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下楼去买烟。
我把书信小心揣进兜里。看着皮鞋，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只穿一只鞋，会不会在门那边遇见一个光脚的女人？
我自嘲地笑了笑，掐灭了这个荒唐的想法。
在自动贩卖机前，我最爱抽的烟卖完了，她喜欢的那种却还剩很多。犹豫了一会，我买了一包，逃一样地奔回了天台。
那年冬天，雪落得很早，我们蜷缩在屋里，哪里也不想去。
我想起今年还没有回过老家，便问她，回暖之后，想不想去哪里旅游。
她问我想去哪里，我说老家的海边。她咯咯发笑，问我想去的是老家还是海边，我说都想去。
“老家还有亲人在吗？”“我母亲。”
她怔了一下，“那是该去。”
于是，年关过后，我们搭上了回家的火车。路上，我跟她讲了之前陪我打牌的小伙子，嫌我喋喋不休的小青年，还有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的小孩。她听得津津有味，问我之前怎么不讲给她听。
我说又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没想当故事讲。
“哇——你真是够冷漠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笑着评价道。
我说母亲在家开了一个美甲店，她忽然来了兴致，说到了之后，一定要让母亲给她画个指甲。
往年回家，我总感觉路途漫长而枯燥，而这一次，直到火车到站，我们还没有聊完。
下车后，我们就直奔家去。
屋前积着薄薄一层雪，屋里没有亮灯，借着昏暗的月光，我很久才找到钥匙。开门之后，我按开客厅的灯，屋里没人，桌上摆着几个碗碟。母亲似乎出门去了。
我进卧室放下行李，出来的时候，看见她立在桌旁，对着桌上的剩饭皱眉。
“怎么了？”我问她。
“菜都放坏了。”她伸手拿起碗碟，“倒掉吧。”
我“嗯”了一声，心里莫名一阵不安，扭头钻进了母亲的房间。床铺干净整洁，手机却掉在桌边，捡起来一看，已经没电了。
这个时候，厨房那边传来她的声音，“冰箱里面的菜也放坏了，要不然我一并扔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陡然“咯噔”一跳，没做多想，便冲出屋子，朝着集市的方向跑去。
夜晚的寒风吹得人眼睛发酸，我却感觉浑身燥热难安，胸口“嗵嗵”跳个不停，好像要蹦出来一个可怕的怪物。
水果店已经关门了，我便拼命拍打着铁帘，不一会儿，楼上的灯亮了起来，一个黑影出现在窗口，我大声喊道：大娘！
大妈见到我，立刻从窗边消失了，“蹬蹬”疾步下楼，将铁帘“哗啦”一声打开。没等我说话，大妈就抓住我的手，颤着声音说道：“你怎么才回来……”
我背脊骤然一凉，强作镇静问道：大娘，我妈呢？
大妈的眼眶倏地红了，她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话来。
我感觉双膝倏然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上。
之后的十多分钟，我只听见耳边“嗡嗡”低鸣不停，脑袋像是空掉一块。大妈先说着什么，而后又莫名哭了起来。不久，她从远处匆匆赶来，将我们两人扶进屋子，我才渐渐找回了意识。
大妈说，母亲十多天前就离世了。
发病则是在一个月前。当时情况来得很突然，母亲一个人待在家，时间又在深夜，不幸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第二天，大妈刚好来串门，发现昏迷在桌边的母亲，连忙将她送到了医院。医生尽力抢救，却没能阻止情绪病毒发展到了晚期。
在之后的十多天里，母亲一直昏睡不醒，大妈心急如焚，四处打听我的联系方式，却一无所获。好几次，大妈想坐车来北京找我，却又不放心丢下母亲一个人。眼看着年关将至，她只能在心里祈祷我早一点回家。
可惜，直到年关那一天，我也没有出现。
除夕晚上，大妈一直在病房里陪着母亲，医生都回家了，只剩两三个护士值班。过了零点，大妈开始昏昏欲睡，迷迷糊糊当中，看见母亲缓缓睁开了眼睛。
母亲轻声问道：过年了吗？
大妈点了点头，说你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
母亲舒心一笑，欣慰地闭上眼睛，“我刚才在梦里见到他了。”
大妈猛地回过神，急忙起身去找护士。然而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护士都说大妈睡迷糊了，大妈却坚持说母亲曾经清醒过。
我到家的那天晚上，大妈反复哭诉着一句话，“我真不该告诉她过年了，她心中有个盼头，就不会咽下最后那口气了。”
就在那晚，我发现自己失声了。
收拾母亲遗物的时候，我把手机重新充上了电。大妈试过很多开机密码，唯独不知道我的生日。翻开电话簿，里面有几十条拨出记录，全部无人接听。
我想象着母亲痛苦地靠在桌边，一遍又一遍打着我的电话，听到的却是永无尽头的连接音。我心如刀绞，后悔莫及。
在这几十条记录当中，混杂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我试着打了过去，是空号。
之后的一个月，我陷入了浑噩无序的状态。清醒的时候几乎全在发呆，不记得几时入睡，也不知道醒来是几点，偶尔会感觉到饥饿，但是食欲转瞬即逝。想开口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久而久之，连嘴唇也懒得动了。
她时常劝我出门散步，但我走不了多远，就会疲惫不堪，头重脚轻；她说我吃得太少，身体只会越来越差，但我看见食物只想呕吐。
我感觉身体渐渐变得陌生，举手、屈指、转头，每个动作都迟钝到让人绝望。
生活忽然变得极度简单。我躺在床上，听着她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然后在身边坐下，或者打开电视，或者讲一些复杂难懂的话。
偶尔会听见重复的内容，我便睁开眼睛，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但我很快发现这个方法并不管用，因为我可能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段睁开眼睛，她或许在身旁，或许不在。我记不起话的内容，不确定她有没有说过，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清醒着。
直到有一天，她推来一辆轮椅，要我坐上去。我摇头拒绝，却被她无视了。
她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把我安顿到轮椅上。似乎早就知道目的地，她没有问我想去哪里，又或者是，她知道问了也得不到结果。
我们来到了海边。
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海风凛冽而刺骨。她将轮椅停在堤坝上，我们极目远眺，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平静。
过了一会，她俯下身子，认真地看着我。
她说我感染了情绪病毒，恐怕活不过一个月了。
我并不惊讶，我现在的症状，就和妻子离世前一模一样。
顿了一会，她问我：你想过自杀吗。
我怔怔地看着她，点了点头。
几天之后，我们再次来到了海边。
那是一个阴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空气里弥漫着渗人的腥臭。她推着轮椅，走了很远的路，最后来到一处断崖。下面是嶙峋的乱石，汹涌的浪花不停地扑打上去，溅起骇人的白沫。
她要我站起来，我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做不到。
“那不行，如果我推你下去，就不是自杀了。”
她很坚持，我只好勉强撑起身子。意外的是，我比想象的有力气，在她的搀扶下，我一步一瘸地挪到了崖边。
视野所及全是灰蒙蒙的一片，天地融为一体，就差我了，我想。
仿佛读到了我的想法，她问我：想好了吗，跳下去未必是解脱。
我转过头，缓缓挤出来一丝微笑，就算是回答了。
她忽然眼眶一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老实说，我没有想过。就算想过，恐怕也讲不出来了。
我放开她的手，试着自己站住了身子。海风很强劲，似乎在阻拦我迈出步子，我听着耳边呼呼的响声，感觉脑袋中的阴霾在一点点散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海风骤然一停，我缓缓睁开眼睛，感觉时候到了。
我微微蹲下身子，准备用上最后的力气——就在这个时候，她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身子。我想挣脱，却使不出一点力气。
“我跟你一起去。”她在耳边轻轻说道。
随即，我的身体突然失去了控制，整个世界陡然颠倒过来，意识来不及反应，就淹没在了轰然闷响中。
醒来的时候，全身都在痛。翻过身子，恶心立刻涌上来，吐了很久，却全是酸水。吐完之后，意识又断了联系。再次恢复时，整个世界一片漆黑，只有远处传来低沉的潮鸣。
我试着撑起身子，发现身体意外轻盈，只是走路还有些不稳，肚子不停地咕咕叫。一路走走停停，快天亮的时候，找见一间小木屋，里面有水和食物。我抓起食物就往嘴里塞，吃完之后，又一头倒去睡了。
睡了没多久，我就惊醒了。眼前立着一个挥舞木棍的人，对我又骂又踹。我被赶出小木屋，又逃了很远一段距离，他没有追上来，我便倒在地上接着睡。
醒来之后，眼前还是那个人，不过他手里拿的不是木棍，而是两条活蹦乱跳的鱼。
他开始生火、烧水，看着我把两条鱼都吃得精光。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基本全是摇头。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没再问下去。他说自己是自杀团体中的一员，大家相约来海边度过最后的时光，其他人陆续去了大海，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说以前小木屋很热闹，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大家讲着各不相同的经历，每当有人决定结束生命，其他人就会为他庆贺和送行。
他见证了所有同伴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轮到自己的时候，却茫然无措了。
我在小木屋只待了三天。最后那个晚上，他拎来鱼和酒，说自己终于下定决心，要我为他送行。
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回家。
他先是一怔，旋即仰面大笑，“原来你会说话啊。”
笑了没多久，他开始掩面哽咽，哭到最后，他久久没有说话。于是我们喝酒吃肉，酣睡到天亮。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脑袋仍旧一片混乱，但是到家的那一刻，数不清的事情从角落里纷纷冒出来，高兴的，悲伤的，遥远的，新近的，脆弱的身躯承受不住情绪的洪流，一头栽倒在了床上。
枕头下面，躺着一封字迹清秀的书信，落款恰好是我与她去海边的前一晚。
关于她的回忆一下子充满整个脑袋，胸口痛得像要裂开。我紧紧缩起身子，想哭却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