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徐宪平纵论“新基建”
近日，在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举办的“新基建：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高端对话活动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详细解读了我国的“新基建”策略。
什么是“新基建”？
徐宪平归纳了8个关键词，分别是基础网络、基础数据、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基础平台、基础应用、基础标准以及基础安全。
基础网络是万物互联的高速通道，以5G为核心，包含网络设备、传输设备、无线基站等，再加上卫星网络，构成“天地空”一体化的网络。
“新基建”就是要推动5G的规模建网和固定宽带网络的建设，大大推动垂直行业的应用。
2019年中国发放了4张5G牌照，到当年年底就部署完成了13万个5G基站，2020年预计会增至63万个，2021年、2022年分别会增至100万和122万个，2025年5G基站规模会增至489万个。
徐宪平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4G网络和光纤网络，4G用户规模达12.8亿，光纤用户规模有4.2亿。
徐宪平
“华为预测，到2020年底，中国5G基站规模在全球的占比将达到50%以上，中国5G用户数量也将占到全球70%以上。”
基础数据是智能计算的重要资源，需要投资建设数据存储的载体、大数据中心、分布式数据中心等。此外，也要考虑将非结构化的数据转化成为数据存储，为计算、分析和应用服务。这就要研究建立数据开放、共享、应用和保护等机制，促进数据合理的流动和交易。
基础硬件是网络连接算力、算法的核心，主要涉及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材料、新型显示器件等技术和产品。
基础软件则是数字技术的基础、网络安全的重要环节，但中国目前在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数据库软件等领域都存在很大的短板。
基础平台是指一系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包括战略综合类平台、科技研究类平台、技术创新类平台、基础支撑类平台等。徐宪平强调，这些基础平台应该面向未来、瞄准世界前沿，着眼于解决制约当前发展的重大的瓶颈问题。
基础应用的内涵比较广泛，包括5G、AI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
徐宪平表示，过去中国个人互联网发展得非常好，接下来要大力推进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带动区域协同、精细化发展，以及交通、能源、水利、物流、市政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同时推动各个领域数字化经济和智能化社会的发展。
“中国电子商务应用发展非常好，2019年达到了34.8万亿规模。”徐宪平说，“云计算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广阔，2019年是市场规模是590亿，预计2025年将达到7960亿，年均增速在37%左右。”
基础标准涵盖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更新升级全过程各个环节的标准，它既是硬规矩也是软实力，中国正在致力于达成国内统一标准，同时推动国内标准走向国际，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最后，基础安全是数据管理、网络治理的可靠保障，既包括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也包括软硬件的安全。
据徐宪平介绍，2019年全球公开披露的高等级持续性威胁报告接近600篇，这些网络攻击主要针对政府、金融、防务、零售等行业，地域上以中国、美国、韩国、中东为主，危害非常大。
新基建的6个特征
徐宪平总结了“新基建”的6个特点，即技术迭代、软硬兼备、数字驱动、协调迎合、平台聚力、价值赋能。
技术迭代是指“新基建”需要不断的迭代升级，所以需要坚持开放、互联模式，从而确保新基建投资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保持更久的生命力。
软硬兼备是相对传统基建而言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投资硬件，包括公路、铁路、航空设施等，而“新基建”中也涵盖了数据、软件和应用、标准等，可以说是软硬兼备。
数字驱动是指经济驱动的模式，过去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如今则强调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数据驱动，即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进而带动物质流、人才流、资金流等。
协调迎合是指“新基建”以感知、计算、应用为主，需要线上与线下、互联网与物联网、数字化和智能化协同融合。
平台聚力是指互联网拥有强大的聚集能力，促进了各种平台型企业、平台型经济的快速崛起。徐宪平表示，国内电子商务、搜索引擎、工业互联网和云计算等平台都产生了很多强大的头部企业。
价值赋能是指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水平，特别是提高工业、农业、交通、能源、医疗、教育等垂直行业的能力和效率，为这些行业赋予了更多的价值。
“新基建”的出发点
徐宪平表示，中国之所以推进“新基建”，就是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高生产力，所以“新基建”有应急的价值，但并不是单纯的应急之策，它实际上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
徐宪平
"传统基础设施发展空间有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需求、有潜力，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有效措施。“
徐宪平还认为，未来数字化服务、数字化运营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应用价值也会越来越高，从而能够激发更多的经济活力，释放更多的消费和投资动力。
当然，“新基建”也存在不少困难，主要是关键技术和产品，包括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光刻机、刻蚀机等。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徐宪平认为对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不足有很大的关联。
客观地说，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增加很快，2019年研发投入达到了21737亿元，在GDP中的占比为2.19%，比2018年的2.18%略有提升，虽然低于日本的3.44%和韩国的6.07%，但是与美国的2.83%、英国的1.88%相比非常接近。
不过从基础研究的角度来看，研发投入中仅有5.6%用于基础研究，而美国这个比例为18.6%，日本22.14%、法国22.74%、韩国25.77%。
徐宪平表示，没有高水平、高强度的基础研究投入，就难以产生原创性的、颠覆性的科技成果，难以形成自主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
此外，徐宪平还认为中国需要确立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以企业为主体来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可以让企业在研发方向、技术路线、成果转化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因此徐宪平建议，未来中国需要围绕企业来优化创新环境，配置创新资源，推进教育改革、人才培养。
“新基建”的政策引导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政府主导，“新基建”则是以市场化、企业化运作为主，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其投资主体、投资模式呈现多元化。
不过“新基建”在各行各业的孵化、应用需要过程，所以尽管是市场运作、市场主导，但是政府还是需要通过一些政策来加以引导。
徐宪平认为，在政府政策引导上，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一
一是要加强规划导向和配套政策，不能一哄而起；
二
二是应该用好开放性、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像当年开发银行支持基础产业、基础工业和支柱产业一样，通过金融手段来支持“新基建”以及财政政策的定向引导；
三
三是要让资产流动起来，允许基础设施资产、不动产能够变现；
四
四是国有企业要承担起科技攻关责任，包括基础网络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
五
五是要放宽门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开发多种多样的应用场景；
六
六是需要土地资源管理部门提供大力支持，比如布设基站存在选址难的问题，站址资源的审批、共享等需要政府开通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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