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西方文学十五讲》前面”——徐葆耕

这种通病和痼疾的病源在于，以为文科教学仅传授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和观点，而不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精神、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依归。青年学生对新事物是最敏感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教材对他们而言，仅是考试时争取分数的工具。真要获取知识时，他们所读的是另一些书。教材是给学生提供某种固定的知识框架，还是着力启迪智慧和增强素质？

                                                                               ——————《西方文学十五讲》

注：原文无题，乃是《西方文学十五讲》这本书的前言。题目为因意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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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学十五讲》这门课开讲之前，我愿意先讲一讲一些“题外话”，把自己开这门课、写着本教材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交代一下。

龚自珍云：“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我从懂事的时候起，老师和媒体就教导我怎么做人和怎么做事。我从中学习人生的规范，知道了许多应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的道理，我的生命进入了一个被社会常规所限定的轨道。但是，每当夜晚，我孤独一个人躺在床上眺望星斗或在夜半突然醒来时，常感到胸中有一股莫名的浪潮在涌动，它弥漫了我的整个身心，将我淹没在悲伤和痛苦的海洋之中，甚至涕泪满襟，但我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悲伤和痛苦。少年的我就被分成了两半：白天的我和黑夜的我。我为此感到恐惧，觉得自己是一个分裂的人，“很坏的”人。一直到我开始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时，我方才领悟，我的属于黑夜的那一半，并不稀奇，在人类的历史上早已有许多人体验过并且艺术地表现在他们所写的作品当中。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多数受儒家“文以载道”的影响，强调教诲，希图教给人该怎样做和不该怎样做，这无疑是有益的。但与之具来的缺憾是表现人性的丰富性方面受到限制。冯友兰借助孔子的话说，中国文化是山，西方文化是水。在西方文学中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生有如河流般的活泼性与易逝性。西方文学认为，裸露的灵魂是美丽的。它告诉我们我们灵魂中有光明与黑暗，并把人类已经积累的痛苦的摸索展现给我们。中国的文化经典是宝贵的，它给我们以做人的钢筋铁骨和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这并不够。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进入商品化时代较西方晚，有关商品时代人的心灵知识及艺术的开展相对贫乏。一个希望全面认识自己的人，不仅应该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应该了解西方的文学。西方的文学，不仅是西方人心灵的历史，它同样是我们灵魂的历史。西方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展现了远比宇宙更为广阔、更为深邃、更为神秘的心灵世界，那时另外一种美，另外一种境界。我们从中可以找到自己。它能够负载着我们的生命之舟到达意欲到达的任何心灵的深渊或天堂。

中国儒家传统讲究“修辞立其诚”。这个“诚”是忠诚于天，忠诚于君，忠诚于自己的人生信条。西方人也讲“诚”，更多的是强调坦诚、真诚和诚实。基督教造就了西方的忏悔传统，这一传统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无所畏惧地探求心灵的真实。中国儒家有一个与此相对立的教导，叫“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其间自然包含着倡导者的一方苦心，但是，至少在文学上，这种主张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即阻碍了向心灵底蕴的掘进。

人总是忍受不了太多的真实。人喜欢在自欺的玫瑰色氛围中生活。于是，在我们的周围就有了太多的怯懦者和两面派。他们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大言不惭，而内心却掩藏着一片污浊。有人认为，污浊的东西不宜扩散，因此，说话、写文章都只说正面话。这是导致文学肤浅、虚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从鲁迅起有所改变，但是，鲁迅的传统并没有被广大的学者与作家接受，至今虚饰在中国的文学中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使得学习西方文学更多了一层必要性。我们应该借助于西方文学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不致拘囿在矫饰的框架之中，甚至沦为两面派和伪君子。

西方文学也有它虚伪，特别是在它的流行文化和一部分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媚俗正在成为西方文学日益泛滥的潮流，这是商业化大潮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恶果。但是，在西方，总有一些有良心的学着不甘于媚俗，他们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那样，做着徒然的、不懈的努力；他们生活在地狱之中，却总是在寻找着光亮，努力扩展非地狱的因素。

我坚信，追求真实与完美是人类的天性。在是与非，美与丑的较量中，人们会经历无数的曲折河堕落，最终走向理想中的天堂。如果不让青年人充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社会与人，他们就只会在贫乏中变得猥琐，在苍白中变得脆弱，最终沦为庸人。

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网络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披露一切，是一切企图掩盖人类丑处的企图落空。惟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什么是美和丑以及怎样欣赏美和摈弃丑，才有可能让青年一代从容思考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

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拒绝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们在挣钱与花钱的轮回中消磨自己宝贵的生命，文化艺术只是他们花钱买乐儿的一部分。我们无权指责他们，这是一种选择的自由。但是，作为大学生，未来的知识精英，应该从这个轮回中跳出来，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人。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国家都在复兴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用以对抗西方（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不可抵抗的潮流。但是，我们终究已经进入现代化的时代，自己的传统并不是万应灵药，其间有许多本来就是糟粕，还有的业已过时。20世纪我们在对待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上走过的弯路不该忘记。不考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不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民族文化的复兴”只是一句可笑的空话，或比空话还要糟。

我从1982年起，在清华大学为理工科学生开设西方文学选修课，至今凡20年，除处境教学以外，从未间断。清华有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的传统，自1992年以来，这门课有9年被列为校级一类课，现在又是校级百门精品课之一。作为这门课的教材，我于1990年出版了《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先后印行三版，除正版外，还有缩编本；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图文本。此次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撰写的《西方文学十五讲》，是根据今年讲课录音整理的口语化教材，其中有我在讲课中的一些最新的探索和研究心得，希望对渴望充实自己的大学生和一切青年文学爱好者有所助益。

《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初版时，曾受到“对现实主义的解释不符合恩格斯的提法”、“不符合教材通例”的指责，但也有一些师长和同行对该书中的某些新意予以肯定，其中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温儒敏教授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他不只是对该书给予了精彩的阐释，而且提出了一种极有远见的观点，即教材应该允许不同风格的存在，允许教室的个性表现，允许“各式各样”的教材。教材是必须体现确定的教学要求和规范的，这是它同学术专著之间的差别。但是，因此而把教材写的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已成为现今教材建设的通病和痼疾。这种通病和痼疾的病源在于，以为文科教学仅传授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和观点，而不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精神、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依归。青年学生对新事物是最敏感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教材对他们而言，仅是考试时争取分数的工具。真要获取知识时，他们所读的是另一些书。教材是给学生提供某种固定的知识框架，还是着力启迪智慧和增强素质？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令我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温儒敏教授正在把他“各式各样”的教材的想法变成一个相当宏伟的现实。由他担任执行主编的《名叫通识讲座书系》会在教材编写上实现重大突破，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本人有机会参与其中，也是深感荣幸的。我常对学生说，我不想做“导师”，只想做“导游”。历史是无情的，许多被视为经典的教材体系正在栋折榱崩，惟有经过深思获得的真知才会永存。

徐葆耕

2002年11月1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