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希望的是像树木一样无序，各有各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城市人都想去乡下。作者写作时喜欢面朝树木，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看向长着野生蕨类植物的无人管理的花园。
但是，棱角分明的白色墙壁却让我感觉紧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造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有一种不自然的有序结构。
都太有序了，太一样了，让人有一种联想。作者在伦敦遇上了一次交通堵塞，你会听到有人说，这种行驶速度相当于一个半世纪前，或者更慢。我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才从伦敦的一头到达另一头。
实际上，与其他城市相比，伦敦交通如此繁忙，是因为人们想住在这里，而且对他们来说，住在这里的益处超过成本。
伦敦超过1/3的居民都是在外国出生的，而且，除了移民，地球上最富有的一群人最初也是在伦敦市中心的临时住所里发迹的。缺少街道、缺少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可能正是这个城市的魅力之一。没有进行彻底的规划反而是这个城市的魅力。
中国最发达的是北京。就像前两天有人问思涵老师：“想买房，想问房价是会涨还是会跌。”因为他是经济未来的一个中心，世界的中心。所以想到这里来居住的人会越来越多，包括在外国出生的。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会是涨的。
建筑物自诞生后常常会出现变化，就好像它们需要缓慢地进化以与周围变化的环境相契合：它们会改变颜色、形状、窗户和特征。
斯图尔特·布兰德在他的书《建筑物如何进行学习》中登出了照片，显示建筑是怎样随时间而改变的，就好像它们需要蜕变成识别不出的形状——奇怪的是，这些建筑自兴建之时，就从未考虑到未来改变的可选择性。任何一个建筑设计师都没有想过将来会推广出来。
在乡村的环境中，落地窗能让人们最大限度地接触大自然——在这里，技术再次呈隐性状态。
过去，窗户的大小需根据散热方面的考虑来决定，因为窗户隔热性能差，热量会迅速从窗户散掉。所以只能是小窗户。但是，今天的材料可使我们摆脱这样的限制。所以它会有落地窗，让人看着自然很舒服。
穿起来无拘无束的鞋，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地面，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说，现代科技可以使我们扭转文明从植物走向石头（也就是从分形走向欧几里得数学）的这一趋势。我们现在正从光滑有序的石头回归丰富的分形和自然。
曼德布罗特在一扇俯瞰树林的窗前写道：“我是那么渴望分形的唯美，其他的选择都是不可想象的。”现代技术使我们能够与大自然融合，不只是一扇小窗户，一整面墙都可以是透明的，面向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
大家也就理解人们内心的需求，也就理解了现在那些高档小区为什么绿化率那么高，落地窗那么大。因为人们从内心深处都是喜欢大自然的。
我们可以把脆弱性和强韧性的标准应用到信息的处理方面——这种情况与技术类似，脆弱的东西就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所以，最好的过滤性启发法，就是看书籍和科学论文的流传年数。
大家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论文流传的时间很短而书则流传的时间很长。你就会发现只出版一年的书籍通常是不值得一读的（它具有“流芳百世”的质量的概率非常低），不管炒作得多么厉害，或者它们看上去是多么“惊世骇俗”。
所以在选择读什么书时：已经流传10年的书将再流传10年；流传了2 000年的书籍还将流传更多时间，以此类推。
《孙子兵法》、《易经》流传了6000多年，所以它为什么值得读，它怎么可能一直流传下来呢？一定是非常有用的。《孙子兵法》为什么全球人都读，因为它太有用了。
《易经》从上古时期的伏羲，他开始创造八卦。然后到中古时期是周文王，他把这个八卦进行了核对，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变成了六十四卦。然后到孔子，又把这个进行了解释，让大家都相对能够看懂，所以叫做释义。就像插上翅膀。他们都是5000年前的人。所以作者说的是有道理的，流传越久的书越值得看。是一定里面有奥妙的。
许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未将其应用到学术工作中；学术工作的许多现代实践，与新闻工作没有多少区别（除了偶尔的原创作品）。学术工作因为有寻求关注的倾向，想想看，数以百万计的论文不管在出版时如何大肆宣传，本质上也只是噪声。
因为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了。请尝试找到5年前有关某一受关注主题的随便一场会议的会议记录。你可能会发现，它与5年前的新闻没有多大区别，甚至可能更无趣。
因此，从统计上来看，出席一个会议可能与买一张彩票一样浪费时间，回报很小。一篇论文在5年后仍然重要且有趣的概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由此可见科学的脆弱性！
作者想用以下故事来结束本章。他的一个学生（他偏偏是学经济学专业的）问他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可读的书。
作者说：“尽量不要读过去20年里出版的书，除了不是写过去50年内历史的历史书。”作者脱口而出，而且颇有些不耐烦，因为他最讨厌这样的问题：“你读过的最好的书是什么”或“你能否列出十佳书籍”。
另外，作者一直在推荐丹尼尔·卡尼曼的书，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其34~40年之前的研究心血经过精心筛选和现代修订后的呈现。
作者的建议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这位学生形成了一种阅读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哈耶克等人原著的习惯，因为他相信这些书籍即使到他80岁的时候也会时常引用。他告诉我，在定下这个书籍选择规则后，他意识到他的同龄人读的往往都是最及时但很快就会过时的书籍。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攻读是选择的书，从一开始共读书籍到现在都可以看到。思涵老师选择的书有多少是这两年出版的？那都是多少年？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书籍，而且都是真的流传下来的成功的人写的。
逐渐随着大家阅读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还会读更古老的书。作者说的思涵老师很认同。就像我们的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真的是经久不衰。一直都会流传下去。
针对事物的弱点提出警告（减法式预言），更接近于先知扮演的传统角色：警告，而不一定是预测，并在人们拒绝接受的情况下预测灾难的发生。《易经》就是这个特点。它实际的本质是警告。
先知的传统角色，至少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并不是展望未来，而是谈论现在。
先知会告诉人们该怎么做，或者在我看来，更牢靠的方法是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
比如我们做人生规划，你人生规划做好了，就要知道什么不该做，然后规划做好了，从哪里开始，就是从现在开始。所以你就要关注你现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近东的一神论传统中，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们，其主要作用是避免会众放弃唯一真神，而加入崇拜偶像的异教徒行列，以致引来灾难。
先知是与唯一真神有着直接沟通，或者至少可以领会神的旨意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要对他的教徒发出警告。
单纯做预测工作的人仅限于占卜者，或者会运用占卜术的各类人等，你一定是要关注当下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关注你不该做什么。
比如像我们那位朋友，200多万的房子都抵押出去了。这是他不该做的事，结果他去做了。然后找思涵老师说能不能救济，不然他就不能活了，老师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
回想一下我们在第2章中提到的，我们无法从过去的行为中学习的现象。
学习时缺乏递归思维，也就是缺乏二阶思维的问题是：如果那些传递一些从长远来看有价值信息的人在过去的历史中受到迫害，人们就会预期，应存在一个纠错机制，使聪明的人最终从这类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也终将得以正名。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缺乏递归思维的情况不只出现在预言中，也出现在其他的人类活动中，比如商鞅变法，后面发现他是对的，但是他被五马分尸了，非常悲惨。就像作者说的，受到迫害。
如果你认为别人没想到的某个新创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行得通而且有很好的表现，那么你会预期别人也能够接受它，不用太多参考别人的看法就能眼睛雪亮地捕捉到新创意。
被视为“原创”的东西，往往是根据当时是新的，但如今已经不新的东西设计的，因此对许多科学家来说，成为“爱因斯坦”就意味着解决一个与爱因斯坦解决的问题相类似的问题，但实际上，当年爱因斯坦解决的也根本不是标准问题。
成为物理学领域的爱因斯坦这个理念本身，也不具有原创性。
作者在风险管理领域发现过类似的错误，因为科学家们总试图以标准的方式创新。数量金融学界的人只将过去伤害过他们的事认作高风险的事情（鉴于他们对“证据”的关注），而没有意识到，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也完全没有先例，无法以标准来衡量。
创新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作者个人曾努力劝他们摆脱固有的思维，以二阶思维模式来考虑问题，但是我没能说服他们——作者也曾努力让他们认识到脆弱性的概念，但也没有成功。
我们说有些人特别死板，不能接受新事物，他们是脆弱的。
作者认为，那些人类的技术，如幸存下来的写作和阅读技术，就像瓷砖之于狗，是自然的朋友之间的匹配，因为它们对应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只有时间颠扑不破的东西，才是属于我们永远需要的东西。
每当他听到有人试图将一本书和一个电子阅读器相比较，或者试图比较某种古老的东西与某种新技术时，各类“意见”就冒出来了，仿佛现实只关心意见和叙述一样。
其实，我们的世界中深藏着秘密，只有实践可以发现它们，而意见或分析是无法全面捕捉这些秘密的。
当然，秘密只有随时间的流逝才会逐渐为人所知，谢天谢地，它只能等待时间来发现。所以大家知道了纸质书籍的重要性。大家拿着电子书，用阅读器阅读书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作者说的这些思涵老师完全认同。你一定要有纸质书，你看纸质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某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宗教——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的话，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古老习惯或做法）；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不管你认为它合理或不合理，你都可以预期它还会存在更长的时间，比那些预言它会死亡的人存活的时间更长。
就像我们古老的国学。很容易就可以记住我们身体上的叫做天人合一。一年有四季，人有四肢，一年365天，人有365个穴位、一周7天，一年有24个节气，人的脊椎有24节；一年12个月，人有12条经络；一周7天，人有7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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