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文/PIXIU
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火烧云》，节选自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文章写的很美，也很令人向往。从此，我便记住了萧红和《呼兰河传》这两个名字，暗下决心，等长大了一定要读读这本书。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我也没有做到。后来，到哈尔滨上学，知道了萧红的故居就在城外的呼兰县，却同样没去参观体验过。
直到几年前的一个夏天，这个愿望才实现。不单读了小说，还去了萧红故居。当时，几乎是怀着一种读过书后的激动与感慨去的。
一年前的冬天，窗外飘着雪，我再次拿起了《呼兰河传》。一边重读，一边细品，心里越发想去看看冬天的呼兰河了。为什么？因为想寻着冰天雪地之下昔日呼兰河的影子，去重温萧红笔下的那些童年旧事。于是，冒着严寒，又去了一趟。
其实，不光是这一冬一夏两次去，常常在梦里，我已经不知去过多少次了。呼兰河边那个小镇、那个张家大院子，还有那满是蝴蝶、蚂蚱的后园子，让人回味无穷。后园的瓜藤爬上了墙头，爬满了窗；老胡家的门前，跳大神的在驱魔赶鬼，吹吹打打，与小团圆媳妇（童养媳）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冬天的磨房里，雾气蒸腾，王家的大女儿－胡歪嘴子的女人，还有他们的孩子，虽遭人唾弃却并不在乎，因为人家自有人家的欢乐。小说里描绘的这些景象历历在目，仿佛完全让人走了进去。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去过呼兰河好多次的。
我喜欢萧红的故乡，喜欢她笔下的小镇里曾经发生过的种种故事，更喜欢她那独特而富有韵律的文风。在小说里，怀念祖父的一章是最为精彩的。下面，让我们试着缩减整理出来，先作欣赏，然后再展开讨论。
（一）我和祖父
呼兰河这个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她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啃了，果树于是死了。
祖父整天在后花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花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拨草，我就拨草。祖父在前面种小白菜，我就跟在后面，把下了种子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有的菜籽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被踢飞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锄头，祖父就把锄头杆拨掉，让我单拿着那“头”来铲地。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不认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野草一起铲掉，把狗尾草当谷穗留着。
祖父发现了，就问：“这是什么呀？”
我说：“谷子。”
他把草摘下来又问：“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是的。”
他大笑起来。我不服气，跑回屋子拿来一个谷穗。于是，祖父慢慢讲了起来：“仔细瞅瞅，一样吗？谷子是有芒针的，而狗尾草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像狗的尾巴。”
他虽然教我，我也并不细看，不过马马虎虎地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大黄瓜，就跑过去摘黄瓜吃。黄瓜没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快，哪里会追得上？
采了一个黄灿灿的倭瓜花心，不一会儿蔫了，不美不香了。捉了一个大绿蚂蚱，用线绑上玩。不一会儿，发现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蚂蚱腿，而蚂蚱不见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着浇，只是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用力往天上扬水，大喊“下雨啦，下雨啦……”
后园就是我童年的乐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玩累了，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祖父就是我的同伴。我走不动的时候，他就抱着我；我走动了，他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每天，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我很不喜欢我的祖母。记得三岁的时候，别人把我一放到祖母的炕边上，我就不假思索地跑到窗子那儿，伸出手把那透着花窗棂的白纸窗捅了几个洞。若不加制止，就必须挨着排的捅，一个一个捅破；若有人招呼我，就加速抢着多捅几个才住手。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就嘭嘭地破了。因此，破的越多，自己越高兴。祖母来追的时候，我又拍手又跳脚，越发得意了。
有一天，祖母拿了一个大针头在窗外边等着。我刚一伸出手捅，就叫了起来，她用针刺了我的手指。所以，我记住了，我不喜欢她。
祖父一天到晚是自由自在地闲着的，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除外，祖母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由祖父来擦的。每当祖父去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觉得祖父不能领我到后园里玩了，另一方面是他常常因此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的不干净，因为祖母有洁癖。她骂得时候，常常连我也骂上，不知为什么。
我拉着祖父往外走，一边说：“我们到后园里去吧。”
也许，这正是祖母骂我的原因。她骂祖父是“死脑瓜骨”，骂我是“小死脑瓜骨。”
一到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绝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害怕什么呢？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祖母去世那天，家里来了好多亲戚，还有些比我大几岁的小亲戚。他们带着我第一次出了院子，到了街上，到了南河沿边。从此，我知道，除了家里的后园之外，世界上还有更大的地方。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不是看那街上的行人车马，而是心里边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
祖母死后，我就跟着祖父学诗。他说：“少小离家老大回。”我也说：“少小离家老大回。”
他说：“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也说：“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学了几十首诗之后，祖父开始讲了。他说：“诗的意思是讲，小的时候离家到外边，老了回来了。家乡的口音还没有改变，可胡子白了，没人能认识了，小孩子们见了就说，你这白胡子老头，是从哪来的？”
我问祖父:“长大了，我也要离家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会认识我了吗？
祖父一听就笑了：“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
祖父说完了，看我很害怕、不高兴，又赶快说：“孩子，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够离家……”
然而，我离家了，19岁那年离开了家。祖父不知道，因为祖父在前一年死了。
我好象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二）萧红和萧红体
第一次读《呼兰河传》时，便感到萧红是特别的。读她的文字，仿佛不是在读一位年轻女作家的作品，而是在和一位历过千山万水、看透人生百态的老者智者对话和交流。同时，感觉极有鲁迅文章的味道，语言不艰涩也不华丽，全是直白自然的流淌，而且句与句之间满是复调式的低吟，很怀旧，很洒脱，也很伤感。
这部小说是萧红29岁发表的。令人吃惊的是，她年纪轻轻，怎么能写出这么浑厚老练的文字？她对生活的感悟与理解，具有一般人无法领略的高度和深度，似乎与她的年龄并不相配！
有人说，《呼兰河传》不像一部小说，更像是散文，里面没有系统的人物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却把一幅栩栩如生的北方风土画呈现给了我们。为什么？公认的观点是，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文风别具一格。具体而言，“她把传统文学中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从而获得了一种稚拙浑朴之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因此，后人把这种文体，盛赞为“萧红体”，意味着别人是学习和模仿不了的、独树一帜的。这就是萧红特别的地方。
谈到“萧红体”，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的，就是萧红不幸的一生。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颠沛流离、身无定所、几度婚姻、并不幸福。更加准确地说是，有理想，有才气，不甘平庸，却在31岁的如花盛年早早离开尘世，这何其不是造物主的过错与悲哀！关于这一点，网上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在此，我们只愿简单归纳如下：
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萧红出生于哈尔滨市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张家大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萧红是她的笔名。
她8岁丧母，父亲续娶。父亲性格暴戾，继母冷淡，她从小很孤独，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时，萧红18岁。此后，她对家庭已没有什么感情和留恋。
19岁初中毕业后，她不顾家庭反对，毅然离家出走，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读高中。寒假返回呼兰县，被软禁在家中，后再度出逃，从此在外流浪。
萧红的爱情和婚姻几度失败。少年时，曾被家里包办婚姻，祖父去世后，父亲逼她成亲，她选择了逃离。20岁，再次逃婚来到哈尔滨后，无依无靠，迫于生存不得不与未婚夫汪恩甲（家里定的娃娃亲）在宾馆同居，怀孕临产前，汪恩甲不辞而别。孩子生下不久，后夭折。22岁时，遇到萧军，开启了快乐的爱情之旅。后二人因抗日义演而受到迫害，逃离哈尔滨，转辗青岛，抵上海，结识了鲁迅，成为左翼作家。3年后，双方在感情上出现裂痕。据说，萧军性格粗暴，又有了外遇，萧红只身东渡日本散心。听说鲁迅逝世后，回国。鲁迅是萧红的老师，又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这是她的文风闪现着鲁迅文字格调的主要原因。在鲁迅的帮助下，24岁时，作品《生死场》出版，顿时在文坛上引起巨大轰动，萧红一举成名。
抗战爆发后，萧红和萧军又从上海到武汉，在萧红27岁那年，萧红最终向萧军提出分手，不久在武汉与端木蕻良结婚。1940年，夫妇二人移居香港。同年，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发表。30岁时，萧红发现䍜患肺结核。31岁时，日军占领香港。在战火中，萧红病情加重，因庸医误诊，手术错动了喉管，致使萧红不能饮食，此时丈夫端木蕻良又抛弃了她。1942年1月香港沦陷，1月22日，萧红孤身在香港病逝，享年31岁。
临终前，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病逝后，骨灰被分成了两份。一份埋在香港浅水湾的山坡上，实现她“身后要能看到大海”的遗愿。因战事混乱，另一份被秘密葬在圣士提反女校的土崖下。新中国成立后，后一份骨灰无法找到，前一份于1957年移居到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得到重新安葬。
萧红的一生是短暂的、穷困的、奔波流离的、更是让世人哀痛的。虽英年早逝，但她在中国文坛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她的骨子里拥有一种抗争精神和平等女权意识，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之一。与张爱玲（享年75岁）、庐隐（享年36岁）、石平梅（享年26岁）比起来，萧红是四大才女中命运最悲苦的一位。
她从19岁离家出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读萧红的小说，我们会感到，她对家乡是无比怀念的。她童年生活过的张家大院，如今已被辟为萧红故居，离哈尔滨市区25公里。始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故居旁边为萧红博物馆。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体”最成熟完美的体现，有诗韵、有散文味，却属于小说的别体。格调不温不火，一吟三叹，读来犹如细浪叠起一般很有意蕴，更像长诗一样充满了对人生和社会的诸多思考。这就是萧红文字的最大特色和贡献。对此，作家茅盾总结的最为形象：《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除了前面介绍的回忆祖父的章节，我还十分喜欢小团圆媳妇儿、冯歪嘴子和放河灯的故事。字里行间，浸透着萧红对祖父的怀念，对家园和人生的回望，对社会的深深的思考。这种怀念是深切的，回望是凄婉寂寞的，而思考却是让人惊叹流泪的。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萧红叛逆的一生是不齿的、存疑的。其实，好好地去品味和欣赏作家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比其他任何争论都要更有意义。
接下来，让我们再根据小说整理改写出另外两篇短文，以欣赏领略“萧红体”的独特风采和艺术成就。
（三）冯歪嘴子
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冯歪嘴子打着梆子，半夜半夜地打，一夜一夜地打。冬天还稍微好一点，夏天就更打得厉害。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夏天，倭瓜秧，西葫芦，或者黄瓜秧爬满了墙头。因此，那磨房的窗子就全被蒙住了。冯歪嘴子喊我要黄瓜，我就摘了黄瓜来。他扒开满窗的叶子，从一个小缝里伸出手来，把黄瓜拿了进去。
他和祖父谈话，说拉磨的小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瘸的。冯歪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有时候，祖父走远了，离开园子回屋了，他不知道。我还听到冯歪嘴子说：“老太爷，今年没下乡看看哪！”
但老厨子就不然了。他和冯歪嘴子谈天谈到一半，故意溜掉了。冯歪嘴子独自说了一大篇话，还在大声地说着：“西公园来了跑马戏的，我没空去看，你去看过吗，老王？”
有二伯和冯歪嘴子谈话，从来没有偷着溜掉的。两人彼此说完了话，有二伯让冯歪嘴子出磨房来，到后园里走走；冯歪嘴子让有二伯从后园里出来，到磨房坐坐。谈完了，冯歪嘴子的梆子照旧打起来。
秋天，新鲜的黏米下来了，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卖黏糕。他看见我爬在墙头上，就问着：“要吃一片吗？”
我不说吃，也不说不吃，只是若无其事地待在那里。冯歪嘴子把车子停了下来，切好一片黏糕送给我吃。每次看到我，总是切一片黏糕下来。
一到冬天，他差不多天天推着单轮车，出去卖黏糕。祖父最喜欢吃这黏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
有一次，母亲让我去买黏糕。那天，冯歪嘴子不在屋，磨房里的蒸汽实在是大，看不见人。我掀开磨房后面的一个布帘，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孩，唉哟，竟还躺着一个女人。她吓了我一跳。这个女人正是我们同院住着的老王家的大女儿，我们都叫她王大姐。真奇怪，怎么是她呢？
那屋里冷的让人打颤，小驴子在旁边吃草，窗户的大洞透着青天，面盆里的水已经结冰。瓦盆被冻裂了，像小冰山似的冻得鼓鼓的。耗子一边跑着，一边还吱吱喳喳地叫着。
我开门就跑了，回到家里，火炉正烧得通红，一进门就热气扑脸。我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祖父。祖父说，冯歪嘴子的磨房在零度以下。我问，到底在零下多少度？祖父说，大概零下七八度吧。我想，这不和室外的温度一样吗？
冯歪嘴子的东家是王四掌柜子，很快王四掌柜子和他太太到了磨房，骂着：“破了风水了，我这碾房，岂是你那不干不净的野老婆住的地方。青龙白虎也是女人可以冲的吗？冯歪嘴子，从此我不发财，我就跟你算帐；你是什么东西，你还算个人吗？你不要脸，你若有脸还能把个野老婆弄到大面上来，弄到人的眼皮子下边来……你赶快给我滚蛋！”
冯歪嘴子来到我家。“老太爷，我摊了点事……我……我成家啦！请您帮忙，现在她们就在磨房里，没有地方住。”
祖父马上答应，让他搬到磨房南头那个装草的房子里住。那孩子哭声很大，好象不是刚刚出生的。我看到王大姐把孩子用草盖起来，放到了炕上。其实，也看不见什么炕，地上是草、炕上也是草，草捆子都堆得顶到房梁上了。
那孩子也就在草中偎了个窝，我越看越觉得好像小孩睡在喜鹊窝了似的。
以前，这老王家的大女儿经常到井边打水，比她父亲打得快多了，三绕两绕就是一桶。别人都说：“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的好手！”
她那辫子梳的才光呢，红辫根，绿辫梢，干干净净，又加上一朵马蛇菜花戴在髻角上，非常好看。老厨子说，她大头大眼，长得怪好的。有二伯说，她膀大腰圆的，带点福相。我母亲说，我没有这么大的儿子，若有就娶她，这姑娘真响亮！
同院住的老周家三奶奶说：“哟哟，这姑娘真是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你多大啦？”
王大姐总是说：“二十了。”
“二十了，可得给说个媒了。也不知道谁家会有这么大的福气！”
隔院的杨家老太太说：“这姑娘的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
如今，左邻右舍知道冯歪嘴子有了女人，有了孩子，就说：“这王大姑娘，一看就不是一个好东西。她说话声音那么大，哪有姑娘家家的，大说大讲的。还有那大辫子，像个啥。”
有二伯说，好好的一个姑娘，看上了一个磨房的磨倌，介是个啥年头！（有二伯总是把这说成介）她不要那穿绸穿缎的，却看上个灰秃秃的磨倌。冯歪嘴子长得一身穷骨头穷肉。真是武大郎玩鸟，啥人玩啥鸟！
老厨子说，男人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扛工似的。
西院的杨家老太太听风也来了。“前些日子，那姑姑忽然不见了，她妈说上她姥姥家去了。一去，就去这么久不回来，我就有点觉警儿。你看她那双眼多么大，我早就说过，这姑娘好不了。”
祖父是什么也不说的，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听的样子。
谣言的发源地就在离我家也不过50步远的草房里。有人看到冯歪嘴子的炕头上有一段绳子，于是传说他要上吊。有人晓得冯歪嘴子从街上买回一把菜刀来，于是就大放冯歪嘴子要自刎的空气。
然而，冯歪嘴子没有上吊，没有自刎，还是好好地活着。
过了一年，他的孩子长大了。冯歪嘴子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他去参加红白喜事，桌上的肉丸子是舍不得吃的。等散席之后，用手帕包着肉丸子，带回家给儿子吃。
他的儿子，也和普通的小孩一样，七个月出牙，八个月会爬，一年会走，两年会跑。
又过了两三年，冯歪嘴子的第二个孩子又要出生了。可那王大姐却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苍白。冯歪嘴子说，过后多吃几个鸡蛋，好好养养身子就好起来了。
他家是快乐的。窗子上新挂了一幅窗帘，买了二斤新棉花，好几尺花洋布，买了二三十个上好的鸡蛋。二三十个鸡蛋用小筐装着，挂在二梁上。每一开门开窗，那小筐就在高处游荡着。
冯歪嘴子照旧地拉磨，王大姐就剪裁花洋布，做成小小的衣裳。
七月一过去，乌鸦就来了。其实，七月里乌鸦已经来了，不过没有八月那样多就是了。
乌鸦是黄昏，或者黎明的时候才飞过的。不知道它们从什么地方来，飞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一大群遮天蔽瓦的，吵着叫着，好像一大片云似的从远处来了。来到头上，不一会儿又过去了。听说，那些乌鸦是经过呼兰河南岸那柳条林的，去到那柳条林里做什么？大人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终究是没人知道的。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么凄凉的夜？
第二天早晨，乌鸦正飞过的时候，就给冯歪嘴子的女人送殡了。她是产后死的，扔下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另一个刚生下来。传说这样的女人死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是要成为游魂的。
冯歪嘴子的女人一死，人们觉得冯歪嘴子这下完了。
可是，冯歪嘴子并未像旁观者眼中那样地绝望。他不知道人们都在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也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好像对活着还是很有把握一样似的。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来回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冯歪嘴子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反而镇定了下来。于是，他照常活在世上，照常地负着他的那份责任。
很快，那个大的孩子拉着小驴到井边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一笑，那小白牙就露了出来。
（四）梦中的家园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至于那磨坊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甚么？”
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著是为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
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寒凉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想退去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或者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就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他们过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是凡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未来的他们也不怎样积极的希望着。只是一天一天的、平板的、无怨无尤的在他们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之中生活着。
在家乡，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晚饭一过，那火烧云就上来了。如今，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儿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都不能想象了。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