼”，十两重的称为“大黄鱼”。按旧制，1两是31.25克。
红毛站起来，“真的？——那金先生呢？”

“你放心，老头子应该不敢真动金先生，明天比赛完咱们一起走。”

我问赵瘸子，是不是周爷亲自这么说的。他说是，周爷开这场子就为了小黄鱼，肯定不想最后出乱子，他做的这局，套进来不少大人物。

我想了想，也没琢磨出什么。不过，倒有点担心我自己，地下的这些事儿，周爷肯定不想出现在报纸上。

赵瘸子把手伸进栏杆里，摸了下红毛的脑袋，“明天打完比赛，我进场抬你下来，然后送你出去。——挨打的时候小心点。”

我说你不出去？

赵瘸子说，我就算了，过惯了底下的日子，上去不自在。说完，他从腰里掏出我的钱包，丢给了我。

我打开钱包，见里面钱没了，只有名片和戴戴的发卡。我说，这发卡你怎么弄到的。 赵瘸子呵呵一乐，“金先生，我们是叫花子，就是管人要东西的主，要不来钱，还要不来一根发卡吗，没别的，我就是举着饭盆儿求她要的。话说回来，您那位真是心善，不仅给了我发卡，还给了我几块钱，想必您也是个善人，红毛找到你，算是熬出头了。”
这一宿，红毛睡得不踏实，说了很多梦话。

第二天晚上，周爷的人来带红毛时，确实把我也放出了牢房。

不过，没想到的是，他们把我押着一起带去花园公寓地下室的拳场。 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赌客，比上次的人多了很多。人群里站了几个穿黑衫戴的人，显得很扎眼，大概就是“大人物”的代理人。 赛场上已经站了个个头挺大的中国拳手，浑身上下只穿了条裤衩，手上没拳套，也没缠绷带，一副拼命的架势。

红毛挤开人群往赛场里走。周爷突然带着俩人冒出来，拦住了他。

周爷说，你先歇会儿，今晚赛程临时调整，加了一场。他摆手，一个叫花子走进场，拍拍手喊道——

“各位，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位嘉宾，决赛之前给大家送上一场表演赛。”

接着，我就被一脚揣进了赛场。

“这位金先生，是中华武术和西洋拳的爱好者，自告奋勇要和两位冠军候选人切磋切磋。经过抽签决定，他会先和王大宝打一场，再和红毛打一场。”

我想退出场地，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充当裁判的瘦子拽住我站在了那个王大宝身边。

王大宝瞪了我一眼，把鸡爪子一样的手，掰得喀吧喀吧响。我心里凉了半截，赶紧把眼镜摘了揣兜里。
“大家不要担心，既然是表演赛，就会点到为止，见血就收！”

接着裁判吆喝一声，就开赛了。王大宝先哈哈哈大笑一声，震得我脚底下一滑差点摔趴下。

我往人群里看，见红毛被五六个人摁在场外，赵瘸子在旁干着急，哈着腰跟周爷说着什么，周爷也不理他。

再下一秒，我就看不见什么了，只觉着脸上身上被锤子一顿乱砸。

挨了一会儿，清醒过来，用日本学的西洋拳术跟他过了几个回合。但我力道不够，每接一招，就感觉自己在跟一个钢铁架子打架。

不一会儿，我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只是不断用舌头舔我的牙床子，机械地检查有没有哪颗牙被打掉了。 王大宝越打越兴奋，场子里欢呼也越来越高。看来这表演赛不是见血就收，是见了血才刺激。
我不想强撑，躺下喘气，想找个机会往场外跑，但动弹不得，就看见王大宝一只大脚丫子朝我脸上踩下来。
脚丫子没踩下来，王大宝飞了出去。一个红影已经窜了上来，是红毛。 裁判没反应过来，王大宝也被踢懵了，刚站起来，又挨了红毛一个侧踢，撞在围场的麻绳上。

红毛逼上去，一顿乱拳。我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场子已经全乱了。裁判想把红毛拉住，后脑勺却被挨了个肘击，登时晕了。 我慢慢爬起来，扶着麻绳往外走，赵瘸子过来扶住了我。

红毛撒开王大宝的时候，他已经不动弹了，眼睛被打爆，眼眶里看不到眼仁，全都是血，下巴也歪了。

红毛成了一头发疯的狮子，在人群里乱冲乱撞出来，扛起我就跑，但又不知道往哪去。

赵瘸子朝角落里的周爷看了一眼，拉住红毛，说跟我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一个岔口，前面突然冒出一个人，喊住了赵瘸子。

“瘸子——怎么跑这来了？不是让你弄死这小子吗？”
赵瘸子连看都没看，从怀里拽出匕首，捅进那人脖子窝里。 赵瘸子没停下，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金先生，您别多想。周爷是安排了，但我赵瘸子绝不会害你和红毛。今晚这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让红毛把我放下，对赵瘸子说，不用解释，我信——但你得跟我们一块出去。

赵瘸子笑了，说红毛这么一搅和，周爷肯定倒霉，没了他我们叫花子都自在。

我说过，不想去上头，底下自在。

红毛拉住他不撒手，说他也不走了。

老赵捶捶他胸口，说上头世界大着呢，回趟东北再出来，让金先生带你见见世面。

指指我胸口的血，“你不能不走，金先生这身子扛不住，得去医院。”

红毛紧攥着拳头，不说话。
赵瘸子拉我到一旁，说金先生，麻烦您破费，给红毛买张船票，回头我找您还。

我让他放心，一定会把红毛安全送上船。

又拐了两个弯，赵瘸子停下来，把煤气灯递给我，“有人来了，赶紧走吧。”

我接过灯，扶着红毛继续往前走，渐渐看到了远处出口的一点亮光。

可能就是因为看见了那点光，我感觉四周的黑暗更黑了。
赵瘸子没死，至少没死在那天。
那天晚上，黑拳场子死了不少人，倒不全是因为红毛。 周爷的对手，华界的虎牙子那拨人混进了赌场，趁乱开了杀戒。
巡捕房从地下室和下水道里，一共抬出了十几具尸体，我去看过，没有赵瘸子，但却有周爷。

周爷是中枪死的，或许就是大人物干的吧。我也不知道。

我用假护照给红毛买了张北上的船票，带他去汪亮那儿检查了身体，养好了伤，然后买了些路上用的东西，给了他三十块钱。 “等我回了家，我就是中国人了，东北人。”

他反复说着这句话，直到和我分别，登上了大德号轮船。 这个决定，将让我后悔一辈子。

两天后，大德号轮船航行中失火，死亡者失踪者无数。
1931年12月《申报》关于大德号轮船焚毁的详细报道。
我想尽办法探听船上乘客的消息，没找到任何关于红毛的线索。
我是真的很想带他见见世面的。

小时候看武侠小说，一直有个疑问：大侠们天天杀人放火，怎么就没几个会被官府抓的，故事里几乎没见到过皇帝宰相什么的？
后来知道了，大侠们的江湖是「地下社会」，或叫「秘密社会」。
既然在地下，又很秘密，那做什么都该是背着人的，就连武林大会都躲树林子里开。
其实就违法的。
在我看来，这些地下社会的的形成，大部分是为了走到「地上」。从古代到民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从「地下」到了「地上」之后，一般都不会再认可「地下」了，哪怕自己还在以「地上」的身份做着「地下」的事情。
比如故事里周爷，他手捏文明棍儿，当然是个「地上」生活的人，但又明显是个「地下社会」的混混头子。
因为，他就是「地上」大人物搞「地下」活动的中介。不过，最后没搞好，让大人物一枪崩了。
我的结论是：真正地下的事儿，往往是地上的大人物在干，而想在地上过正经日子的人，常常被迫钻到地下活着。
什么地上地下的？你一定看晕了，以为我是个搅屎棍儿，其实我也很晕。
太多的事儿，我也只能瞎猜。
这就像你走在胡同里，路过一间四合院，两扇红门也不算大，你以为就是个四合院，但里面究竟是什么，你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