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明州亚太理事：美国种族主义时代已翻篇？都是幻觉
种族主义问题造成的全面社会冲突是“美国梦”共识终结的标志之一。全球化、自动化加剧了阶层分裂、执法不公、贫富分化，但移民和有色人种却被当作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图/Flickr
文 | 《财经》记者 王晓枫
编辑 | 郝洲
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是美国中西部大都会城市，以多元文化著称。这里不仅是自由派政治偶像、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故乡，也是人均拥有财富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之一。
明尼阿波利斯市是明尼苏达州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与毗邻的首府圣保罗市合称明州“双城” （Twin Cities）。大双城地区人口有300多万，占全州的60％。明尼阿波利斯市拥有活跃的艺术、公共广播以及商业和慈善团体，也是明尼苏达大学主校区所在地。以多元著称的该市议会由12名民主党人和1名绿党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两名跨性别者，也都是黑人。长期以来，为纪念奴隶制的终结，明尼阿波利斯每年都在6月举办大规模的社区庆祝活动和游行。1867年建市后的100多年以来，明尼阿波利斯一直吸引着来自德国、北欧、非洲与东亚的移民和难民在这里安居乐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派城市，近日因为一起警察过度执法杀死黑人事件在全美掀起大规模抗议示威，个别地区甚至出现骚乱。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接到有人涉嫌使用20元假钞的报警后，逮捕嫌疑人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Derek Chauvin）用膝盖压在其颈部长达8分46秒，致弗洛伊德当场死亡。
这起案件在全美很多城市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和骚乱，并让种族主义这一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明尼阿波利斯市享有进步派声誉，但这里的警方却被指进行种族主义执法。该市警察主要由白人组成，几十年来一直被指有种族主义行为，但有不良记录的警察很少受到惩戒。
王昶是美国明州和纽约州执业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兼职教授
“美国警察针对有色人种的选择性执法和暴力执法是美国种族问题的一个缩影。”现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王昶律师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王昶是美国明州和纽约州执业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兼职教授。作为金理德律师事务所（Kingsfield LawOffice）的合伙人，他先后被明尼苏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劳瑞·吉迪亚（Lorie Gildea）和明尼苏达州长蒂姆·沃兹 （Tim Walz）任命为明尼苏达州法律继续教育理事和明尼苏达州亚太理事，负责法律教育和少数族裔事务。
在他看来，虽然明尼阿波利斯市主流价值观是自由多元的，但该市警察局折射出种族主义仍在美国社会中有深厚土壤。自从特朗普上台后，白人至上主义者占据话语权，进一步促使种族主义复活。
自2015年以来有关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数据显示，相对于人口比例，在所有被警察击毙的人中，黑人的比例过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估计，黑人占总人口12％。然而，从2015年到2019年，在所有情况下被警察击毙的人中，黑人占了26.4％。
今年初Ipsos和美国媒体展开的联合民调显示，美国黑人对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65％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是美国黑人生活的黑暗时期。大多数黑人认为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特朗普让美国种族矛盾更加恶化，而美国白人不理解他们所经受的歧视。盖洛普民调也指出，黑人和白人种族关系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只有40％的黑人认为种族关系良好。
鉴于此，王昶认为，奥巴马政府曾给外界一个印象：美国开始进入后种族问题（post-racial）时代，种族歧视成为历史。但近年来的一系列种族矛盾恶化事件说明了这种想法只是幻觉，种族主义至今仍然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结束种族主义政策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于1964年签署，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种族主义依然根植于很多人思想中，三K党也并未成为历史。
《财经》：目前明尼阿波利斯市情况如何，骚乱爆发以来您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
王昶：弗洛伊德去世后，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区南城开始，全市和全州出现大规模和平抗议和示威。个别夜晚出现了抢劫和纵火事件，但骚乱仅限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几条特定街区。即便在情势最严重的那一两个晚上，对全市全州百姓生活也基本没有影响。最近几天，大双城地区采取了宵禁，国民卫队进驻，明州局势已经平息，民众自发地上街清理街道和救助受损店铺。另一方面，疫情背景下，个别骚乱也是对居家令和保持社交距离所导致的压抑的一种宣泄。
《财经》：白人警察肖万用膝盖压住黑人弗洛伊德导致其死亡，这种执法方式是否正当？
王昶：弗洛伊德死于“颈绞式控制”（neckrestraint），这一执法手段被法律界广泛质疑，因为会导致窒息猝死，但在明尼阿波利斯被允许用于执法。虽然极其危险，但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据全国广播公司NBC统计，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在五年内使用颈绞式控制手段造成44人失去过意识，其中60％是黑人。最新尸检报告已明确表示弗洛伊德的去世原因为窒息。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已经激起公愤，明尼苏达大学系统和明尼阿波利斯市公立中小学系统已经终止与警察局的所有合同。明尼苏达州人权部已经起诉市警局涉嫌违反《明尼苏达州人权法》。州长和市长誓言全面整顿警局，彻底纠正歧视性执法行为。
《财经》：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以多元自由著称的城市，为何警方如此具有种族主义色彩？
王昶：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执法文化记录不良。该市警察工会主席鲍勃·克罗尔（Bob Kroll）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一贯赞成过度使用警力。他曾在支持特朗普的集会上盛赞特朗普结束了奥巴马政府对警察的“束缚和压迫”。同时他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2007年一项诉讼称，克罗尔摩托车夹克上有“白色力量”（whitepower）的补丁，歧视有色警察，他还在工会兜售“警察支持特朗普”（Cops for Trump）的T恤衫。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给警察松绑的政策也有助于歧视性执法和暴力执法趋势，2017年，特朗普在纽约长岛向警方发表演讲时，鼓励警察把嫌犯的头往警车上撞，在场的警官们都赞同（并且）狂笑。2018年12月，特朗普还终止了奥巴马时期改革警察部门的努力，废弃了联邦司法部培训和矫正州执法质量的项目。特朗普公开地支持警察过度使用警力，得到这种支持，某些警察选择与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和对有色人种的无情漠视站在一起。
《财经》：不仅是警方，有美国媒体认为，明尼苏达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你如何看待？
王昶：明州政治气氛基本开明，文化包容度不亚于两岸，但也有“明尼苏达式友善”（Minnesota Nice）虚伪蒙昧的一面。历史上，1862年白人定居者与本土美利坚人之间爆发达科他战争（US-Dakota War），白人政府随后在曼凯托（Mankato）屠杀了38位战败的本土领袖，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处决；明州文化历史的单质性也提供了某种合适的土壤，出产过为数不少的奇葩级的宗教狂和政治恶棍。
但最近的骚乱不是明尼苏达州常态，这是一个浅蓝州，这里的政府被称为“贤人政治”（meritocracy），州政府基本上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管理。明尼阿波利斯市拥有大量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该市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警察杀死黑人后迅速激发和平抗议。
明尼苏达州政府和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采取了快速反应机制：惨案发生一天后，四名涉事警察就被开除。市长雅各布·弗雷（JacobFrey）在电视上质问应该负责刑事起诉的亨内平郡地检官：“为什么杀死乔治·弗洛伊德的人还不在监狱里？”州长沃兹、副州长佩吉·弗莱娜淦（Peggy Flanagan）、总检察长基思·埃利森（Keith Ellison）以及双城两位市长每天都召开记者会，向公众随时通报消息。总检察长接手“明尼苏达州诉肖万案”后，把案件从郡地检升级到州司法部。6月3日总检察长宣布追加肖万的刑事罪名，并逮捕、起诉其他三名在案发现场的警察都涛（Tou Thao）、托马斯·雷恩（Thomas Lane）和J·亚历山大·昆恩（J Alexander Kueng）。
《财经》：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自由派主导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更不用说南方一些州，2011年CNN发布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有近四成的南部白人更加同情南部邦联，而不是北方联邦。为什么种族主义至今一直在美国存在？
王昶：种族歧视一直存在，种族主义不可能彻底消失。虽然在法律上，所有人种都享受宪法平等保护和正当权利，但现实中，美国全国已经没有政治和文化上的共识。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是主流，但南方落后州、中西部腹地甚至大城市远郊地区，从来都是种族主义者和极端宗教的地盘。特朗普现象是对民权运动和奥巴马政府政治遗产的一次大反动，是种族主义者、极端右翼政治、反移民势力、极端福音教派、拥枪派、三K党、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兵以及邦联残余组成的松散联盟的成功夺权。
具体到现在的全国骚乱，明尼苏达州州长和总检察长已经表示，发现州外甚至境外的白人至上团体混入和平示威，趁火打劫，嫁祸于民权运动。各州已经陆续发现Boogaloo极右组织在煽动暴力行为，打砸抢烧。Boogaloo组织是一个松散组织的美国极右极端主义运动。该组织认为，他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美国内战做准备。特朗普的口号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深深触动了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的“MakeAmerica White Again”（让美国再次成为白人主导）的梦想，渴望通过坚持极右理念政府和民间暴力，驱逐移民，彻底压制有色人种，让美国重回内战前以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WASPs，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人称“黄蜂”）为主的宗教社会。
《财经》：很多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总统将种族主义带回白宫，为什么种族主义能够在此时卷土重来？
王昶：种族问题是理解当代美国政治的起点也是终点。奥巴马总统在任八年，让人有一种幻觉，即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心理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曾经谈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用做好事为之后做坏事找 “借口”，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 “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即当人们最初以一种道德的方式行事时，他们后来更有可能表现出不道德或其他有问题的行为。奥巴马在任八年，白人种族主义积压了很多暴力的怒火。奥巴马卸任后，这种情绪大规模反弹，一发不可收拾。各种极端势力通过特朗普政府来实现自己多年来积压的仇恨和政治图谋：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平权、反科学、反堕胎、反环保、反禁枪等等。
种族主义问题造成的全面社会冲突是“美国梦”共识终结的标志之一。美国没有国教、没有单一族群、没有皇室贵族，美国凝聚国族认同就是通过宪法至上的宏大叙事，秉持法治精神，尊崇平等保护、正当程序、自由、多元等基本价值观，促成多种族融合和国家认同。但这个宏大叙事已经失效了，全球化、自动化加剧了阶层分裂、执法不公、贫富分化，但移民和有色人种却被当作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思想家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指出，美国梦时代实际上在特朗普现象之前就结束了。特朗普不是病源，只是病征。
《财经》：近年来最备受关注的种族主义矛盾就是黑人被白人警察过度执法致死，每次都引发大规模骚乱，例如2016年的夏洛特骚乱。为什么黑人更容易被警察过度执法？
王昶：坦白地讲，从认知心理学上来看，我们所有人都会有歧视他人的倾向，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在美国，这种歧视经常落在有色人种身上。执法偏向因此一直存在，如果白人未按照停车标识停车，白人可能只会被警察口头警告；但如果是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很可能会被要求下车搜身检查，警察会认为这不仅是交通违章，而是可能隐藏了其他犯罪行为。
近年来发生太多警察滥用暴力致死黑人事件，引发黑人民权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 Matters）。运动通过举行和平示威抗议警察滥用警力和其他种族歧视问题。自2016年8月以来，一些美国知名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前奏国歌时单膝跪地，象征性抗议警察的暴行和种族主义。
除了Black Live Matters，反法西斯运动Antifa也兴起。反法西斯运动认可一定程度暴力，特朗普扬言要界定其为恐怖组织，但法律上他无法这么做，因为第一，反法西斯运动没有组织和机构，是全国性的民权运动的一方面；第二，美国联邦法律上不能界定本国组织为恐怖组织。Antifa和Black Live Matters代表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两个方向，前者继承马尔科姆X（Malcolm X）留下来的激烈抗争传统，后者则继承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非暴力不合作传统。
《财经》：涉案警察肖万最初被以三级谋杀起诉，后又追加二级谋杀罪，这些起诉罪名是否合适？为什么不能用一级谋杀起诉该警察？
王昶：5月29日，明尼阿波利斯市所在的亨内平郡地检官起诉肖万的罪名是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6月3日，明尼苏达总检察长埃利森对肖万追加了非故意二级谋杀罪，保留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
刑法主要是州法，在明尼苏达州法下：非故意二级谋杀罪的犯罪要件是“在进行或者试图进行其他重罪活动过程中非故意致他人死亡，或者在违反保护令过程中非故意致他人死亡” （unintentional killing while committing or trying to commit certain felonies and certain acts in violation of an order for protection）。三级谋杀针对的是“并无致人死亡的意图”（without intent to effect the death of any person），但“采取具有显著危险性的行为，且主观动机恶劣，漠视他人生命安全”（perpetrating an act eminently dangerous to others and evincing a depraved mind, without regard for human life）导致他人死亡的情形。至于指控二级过失杀人罪，检方只需证明肖万行为“严重过失，该人造成不合理的风险，并有意识地冒着造成他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危险进行行为”（culpable negligence whereby the person creates an unreasonable risk, and consciously takes chances of causing death or great bodily harm to another）。非故意二级谋杀罪最高刑期40年；三级谋杀罪最高刑期25年，平均刑期12.5年；二级过失杀人罪最高刑期10年，平均刑期4年，并可追加最高2万美元罚金。
其他三名涉案警察被指控“协助和教唆非故意二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aiding and abetting second-degree unintentional murder and aiding and abetting 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
一级谋杀必须是事先预谋（premeditated）的有意杀人，死者弗洛伊德和被控警察肖万确有多年交集，但目前检方手中证据不足以证明肖万有预谋。然而，当被告是警察时，警察享有的有限豁免权（Qualified Immunity）使法律偏向警察。公众委托警察使用武力甚至致命武力来保护公众安全，所以只有当警察行为明显超出公共权力范围时，才判他们有罪，特别是考虑到在紧张、不确定和迅速变化情况下，警察经常被迫在瞬间对武力行为作出判断，因此很难追究警察责任。警察的有限豁免权成为对警察滥用警力追责的主要法律障碍。
《财经》：虽然被起诉二级谋杀，但过往案例显示，美国警察过度执法很少被定罪，特别是白人警察杀死黑人的案例，为什么警察在美国如此难定罪？
王昶：过去15年发生多起警察杀人事件，但只有5起案件中，警察被定罪。例如，2019年索马里裔黑人警察穆罕穆德 · 诺尔（Mohamed Noor）在明尼苏达州射杀一名白人女性，被判犯有三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但二级谋杀罪不成立。但白人警察杀死黑人嫌犯被成功刑事定罪，在明尼苏达还没有前例。
在美国给警察定罪很难，要面临重重司法障碍。不仅是州层面，在联邦层面定罪更难，如果警察涉嫌侵犯民权 （civil rights violation），联邦检察官必须证明警官有明确意图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以及证明这名警官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非法的，并依然选择这样做。在调查阶段，警察和其他公职人员有权享有 “加里蒂权利”（Garrity Rights），反对强迫自认犯罪。如果一名警官被要求写一份报告或向内部调查人员提供一份声明，作为他继续受雇的条件，则该声明被认为是政府强迫的，不得在审判中使用。联邦法律也是倾向于保护警察的执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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