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家乡现在已经大变样了，水泥路直通每家每户，所有的瓦房老屋都变成了两三层的小洋楼，村中心的场院里建了红瓦凉亭，配有圆桌石凳，村口小河上的桥也被修得漂亮而有民族风情。还听说，像大城市那样的大道也修到村口，现在回家不用走老路，那么周折费劲。
这是几年来断断续续从母亲的电话里听到的，我却从无意于想象猜测它的面貌。直到五年后不得不回来，我怕找不到路，才努力从回忆里搜索那些听说来的信息。
我在市医院门口下了车，给母亲打电话，他们都在重症监护室，声音比前两天平稳很多。
已是晚上八点多，天已黑尽，我走进医院的大厅询问，导诊员扭着身子给我比划路线：从这里出去左转，看到一个三岔口，走最左边的下坡路，然后到一个小广场一样的地方，右拐，有一个楼，走到第二栋，上五楼！
我有些晕，脑子跟不上她左左右右的转，但还是道了谢出来。
路在嘴边！这是多年来的漂泊经验告诉我的。
但我刚左转的时候就遇到了出来接我的母亲和弟弟，我竟慌乱起来，又百感交集。弟弟长高了，看着高大而帅气，西裤、皮鞋、黑夹克外套。母亲却老了很多，干瘦又憔悴，崭新的衣服也没能为她增添光彩。
弟接过我的背包，一齐朝监ICU走，我们询问着各自关心的问题，用不停的说话来掩藏内心的五味杂陈——起码我是这样。
父亲在重症室已经三天了，但我并不很关心，要不是因为母亲苦苦哀求，我可能不会回来，家、故土，它们好像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想要逃离的地方。这个女人，用大半生让我们去恨这个男人，老来又求着我们宽恕他！如果人生真是一场戏，他们的恩怨，后半部分我早已不愿参与。
乘着电梯上了五楼，弟把我的包放在墙角码好，那里已经堆了所有病患家属大包小包的东西，高高的。
母亲说：“一天能进去看两回，上午十点半一次，下午四点半一次，一次只能在里面呆半小时，明天你进去看看他，昨天下病危通知，以为熬不过呢……亲戚朋友都来过了，就你还没来。”
“我刚接手一个项目，不是说走就走的，要交接。”
“嗯，只要还要爹就好，就怕你还是不回来。”
我猜想她这话里的感情是否纯粹，是否哀叹我们最后原谅了，或者得意自己的高明，可以左右我们恨，也可以左右我们原谅。
“刚好明天我回家去拿些东西过来，你跟我回去吧，认认路，村里大变样了，带你走一次，不然真不知道回家的路了。”母亲嘱咐我。
我答应了，不是为了知道回家的路，我只是好奇她念叨了那么多年的变化，到底是怎样的。
次日看过父亲后我们便出发了，母亲问我父亲的情形。不过是各种管子插得全身都是，岁月和这次意外将他变得干枯瘦小，如孩童般蜷缩在白色的薄被里。他睁开血红的双眼看我，似乎喃喃的说：“李页来了？”
我嗯了一句，竟没有半点想哭或哽咽的感觉，只是觉得看到了时间的力量和残忍。
我们出了市区，在公交站等车。母亲说村里新建了一个食用菌基地，土地除了被征去修成大道外，就大片的做了菌棚，只有极少数的还种着蔬菜庄稼。
“公交车现在直达村口！”她又说，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自豪，“农村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每年有好多老外来考察，你不要在外面了，回来嘛！”
“嗯，看上去是挺好的，这些花好看，”我看着车窗答非所问，窗外两旁的高山苍翠俏丽，青灰色的大道宽敞干净，偶尔有环卫工人行走或坐歇。两边的薰衣草也开得正热闹，空气里既有花语醉人，亦有草木青香，这是个深山里“大城”，起码第一眼看上去是这样，既有城市的气息，空气却又比大城市干净清洁。
可惜天气不好，阴沉的天色打压着花儿们的热情。
一个小时后我们在高大的基地拱门口下了车，朱漆的铁架上端横挂着“李家坎食用菌基地”几个镂空的方块字。宽大的沥青路两旁是红砖路面，每隔一段有一个掘好的方坑，准备种树用。
“走这里，”母亲说。我竟真成了外乡人，望着不远处山脚下的村庄——红瓦白墙的楼房排排错落，长长的河岸变成了长长的回廊，杨柳侍立，安静清雅如美人。
“那个就是你说的凉亭吗？”我指着场院里朱瓦翘角的一个镂空建筑问。
“嗯，是咯嘛，里面还有圆桌石凳，方便大家打牌。以前的场院一下雨就稀糟糟的，现在都铺成了水泥路，方便晒麦，也方便人家停车哦！现在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了小车，大道又通了嘛，开着就像城里人一样，有脸面。你也回来在周围找个事做，也买个车，有钱了再把房子都好好粉刷一下，咱家也好看了，当初说你们都不听，非要往外跑，反倒没有人家不读书的混得好。人人都笑我当初憨得很，不让你们读书就好了，免得跑那么远！”母亲跑题的本领总是这样强，又兀自念叨下去：“你说你们读个书到底有啥用？以前我拼了命的供你们读书，那么多人笑我，为了你们读书我跟你爸打了多少架，经常都是鼻青脸肿的。我就是憨，死认定读书好，管别人笑不笑。”她又话锋一转，说：“不过倒是自从你读大学后，寨子里读大学的也开始多了了，那年你爸打你那次还是有影响的。”母亲停住口等我回应，大概老是一个人说着没劲。
“哦，大家都喜欢读书了好。”我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合适，就胡乱说了一句。
“是咯嘛，不读书有啥出息呢，从你们开始，现在寨子里的本科生多得很咯，该到我笑他们了，都还笑我憨哩！我跟你干妈摆谈起来，都说后来的娃娃们该谢谢你。”
“谢我？谢我什么？”
“嗐！就是你爸打你那次啊，我们打架我跑了，他不准你读书，把你打得口鼻流血，还把你的书扔到河里，你到处是血的跳到河里捞书——你又憨，鞋也不穿，光着脚就往河里跳，河里那么多玻璃瓦片啊——全村人都看到的，后来谁不说他？当爹当成这样，也亏得你们还认他，他都不配！你当时怎么和他对打呢？又打不过！你当时说了什么话来着？”她好像要努力带我回忆过往。
“不记得了。”我说，但是往事已一幕幕在脑中回放。
那是个二月末的下午。
二月还不是温暖的季节，但是开学的季节，而对贫穷的我们来说，一年两次的开学季，就是家里最不平静的时候，我们的学费总是他们争吵的根源。父亲是不喜欢我们读书的，主要是这样会花钱。
记忆中第一次被父亲威胁，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因为学费的事他们争吵并大打出手，母亲跑出了，父亲于是藏起了我们的书包，逼迫我们将母亲找回来，否则不准读书。我只好带着弟弟坐了班车到外婆家所在的城市，我们可怜巴巴地到处找，终于将于心不忍的母亲找了回来。那年的学是上了，但却从此心内惶恐。
记忆里，自己从不曾放心，时刻担心属于自己的一切会在某一个他们争吵的瞬间灰飞烟灭。
第二次是初三，中考将近，父亲却早已托了人毕业就带我外出打工。15岁，是该为家里挣钱的时候了。母亲为此又跟父亲大吵，僵持不下的时候，他们问我的意愿，我说“如果中考成绩上300分，我就要读书，考不了就不读！”后来成绩出来，分数比预定的高了三十多分，排在学校成绩榜靠前的位置，于是理直气壮地继续上学。
当时有同学来约我一起上县城更好的学校，因为分数够，我心里激动一下很快又平静了，选择继续留在小镇，因为在小镇我的分数可以免一学期学费，而县城不行。
第三次与第二次紧邻。第二学期快开学的时候他们又开始争吵动手，母亲再次离家出走，父亲又拿出老招式来威胁，在桌上甩了路费赶我们出门。在他说出那句“找不回你妈不准读书”的话时，我心中所有的新仇旧怨都涌了起来，我要离开这个家，要离开这两个时刻让我感到不安的人！这是我当时全部的想法。
于是我开始收拾书本和简单的行李，脑子里筛选着可以投奔的同学。父亲看出了异样，愤怒地跑过来责问，我将积怨倾吐，告诉他我的怨恨和决定，我们大吵，他提着我捆好的书往屋外走，一扬手，书本散落，书页翻飞，从屋里到院子到河里，落了一路。我在那一刻发了疯，拽着他的衣服撕扯摇晃，大喊大叫，他转过身一巴掌扇过来，一股血腥直冲脑门，眼前金光四射，天旋地转，然后就是不知被他抓起了什么东西一棒一棒的捶打下来。
时间还是太久，中间的一些情节已经忘了，记得的是我终于推开他跑了出来，光着脚满身鲜血地跳进了河里。门口围满了人，弟弟站在角落里大哭。
我在那一年哭着请求母亲离婚，带我们离开，我和弟弟跟她。母亲当然没有答应，因为我还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母亲接着带我回忆，说：“你说，‘我现在打不过你，将来你等着！’”
是，这是原话，我当时满腔都是怨恨，在爆发的那一刻之前就有，在之后的很多年也不曾消失。
时光是残忍的轮回，它不一定让弱者变强，但一定会让所有自以为强大的人变得孱弱。当我在重症室看到父亲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这个。只是心中没有喜悦。
“他还拿这话说给别人听，在村里到处宣传，咦！他怎么好意思？不好说他的听听就走了，你幺伯听不得，说了他，他后来才不讲的，当爹当成那样，要哪个敬重他？别人又不是都跟我一样憨！”母亲还在接着说。
“人家谢我就谢这个？”我不想接她后面的话，选择性地接了之前的话反问。
“啊！后来谁家还敢不让娃娃上学，都说这个事，都成反面教材了！”
我不禁苦笑，心里空荡荡的，却不觉得骄傲。
走完沥青路是拐弯进村，接着的是不太干净的水泥路，黄泥和牛粪到处横陈，显得很违和。放眼望去，笔直的一条路都是这样，还有各种稻草垃圾。
“这条路怎么这么脏？”我问。
“又不是自家门口，哪个会来扫嘛？脏不是脏球它的。集体的东西，都是只管享受，你要是跑来扫了，人家还骂你是憨包！把你当仇敌！”
是了，农村的变化真大，起码基础设施上变得很大，但人心倒没怎么变。
“妈，这块田是不要了吗？其他的要么是被搭了棚子，要么也种菜了，它怎么还是荒着的？”我指着记忆中我家的田问。
“那哪是咱家的，连自家的土地都不认得了！那是曹家坎曹二毛家的，以前是寨子里李启新家的，后来拿给曹二毛了。李启新是哪个怕你都不记得了？”
“嗯，不记得了。”
“唉，有时候觉得我苦，摊上了你爸，可一想到人家，也算好的了。”
“怎么又说上这个！”我有些怕她又开始感怀抱怨。
“是呢嘛，说李启新你不知道，讲他讨了个疯子做老婆，把娃娃倒着背，你就认得了。”
我突然记起来，眼前闪过一双竖着的眼睛，冷冰冰的看我，很像小时候看过的一个恐怖片里的鬼孩，忍不住头皮发麻。
李启新家住在寨子的最西边，紧靠着山脚，是人们上地放牛的必经之路。他家有两个小瓦房和一个牛圈，院子还总是保持干净。
我一直好奇，之前他家应该还是不错的，只是到他就落没了，也没有其他亲人，就自己一个人住两栋房。村里人居然也没人议论。后来大概快60的时候，说是曹二毛给他找了个免费的老婆，除了神经不正常，其他都很好，又会下死力干活，最重要是不要钱。那疯女人还很听话，也没见像其他发疯的人那样脱光了乱跑乱跳的，常常背着个破背篓跟在男人后面，有时候笑嘻嘻的，有时候鼻青脸肿的挂着泪。但手里总是拿着吃的，一个大白萝卜或者像甘蔗一样的一截玉米杆，等等。他开始还说她好，只要有得吃，干活也勤快，也让他睡，到后来就嫌她吃得多了，便常常打，不知是谁提醒了一句，会不会是“带人”（怀孕的意思）了？都说“带了人”的女人嘴特馋，又吃得多。他带她去一查，果真“带了人”，他天天喜滋滋的，60岁还能当上爹，他总算没绝种。
后来那疯女人真给他添了个大胖姑娘。可能不是儿子的原因，极少看见他带，都是疯女人天天的背着，一直到大。有一次，估计是她自己把孩子绑到背上的，两只脚叉着朝上，脑袋朝下，走一步脸就在她屁股上打一下，孩子哭得不行，她也不管，村里人有看到的，告诉她要倒过来背，她也不管，直到闻讯赶来的男人大声呵斥，她才急急的要解开，却又被她在腰上打了死结，半天解不开，咿咿呀呀的只是叫唤。男人跑过去放下孩子，捏着铁拳一拳一拳的砸过去。看的人有劝不要打的，也有怂恿疯女人跑的，这下她倒听懂了，啊啊地哭着满村跑，男人更气，在后面使劲追打，背带不知道是绊着了谁的脚，拖着孩子在地上滚了两下，一个嫂子心疼了，过去抱起来，还在哇哇的哭，大家呵呵地看着，或驻足，或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之后疯女人再没把孩子背倒过了，可村里的大人小孩，无聊了都拿她打趣——哎！疯老婆，娃娃都背倒喽！头几次她还会回头看看，后来一有人说，她就咿咿呀呀的跳脚要打人，大家看她那样更高兴了，见到便要打趣她，再后来她不光跳脚，还要抓起石块泥巴或者沙子的真打，大人才少逗她，也喝令不准自家孩子去惹——被打死了要吃亏的，神经病打死人又不犯法！
再后来，孩子都五六岁了她还只管天天背，小孩的脚吊下来，一走路就打着她的脚弯。女人们看不下去，又说李启新，他又是打了几次才“戒”了疯女人老要背娃的毛病。也是一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看清楚他家姑娘的长相：头发乱糟糟的，枯黄又稀少，一双大大的丹凤眼像是要竖起来，倒是长得胖胖的，很壮实。也经常脏兮兮的。
有人仔细观察过她，神经不像她妈那样不正常，也会说话，也喜欢和村里的其他孩子玩。再一仔细观察，人们觉得不对了，这姑娘咋跟李启新一点都不像？倒有点像曹二毛！然后村里很快传开了，李启新可怜啊，被侄子带了绿帽子了，以为自己老来得女，没想到是替人家养，怪不得不要钱，怪不得曹二毛对他那么好，又是给讨老婆，又是给送粮食，农忙节还来帮忙干活。讨论到后来大家得了统一的意见：肯定是曹二毛那挨千刀的趁来帮他家干农活时下的手，不然时间上不对头。
人们不敢当着李启新讲，但是可以问疯女人，于是逮到疯女人不跟她男人在一起时便问她“晚上都和哪个睡过觉？”
旁边的人觉得问的人笨，晚上睡不只能跟李启新？要问她白天的时候和的哪个睡过，问的人都哈哈大笑。然后又问她和哪个睡得舒服。直到后来她又随手抓起东西要打人，大家才满足的离开。
他们有时候也逗他姑娘：“你妈妈是哪个呀？”
“疯老婆。”
“你爸爸是哪个呢？”
“李启新。”
“笨蛋，你爸爸是曹二毛，把你丢在这里了，你还不去找他，他家比李启新家好多了，去那里你还可以读书。”
小姑娘睁着大大的竖眼看着讲话人，终于低下头不说话了。
有一次他们逗得过了火，小姑娘哭着跑去找李启新，他拉着姑娘在村中心的场院里骂了半天。从此，他家姑娘也不再跟其他孩子玩了，经常像孤魂野鬼似的在村里到处飘荡。
那次事件之后，李启新倒是想到了应该送姑娘上学的事，找了曹二毛来商量，没几天真就送她上学去了。李启新又天天喜滋滋起来。可是没多久大家就发现他姑娘不喜欢上学，还是喜欢到处游荡，李启新又管不住，就随她了，只是天天起早贪黑的地里干活。
有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刚洗了头发，正在院子里拿着毛巾拍打头发，一抬头，看到她在河对岸看着我，眼睛里竟是冷漠和呆滞，我吓了一跳，赶紧回到屋里，想了一会，又觉得可能是看错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眼神，又怕自己的反应伤到她，赶紧跑出去想打个招呼，却见她已沿着河堤走了，时不时捡着路边的东西吃。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仍然觉得酸楚难受。
我找出几个红薯在窗台上放着，想等着她走回来的时候给她，可到了天黑也没见，我以为是她回来时我刚好不在院子，就跟母亲说起她的可怜来，母亲却说她已经死了！我吓了一跳，明明下午才看到的！又想起那双冷漠呆滞的眼，不禁背脊发凉，那我之前看到的是什么？
母亲说，天搽黑那会看到李启新急匆匆地在对面跑，就是去给她收尸的，是吃了人家拌了老鼠药的红薯粒死的。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却因为她死前看我的那一眼而常看到那双竖着的冷眼，每每恐惧而心生怜悯。
母亲提了一个鼓鼓的书包出来叫走，问我要不要拿什么东西。
当然没有，一个过客，会有什么是属于她的呢？
路过一个垃圾箱，母亲把一包黑色的东西扔过去。
“什么啊？”我本能地问。
“脏东西！那天你爸流了好多血，头朝下地栽下来，二楼呢！幸亏那天我回家及时，喊了几声没人应，进去一看，你爸就在那个楼梯上，动都不动了，血还一直淌，我抱了好多衣服来堵，又喊救命，才来了人帮忙送去医院抢救。要不是我啊，他就死了！从去医院到今天才回来，赶紧把它扔了，不干净！”
“那里太危险了，那么敞，找人来装个扶手，以后你们上下也安全。不过，平时自己上下都还是要注意点的。”我说。
路过那块荒田，我又问起曹二毛家是不是已经不要它了。
“离得远啊，而且又不大，现在人们也不靠种田吃饭了。”
“李启新怕是死了吧？”我问还在想着的问题。
“晓不得嘛，谁也没见着，可能早就死了，没死的话到现在就八九十了，在人家，干不了活了能让你活到那么老？他姑娘吃了耗子药拌的红薯死了之后，他整个人都垮了，60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姑娘，都六七岁了，又死了，谁受得了！他后来也没心思种地了，天天往死里打他的疯老婆，怪她没看好，后来疯老婆也打跑了，曹二毛就过来把他接走了，二毛就他这么一个叔，他不管谁管？二毛他爸死的时候还说对不起李启新，他这是替他爸还债呢！”
“怎么这么复杂！”
“唉，都说书里的复杂，电视里的复杂，其实哪有生活复杂！他家以前的事老一辈人才知道，他们都不说。”
我们到了公交站等车，许久不来，我再一次回头看向这个叫做家乡的村庄，也许我们的来去太过匆忙，居然都没遇到什么人，也也许新农村的人们比以前更忙了。贫穷落后折磨了多少人的身心，又演绎了多少苦难无奈的故事！时光飞逝，时代变迁，就让那些像故事一样的故事永远成为故事吧，新农村，希望一切都能是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