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不在真空里。
与很多对歌颂青春的文艺作品不同，冯氏贺岁片《芳华》祭出了一场非典型的青春：一个特殊年代，一个特殊群体，在那里，青春忽然就变得具体起来，朝气动人，却又惊悚离乱。
影片讲述的故事开始于七十年代，军队，以权力的等级结构和道德文化的一致性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是最主流的价值观，最强大的制度安排，也是这群青春的文工团员最重要的命运舞台。
刘峰：人格面具下那张脸
刘峰的大戏就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场了。
电影一开场，镜头里的刘峰有一张刚毅而阳光的脸。
年轻的文工团舞蹈演员，业务能力突出，而且还肯专研肯吃苦，心灵手巧，靠自学就能修理名牌手表。更难得的是，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煮破皮的饺子、从北京给大家背回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主动给结婚的同事打沙发，是个公认的“活雷锋”。
这一切都让他成为制度机器上一颗再好不过的螺丝钉：好用而忠诚。而制度也一次次地给了他奖励，奖品奖状装满了一大箱子，还有军政大学的进修名额。
不过制度的认可，和民间的感受有时并不是一回事儿。
大家对刘峰的态度，只不过是需要一个能给自己帮忙的人，绝不是在乎。尽管刘峰受领导器重，和大家相处看起来也算是其乐融融，但大家也经常明里暗里拿他开玩笑，有什么难事都会来上一句“找刘峰”，隐隐透露着一种疏离与隔阂。
这种疏离与隔阂，一部分来自于帮助别人的人，其实很难让别人真正喜欢。相比帮助自己的人，人们更喜欢自己帮助过的人。这是出于人类合理化自身行为的基本需要。为了合理化自己对别人的帮助行为是好的，是高尚的，人们需要连带地合理化自己帮助的对象也是好的，是高尚的。这种合理化会让人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帮助对象。而刘峰永远奉献，永不索取，这样做的客观效果便是众人对这种奉献习以为常，用不着对他施以反向的帮助，而这恰恰剥夺了自己被别人喜欢的机会。
这种疏离与隔阂，还来自于对制度认可的不认可。政治高压和制度约束会导致高度的驯服，但也会导致高度的逆反。文工团里的众人，正值青春叛逆期，但凡制度认可的东西，他们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些排斥和怀疑，而这种怀疑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表达出来，所以怀疑一个被制度认可的个体刘峰，倒是成了一个极好的宣泄。
还有，刘峰好，却又太好了。有句台词说：“他太好了，好得缺乏人性。在我眼里，人总得有点儿人性，有点儿人的臭德性。”
对于这样一个无条件、非功利的好人，人们始终无法摆脱一种隐隐的怀疑：这个带着人格面具表演“活雷锋”的人，究竟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
刘峰终于露出了破绽。
“浓情千万缕，丝丝为了你”，在为林丁丁煮挂面、自学修名表、挑破脚上水泡等特别“帮助”之后，终于有一个晚上，刘峰在邓丽君酥软情歌的拨弄下，情不自禁地自我放纵了一次。
一段表白，一次拥抱，仅此而已。但在当时的社会意识里，在军队小人物的生存环境里，刘峰这一次放纵却无异于飞蛾扑火，一把燃尽了所有。
“活雷锋”的面具终于撕下来了，露出了真面目。
然而，真面目却比面具还要美好。那是一张年轻帅气的脸，上面写满了青春，以及再普通不过的，青春的欲望。
这欲望不过是一种最原始自然的爱情冲动，它与人的好坏及身份地位根本没有关联。圣人的爱情千古传唱，土匪的爱情也可以让人荡气回肠。然而，刘峰的爱情却一下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好人的人设一旦崩塌，就连流氓都不如。
背景黑暗的审问室里，浅淡的黄光映照出一张因为不平和愤怒微微变形的脸。刘峰还是那个刘峰。面对几个审问员的诱导、威胁和殴打，面对林丁丁的落井下石，他依然不屈，决不承认莫须有的指控。
制度奖励的，不过是一颗好用的螺丝钉，而不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螺丝一旦有了当人的小心思，就可以马上报废和更换。
“翻手为繁华，覆手为苍凉。”对制度无比忠诚的刘峰，最后成了从制度机器替换下来的一块废料，挺着抗洪救灾时被砸伤的腰，被发配到了伐木连和越战前线上，在那里，他续写着对制度的无比忠诚。
有一场戏，是刘峰冒着枪林弹雨，为救一个滑入沼泽的战友，不幸右胳膊中枪。记得当时刘峰的脸上满是淤泥、炮灰和血痕，并因为痛苦而微微皱缩着，但在血肉横飞、生死未卜的大幕下，依然是那么的刚毅而坚定，仿佛在用尽全力诉说着：善不是面具，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生而为人，理当如此。
何小萍：满身是伤，却不知向谁讨还
这部戏看哭了很多人，其中很多眼泪是流给何小萍的。
何小萍像是一个文工团版的祥林嫂，“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很多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她身上。
但我私下认为，她最值得人心疼的地方，不在悲剧的没完没了上，而在于受了那么多罪，却始终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具体的罪魁祸首。从肉体到灵魂，无处不是伤，却不知向谁讨还。
有些恶，注定无解。
自从六岁开始，她就没有见到过生父，别人的父亲平反了，而她的父亲却死在了劳改农场，谁又能拿政治和霉运出气？
生母改嫁后，她在新家里受尽了继父和兄弟姐妹的欺负，导致了她严重的心灵创伤和社交障碍，所以总是带着一副畏首畏尾、如若惊弓之鸟的样子，在一群高干子弟堆里显得格外扎眼，这让她很快成为众人眼中的笑话和欺负的对象。那是一个霸凌者的同盟，施暴者是每一个人，谁都不用负责，谁都不是讨债的对象。
最后何小萍被发配到了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战地护士，每天经历着各种生与死。她救死扶伤立了功，成了英雄，却因为情绪极差太大而精神失常。不在受欺凌的时候疯，却在受褒奖的时候疯，错位的不幸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一声叹息，而不是另一次欺压。
何小萍最扎心的不幸，发生在一次文工团慰问演出时，她装病拒绝出演《草原女骑兵》。
为了获得这样一次上场的机会，她天天刻苦训练，但永远是B角，永远上不了场。直到那一天，女A角排练时摔伤了膝盖，组织这才仓促让她去救场。
但何小萍拒绝了。多年来战友的欺凌、组织的排斥，好人刘峰的遭遇，让她对集体彻底死了心。在直接拒绝无效的情况下，佯装生病拒绝出演。
装病拒演让她和组织彻底对立了起来。深谙组织套路的政委不动声色地，用软性的精神高压让何小萍完成了演出，随后马上实施了处罚。
这一次，何小萍遭遇的是制度机器。作为一个饱受伤害的人，她因为长期的集体欺凌，导致了对制度的怨恨和死心，但这一切都存在于她的个人思维里，制度并不知道。制度有自己的思维。
制度思维容不下对一个豆蔻少女天真不成熟的网开一面，也读不懂一个被组织伤害的个体对组织近乎本能的愤恨。在制度思维里，何小萍作为一个军人，一个文工团舞蹈演员，却装病拒绝履行组织安排的演出任务，所以理应受到组织的处罚。
制度机器之伤一样无处可讨。
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政委一本正经地宣布了何小萍要离开文工团，调入野战医院的决定。大雪纷飞，众人缄默。何小萍面无表情，只有萧穗子脸上掠过一丝惊愕，却又飞速消失。
在这静默里，久久回荡着一个渺小的个体与高速运转的庞大制度机器碰撞时，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文/邵信芳）
（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