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参政改革

宋、辽两国澶渊之盟签约后，宋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收买了与辽暂时的和平。北宋的统治也开始日益巩固，国家管理逐渐完善，社会经济日趋繁荣，进入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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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赵恒在位后期，由于他沉溺于封禅之事，大兴土木，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致使社会矛盾加深。晚年的宋真宗身体愈来愈差，常常犯迷糊涂，估计和如今的老年痴呆差不多。1022年三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乾兴元年，宋真宗赵恒驾崩，年五十五岁。他的第六子12岁的赵祯即位，即宋仁宗。

宋王朝到了第四代皇帝仁宗时代，社会各种矛盾都开始显现出来，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对这种社会局面十分的担忧，并纷纷上表提出建议，以挽救北宋王朝面临的这种危机。今天我们就以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范仲淹为例，说说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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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出生在南方一个败落的地主家庭。2岁父亲去世，留下他与母亲谢氏孤儿寡母，家景十分贫寒。为了维持生活，谢氏带儿改嫁到了朱家。朱家生活也不富裕，范仲淹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上不起学，他就寄读于醴泉寺中，靠稀饭咸菜维持生活。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广泛地阅读了各种儒家经典，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志向。正是由于青少年时期的这段生活，使他深深地了解和体会到北宋下层人民的苦难和要求。后来，他中了进士，就几次上书，议论时政。由于他刚直不畏强权，上书反对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势力，却被吕夷简以“迂阔无能，务名无实”为借口，向皇帝回答了皇帝对范仲淹的垂询。遭到了宋仁宗赵祯皇帝的讨厌。不久，范仲淹被贬到睦州（浙江淳安）。一年以后，又迁向苏州做了州府。

集贤校理（集贤院下属文职散官）余靖上表为范仲淹叫屈，指责宋仁宗名为集贤纳谏进言，实则屡驱上表言事的贤良忠臣。宋仁宗大怒，就把余靖贬到筠州（四川宜宾筠连县）管酒税（酒税是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太子中允尹洙与范仲淹是师友，见同志之人屡遭贬官指责，就出言冲撞吕夷简，吕夷简恼羞成怒，也把他贬到郢州（湖北武昌）管酒税。

欧阳修修书给司谏（负责监督并提意见的官员）高若纳，指责他不能替忠臣鸣冤，实在是不知世间羞耻为何物。高若纳大怒，上表皇帝，并把他的信一同呈上。宋仁宗大怒，就把欧阳修贬为夷陵（湖北宜昌）县令。同时被贬的还有许多名气之人，如苏舜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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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离朝之际，朝中大臣许多怕被牵连，惹火烧身，不敢前去送行，只有李纮、王质去送。有人讥笑他们不识时务，可二人却以此为荣，为有范仲淹这样的朋友，值得。这次朋党之议，牵连着100多人，吕夷简还请求皇上同意把这100多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警戒百官。结果，这种每县每州都有的石碑不但没有让他们遗臭万年，却流芳百世。

后来，范仲淹被派到西北边疆防守西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欧阳修等大臣的推荐下，1043年，范仲淹被提为参政知事（副宰相）。这一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二年，他针对当前的吏治情况向宋仁宗提出了10项政治改革方案，包括考核官吏；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主要是针对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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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进行的这些改革措施，因为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所以称之为“庆历新政”。这些措施，相对于当时的政治来说，不能不说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但由于这些措施严惩了部分官员，得罪了当权的保守派和许多有权势的人，因而受到了这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合起来，诬陷范仲淹结党营私，危害朝廷，甚至捏造他要造反，废黜皇帝等，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满，找了个借口，把范仲淹贬出京城，再次调往边疆。

范仲淹虽然贬出朝廷，但他仍然没有消沉下去。仍在牵挂着朝廷。他一方面痛恨那些误国误民的奸佞小人，一方面却担忧着北宋统治的种种危机。

庆历六年（1046），他应好友滕子京的邀请，游览了闻名天下的岳阳楼。面对碧波万顷，景色秀美的洞庭山水，他想的却是大宋江山的安危，于是，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忧国忧民，一心为国思想的具体体现。他用话勉励朋友，也勉励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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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范仲淹之后，苏轼也多次上书，提出许多改革措施，但都失败了。但他们这种为民分忧，敢于打破旧事陈规积极改革的精神和胆识，一直激励着后世一代代的改革家。他们的经验和尝试，为北宋后来的另一位著名的大改革家王安石的变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