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是其一生的重大事件。他自述“三十而立”，即三十岁时立定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对天下一些重大事情的看法，积极投入政治活动。由三十到七十三岁去世的四十多年中，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占去三分之一时间。再以孔子与各国君主接触，宣传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说，又是联系最广、影响面最大的一段时间。为此，对孔子的这段历史有必要仔细辨析。对此略抒浅见于此。
1、周游列国的原因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五十五岁的孔子，抛弃鲁国三公之一——大司寇的高位，带领弟子们到鲁国之外周游。为什么?应有四个原因：
一为“送女乐”事件。在此前不久的夹谷之会上，齐国要用武力摄服鲁国，当时身为相礼的孔子，用周礼作武器，拙败了齐国的企图，在国内威信大增，齐国为此忧虑，于是齐景公采纳黎鋇的建议，向鲁国送去八十名娇艳的舞女和一百二十匹身披着锦绣的马，陈列到鲁国稷门外。孔子知道鲁君如果收下便会骄奢淫佚，不理政事，坚决反对收下。执政大夫季桓子却主张收下，鲁定公碍于面子，不好马上说收，却以巡视为名，到稷门看了三次，后来收下了。孔子愤怒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认为这样一来舞女腐蚀国君，当政的“小人”进谗言，鲁国政治不会清明，自己的理想不能推行，故而离开。
二为“失膰”事。孔子要马上离去，弟子们说鲁国就要祭天了，按照旧制国君祭天时的膰肉，要在祭后分给大臣。弟子们请他再等几天，说如果送来膰肉，说明国君还器重您。孔子为此等了三天，也未见人送祭肉来，便知道鲁国国君对自己失去了信任，才决定离开。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
三因孔子主持隳三都的事件。当年季桓子的家臣阳虎在鲁国叛乱，孔子态度明朗地反对阳虎，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桓子认为孔子和自己政治观点一致，便请鲁君任命他为中都宰。孔子治理中都一年，成绩突出，又不断擢升为司空、大司寇。孔子一旦大权在握，便开展了维护鲁君利益、削弱大夫势力的“隳三都”活动。他先向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说：依照周礼，“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三家的家臣分别占据三地，城池大，势力大，严重威胁到三家的利益。以此为由出兵拆除了叔孙氏的郈城，在对季孙氏费城的攻击中，遭到强烈抵抗后，才勉强拆除。当要拆到孟孙氏的郕城时，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坚决反对，孟孙氏回味自己的家臣公敛处父对自己忠心耿耿，并未威胁到自己，原来孔子拆郕城的矛头是对着自己。郕城没攻下来，三家却醒悟过来，三家大夫意识到孔子隳三都的主要目的是削弱来三家大夫的力量，孔子和自己并不是一家，所以在鲁君面前屡进谗言，把孔子挤走了。
四是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走。孔子一直怀着仁政德治的治国理想，几年前在中都小试锋芒，取得成功，加强了信心。当上大司寇后，在夹谷之会上为“相”时，取得成功，更信心勃勃，才敢于触动三家大夫，展开了隳三都的活动。一旦被排挤，认识到鲁国非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之地，于是另辟蹊径，另找出路，到别国试试。他认为凭着自己的本领和威望，不信干不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便决心带着弟子们到鲁国之外发展。这便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原因。
2、周游列国的目的和结果
人们提起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往往重视“周游”二字，即到各国游历，其实不然。孔子及其弟子一行，十几年来在外面的活动，不是去游历(今日习称旅游)，不是去游山玩水，不是到处观景。也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级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考察团，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政治集团。一个以孔子为首，带领一批弟子到各国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到某一国家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各国的活动，都是一些政治活动。
孔子远大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达到世界“大同”。其近期目标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认为现实社会应该和鲁国大夫专权的现实不一样，“政不在大夫”。他十分自负地说：如果有人用自己的主张，几个月就可使这个国家变样，三年就能大见成效。当子贡向他问起一块美玉是藏起来好，还是找个识货的主卖出去好时，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实际上孔子在各国的一些活动都是在推销自己。为了从政，他带领弟子们由北方跑到南方，由这国跑到那国，为了达到从政的目的，他不惜面见社会上反响不好的卫国南子，甚至连背叛晋国的佛肸对他召唤，他也“欲往”。尽管他相信自己“不缁”、“不璘”;有信心改变坏人，不与坏人同流合污，打算用各种不同的手法争取坏人，改造坏人。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各国施展，这就是孔子率领的这一政治集团到处周游的目的。
尽管孔子一行栖栖遑遑，到处寻找从政治国的机会，却一直未能如愿。原因何在?这涉及到对孔子此人的基本估价问题。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各国的奴隶主政权岌岌可危。奴隶主们为了生存和延续统治，敲骨吸髓地对广大奴隶剥削压榨。其实，剥削压迫越甚，奴隶们反抗越厉害，各国奴隶制的统治越不稳。孔子，这位出身奴隶主家庭，一生忠君尊王，即忠心奴隶主服务的奴隶制思想家、奴隶主的代言人，想的却比各国奴隶主更深些，更远些，但却不切合实际。他认为如果奴隶主对奴隶放宽剥削，让他们吃饱穿暖，如果承认奴隶们的人格，不任意役使、买卖、杀戮、殉葬，奴隶们就不会反抗了。奴隶制就可延续了。于是他所到各国均宣传仁政、德治，大量举出先王宽民、爱民的例子，对违背礼制的人鞭挞、斥责。他认为这一剂良药，足可治奴隶制衰亡的顽症。殊不知惯于残酷奴役奴隶的奴隶主本性不改，人家不用他。他反对的那些争权者——各国大夫，正是各地反对奴隶制的力量，更对他不客气。所以孔子所到之处，大多是国君以礼相待，但不用他的主张。像宋国司马桓魋那样的人，与他的主张本来敌对，当然对他更不能容了。这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不被任用的主要原因。
3、孔子周游列国的收获
在孔子率领弟子们十几年的周游列国中，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十几年来对外活动也有不少收获。
其一，孔子及其弟子们十几年，到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通过到各国与各阶层人们广泛接触，实地了解到各国的民情、国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少作用。学界一般认为孔子早年重礼，晚年重仁，就与其周游列国、广泛调查有关。六岁便“陈俎豆，设礼容”的孔子，早年习礼有成，曾被誉为鲁国最懂礼仪的人。孟僖子临死前对儿子说：因为自己对周礼不熟悉，难以担当大任，“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孟僖子临死前托孤让两个儿子向孔子习礼，此后不久，孔子率弟子南宫适等到周都洛邑观礼乐。他多次强调礼乐治国，认为礼是最大的事。经周游列国，到处了解些国情民情后，其思想则逐渐向仁德方面转变。如孔子归国后，季康子向他问增加田赋的事，他不回答，就是心中反对。冉求帮助季氏聚敛，他大发雷霆，“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路问君子，孔子接连回答“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对郑国的子产，更赞扬其“养民也惠，使民也义”的好思想，好作为。这些主张大都是在周游游列国时，多次实际见到民间疾苦的反映。
社会调查还包括了解各国的国情。从各国的历史、到各国的现状。从这些具体实例中吸取经验，汲取教训。在他对各国历史人物及当时人物的评价中体现出他的思想。如卫灵公虽本事不大，道德不高，但用了几位贤才就能保住“不丧”。陈湣公对他的主张比较支持，但孔子考虑到陈国国小民贫，又介于大国之间，不敢在陈国有所作为等等。
第二个收获就是周游列国中又收了一些弟子，在现实中对弟子们教育，与弟子们交谈中，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
另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到处播撒仁德思想、惠及各地民众、从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孔夫子名扬各国，甚至有人把他奉为惊醒世人的木铎。
作为孔子一生中重大事件的周游列国，并没白白浪费了十几年，而是有了一些实地接触、考察社会的机会。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对这位文化巨人的铸造，显然起着重要作用。
4、周游列国的路线
关于周游列国的路线，多年来人们依据司马迁的记载，似乎已经定型，其实许多地方还有商榷的余地。
(1)司马迁的主张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利用太史公的优越条件加上自己超人的努力，写出了史学名著《史记》。把孔子当作诸侯卿相一样对待，写出《孔子世家》。这篇文章分两部分，前面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孔子的生平，后面部分对孔子的事迹进行了重点补充。
1984年匡亚明教授著《孔子评传》时，把“孔子生平”两章交给我写。写出初稿后，我依照《史记》画出了“孔子周游列国图”。2003年地图出版社出版我的《孔子历史地图集》中，又收入书中，这便是目前流行的“孔子周游列国”图。
“孔子周游列国”图的依据是《史记·孔子世家》中提供的线索。即孔子一行由鲁国出发，西行先到卫国。在卫国到了匡、蒲，又折回卫国，然后西行渡黄河，未成，折回后南下曹国，到宋国。宋人伐木后，西行郑国，离开郑国东南去陈国。离陈经上蔡到楚国的负函。回来时，由负函北回陈国，再北行到仪，遇仪封人，再北上蒲，赞扬对仲由“治蒲三善”。然后回到卫国，被季康子接回鲁国。
(2)周游列国路线图的疑窦
据有人统计，记述孔子生平的年谱、年表等不下170种之多，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的人，据我所知，也有好几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曲阜文管会项春生走过一次，摄影后办展览。日本学者井上靖走过，为了写《孔子》。九十年代大陆与台湾记者、学者走过一次，两岸作了报道。辽宁孟宪彬走过一次，写出《孔子周游列国志》。上海钱钧华走过一次，写出报告文学著作《跟孔子周游列国》。他们走过一遍，各有成果。历史上汉代王充，清代崔述及现代学者钱穆，对周游列路线都曾提出过不少怀疑。曲阜师大陈东教授近年来对路线问题，曾提出许多质疑，对人也很有启发。
人们通过司马迁等人的记载，知道孔子一生曾三度出国。第一次是收下孟懿子、南宫敬叔两名贵族弟子后，请求鲁昭公给了车马，西行到洛邑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观周明堂，这次出国时间很短。第二次因鲁国季孙氏斗鸡事件，赶走鲁昭公，孔子尾随至齐，约二、三年的时间。此两次均在孔子三十多岁时。第三次是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即所谓“周游列国十四年”。《吕氏春秋》曾夸大其词地说“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司马迁《孔子世家》中则只记他们到过卫(包括匡、蒲)、曹、宋、郑、陈、楚六国，不像《吕氏春秋》说的声势那么浩大。具体说来，有下面一些疑窦。
第一，十四年中，孔子是否回过鲁国?
《左传》记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年)“春，邾隐公来朝”，与鲁定公收授玉器时，各不依正式礼仪。子贡说他们“皆有死亡”。果然过了两个月，鲁定公死去，孔子说：“赐不幸言而中”。孔子不在鲁国能知道这么具体?能果断地下这么肯定的结论?《国语·鲁语下》载：“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查《左传》卷五十七，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携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三月，越及吴平”。此哀公元年是公元前495年，这一资料证明孔子此时尚在鲁国仍有大夫之职。依传统说法，此时孔子已出国两年。
孔子是被迫出国的，走以前恋恋不舍，“迟迟我行”，吟诗明志，对故国留恋之情溢于言表。况且妻、子都在鲁国，有些弟子(如颜路、曾点)等在鲁国也有些影响。走以前他并没与当权者当面冲突，俗话说大家都没撕破脸。当他们在外走投无路时，不是不可能回去的。
还有一点，孔子回国前三年，妻子并官氏死去。依照一般的规矩，他儿子孔鲤应及时向父亲报丧，孔子应及时赶回去。《说苑·正谏》中讲了一个故事：丘吾子因为外出亲亡，未及时回去，是一大错，并为此自刎。孔子还说“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于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当然这是个寓言，但却说明孔子许多弟子跟随他长期在外，为了不违背“父母在，不远游”的精神。亲丧应该回去。弟子们如此，并官氏死去，孔子却不回家奔丧，如何讲得通呢?
第二，孔子几去齐国?
在孔子三次出国的第二次，去了齐国。这时的事迹有：齐景公问政，孔子一次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次答“政在节财”。还有在齐闻韶，齐景公欲授尼谿之田，晏婴反对等等。这时孔子三十六、七岁，公元前516年。但又一则材料却无法解释。《论语·微子》记：“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齐景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47—490年，共五十八年。堂堂一个大国之君对三十七岁尚未出仕的孔子(孔子五十多岁才任中都宰)不可能以季、孟之间的标准待之。此时齐景公才四、五十岁，也不可能自称“吾老矣”。这段话应该是齐景公晚年，孔子成名以后的事，应该是孔子再去齐国的事。
《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生平时，为“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蓄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是说孔子当了司空后(至少是五十二岁以后)先去齐、再去宋、卫、陈、蔡的。
战国时的《庄子》中也有记载。当他假借盗跖之口，斥责孔子时，说孔子“再逐于鲁，削亦于卫，穷于齐，困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此“穷于齐”时间上也夹于卫、陈之间。《孟子·万章下》中万章向孟子提问孔子的事时，也把齐放到卫后。上述资料都不是孔子三十多岁时先去齐国所能解释得通的，只应理解孔子不止一次去过齐国。
齐国在东，卫、宋、陈、蔡在西。从齐到卫，或从卫到齐，都一定经过鲁国。鲁国是孔子自己的父母之邦，尽管他在此一度不得意，但也不致于几过家门而不入。由此又可推知孔子周游列国时，不是没回过鲁国。
第三，孔子几去宋国?
孔子是宋人，宋国的栗(今河南夏邑)是孔子的祖籍。多次出国的孔子，难道只去过一次宋国?还被司马桓魋赶的狼狈逃走?应该不是这样。二十年前，我和河南夏邑及国内的学者研讨过孔子祖籍问题，当时我们认为孔子一生中至少三次到过宋国。
孔子早年习礼、演礼，以知礼、懂礼著称。《礼记·礼运》记：“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子到杞考察夏礼，收获不大，却得到夏时历法之书。孔子到宋考察，对殷礼收获不多，却得到《坤乾》，即阴阳卜筮之书。年轻的孔子涉世不深，到了杞国及祖籍宋国，自己说没得到更多的文献，却得到夏时和坤乾，从这里却看到阴阳的功能和礼的区分等次，并由此推衍出礼的演变道理和周转程序，其实收获并不小。
孔子并未为早年至宋“观殷道”满足，长大后，他又一次到宋，《礼记·儒行》记孔子说自己在“少居鲁”后“长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之冠”是殷人的礼帽。他不会只戴殷人的帽子，而是学习和演习殷人的礼仪。学习、考察后，得到的结果是“吾学殷礼，有宋存焉。”殷礼是什么?古籍未记清楚，但《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周武王与箕子对话中却可见出端倪：
“天乃赐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微，九曰向用五福，民用六极。”
这是上天赐给禹九种治国安民的大法。它是箕子对武王说的话，实际上正是孔子考察殷礼后得出的结论，司马迁托箕子之口记下的。《论语》中明确记载着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通过到宋国学习，孔子了解些殷礼，在宋国尽管所获不多，但“其损益可知也”，自己也可在了解殷礼的基础上进行增加或减少。
孔子的夫人并官氏(传为亓官氏，误。本人考证应为并官氏)，宋国人，应该是孔子早年到宋国考察殷礼时认识或别人推介的。依照《礼记·昏义》，婚礼前应该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几个步骤。一向明礼、重礼的孔子，做任何事情，均“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不能不遵周礼，结婚前应有这一些手续。“纳吉”应在祖庙进行，“少也贱”的孔子在栗不可能有祖庙，在夏邑却有个“还乡祠”。如果理解成当年孔子在夏邑还乡祠行“纳吉”之礼，在宋国结婚或迎娶，至少又一次到过宋国。
当然，还有孔子周游列国时，宋人伐木那一次。
总之，孔子一生中观殷道、学殷礼、行迎亲礼、与弟子习礼，在宋国做了四次有关礼的事。直到临死前，他还说“丘也，殷人也”。临死前“梦奠两楹”时，也“梦坐奠两柱之间”(东为夏人，西为周人，中为殷人)再次申明，“予始殷人也。”
第四， 孔子几去陈国?
《史记·孔子世家》记“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左传》哀公二年(前493年)记“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孔子依理推测，鲁国失火，烧了祖庙，只能是桓公、僖公的。此文证明孔子周游列国前去过陈。
再看另一则资料。《国语·鲁语下》记：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努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以华如之馆问之……”
孔子解释：这是古时肃慎国贡献来的楛矢，周王赠给先王之后及功臣勋戚，在陈国库内还能找到。陈惠公在位时间在公元前532-506年，此时当孔子21岁―47岁之间，还未周游列国，依陈惠公在位的最后时间算，也还有七、八的时间，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只能理解孔子周游列国前也去过陈国。《孔丛子·嘉言》记陈惠公时为修陵阳台，工未成已死多人。孔子去后，对陈惠公讲起爱惜民力的道理，陈惠公赦免了三名监督修台的官吏的罪。孔子九代孙孔鲋书中写的这一故事，又是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足证孔子去陈国并非一次。
第五， 孔子是否经过曹国?
对此问题，陈东教授认为未到过曹国。十四年中孔子既然有几次可能回鲁国，由鲁至宋不会经过曹国。他认为司马迁系沿袭孔安国的错误推断而来。孔安国把《论语·卫灵公》中“灵公问陈”及“在陈绝粮”两章看作一章，把两者联系起来，在《论语注疏》中说：
“孔子去卫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难;又之陈，会吴伐陈，陈乱，故乏食。”
两章合到一起，便给人以自卫直接赴陈的印象，而自卫赴陈，必须经过曹国和宋国。于是便出现了孔安国绘制的由卫至曹，由曹至宋，由宋至陈的路线图。因“过曹”无事可述，孔安国只推说“曹不容”。司马迁在这里又加上个“曹定公卒”(曹定公在位为公元前509-505年，卒时应在公元前505年，此时为鲁定公五年，孔子还不足五十岁)。此说矛盾重重，难怪人们提出怀疑。
第六，孔子是否渡过黄河?
《史记》记：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孔子“临死而叹……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
孔子西行没渡过黄河，多年来已成定论。但近年来河南的史学爱好者和史学工作者却用大量文献及实物等资料证明孔子曾渡过黄河。他们从孔子的《陬操》中得知孔子要去晋国的都城绛而不是太原。去见赵简子，从卫国都城到绛(今山西侯马)正是西行。如果去赵简子的封地太原一带，则是北行。当孔子“至于河”时，听到晋国二贤人被杀，便不去了，即回车了。今济源至晋国都城绛古轵关道上，有一“圣回头”村，正是到此回车。此村就在黄河边上，说明此时已过了河。后世在这里建了夫子堂，即纪念孔子在此停留及作《陬操》的地方。济源学者闫合作、田孝建、李立政的《孔子周游列国渡过黄河考》一文，也说的很清楚。他们的结论是：孔子周游列国时，不但过了黄河，而且在黄河北的鹤壁、新乡、焦作、济源等广大地区都有广泛的活动。孔子西见赵简子，就是从黄河北西行，从济源的古轵关道，到了离晋国都城一百多里的地方。回车后经过济源三峡夫子堂休息，且作《陬操》，南行至孟州，经焦作，回到卫国。今天在黄河边上许多地方的一些传说、碑刻、文献等许多资料均可证明。
第七， 孔子南行只到负函吗?
许多研究孔子的书中都记孔子周游列国陈蔡绝粮后，在子贡的活动下，楚王派兵把他们护送到负函(河南信阳)。不久，楚昭王死去，便未再南行，孔子周游列国最南到了负函。但在河南南面的湖北，却另有记载：武汉市新洲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周初时封曹侠于邾，创置邾子国。这里有一条孔子河，还有一座孔子山。为什么用“孔子”命名，是有原因的，明《一统志》，清《湖广通志》都记载：“相传孔子自陈适楚至此问津。”据传西汉初年此处曾掘出一块石碑，上刻“孔子使子路问津处”。淮南王刘安在发掘地建一亭，将石碑立于亭内，同时在孔子山旁、孔子河滨修了孔子庙。即后来的“问津书院”。日后许多硕学鸿儒均来此登坛授业。如唐之杜牧，宋之孟珙、朱熹，元之龙仁夫、吴澄，明之王阳明等。一时名动海内，留下许多不朽之作。例如朱熹晚年曾讲学于此，并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2月8日题诗赠给孔子山庙学：
“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落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
当地依据古代传闻，有很多纪念遗址。如颜子港、讲经台、晒书场、坐石、回车埠、孔叹桥、问津碑、墨池、砚石、田泾石、长沮冲、桀溺畈等。
历史是复杂的，非亲身经历不会记载详细(即使亲自经历，有时也难免记错)，为弄清事实，就应利用各方面的资料予以对照、证实。司马迁亲自到孔子故乡调查，听到许多真实材料，如实地记录下来，对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他只是一人调查，一人访问。如果铺开面，更多的人调查，更多的人访问，肯定能得到更多的资料，更能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问题。河南孔子学会发动全省的力量，广泛调查，搜集到大批资料，显然比当年广泛深入的多。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主要在今河南一带，河南省孔子学会组织了孔子周游列国史迹调查活动，该会已将该省内调查到的八十多处孔子周游列国的史迹编印成册，名《孔子足迹遍河南》。在此基础上，重新绘制了孔子周游列国图。
作者简介：
骆承烈，1935年5月生于山东省济宁市。195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华孝文化促进会特约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顾问。在几十个学术团体中任会长、名誉会长、顾问、兼职教授等。致力孔子及儒学研究六十年。本文摘自骆承烈著《洙泗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