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诗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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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斯大林突然批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这是他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于他。” ​

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大批知识分子流亡他乡,永生未能回到故土,也有很多人选择了更为激烈的方式与人生对话。叶塞宁与马雅可夫斯基一生不和,但却有了同样的归宿,1925年叶塞宁自缢,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吞枪。 ​

斯大林有一次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问,曼德尔施塔姆到底是不是大师,帕说两人来往不多,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但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很重要的诗人。据说,帕斯捷尔纳克事后一直为自己含糊不清的回答而后悔。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主流的永远异见者,遑论被利用为展品和喉舌,无怪乎有诗人之“死”了。

苏联诗人布洛克在著名诗篇《俄罗斯》中说:“我到底还是热爱俄罗斯的。仇恨式的爱,这大概能更准确地表达我对俄罗斯的感情。” ​

俄罗斯诗歌女皇阿赫玛托娃一生凄凉。丈夫古米廖夫被处死,儿子则两次入狱,在《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写到:丢弃国土任敌人蹂躏的人,/我绝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粗俗的献媚我绝不聆听,/我的诗歌也绝不向他们献呈。/ ……漂流者啊!你们的道路黑暗漫长,/异乡的谷物散发着艾蒿的清香 ​

阿赫玛托娃 “我听到一个声音。他用宽慰的口吻召唤我:/“到这里来吧,”他说/“放弃你那多灾多难的穷乡僻壤,/永远地放弃俄国。/我会洗净你手上的血,/清除你心中的耻辱,/我以新的名义抵销你的委屈/和遭受打击的种种痛楚。/可是我安然冷漠地/用双手堵住自己的耳朵,/不让这污言秽语/玷污悲痛的心窝”

诺奖女作家赫塔穆勒曾经长期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她曾说:“我一直扪心自问,为什么少数人可以将整个国家窃为己有,直至山河破碎,政权徒留?人类对自己的同胞究竟可以做出怎样令人发指的行径?” ​

跟俄罗斯一样,东欧文学在极权制度之下曾极度繁华。同为罗马尼亚作家的诺曼·马内阿曾说“罗马尼亚文学被迫在隐蔽而机敏的符号中寻找避难所,以含糊不明的形式生存下来”。1986年,马内阿被迫离开祖国。 ​

九十年代之后,俄罗斯与东欧文学迅速衰落。马内阿对此早有预言:“我们想知道,那些写于战后东欧的文学还能剩下什么,这些文学能否在没有约束的氛围里找到新生的力量。” ​

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代表大会”可以充分看到东欧作家的品格。捷共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参会,身为党员的昆德拉发言说:“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另一个党员作家瓦丘利克的发言:“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绞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 ​

继续瓦丘利克的发言:“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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