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从小做事就细致，对他手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宝贝得很。
读六年级的时候，父亲终于攒够了钱，给他买了一辆铁锈红色的自行车，26寸，斜杠上飞着几个花体的英文字：Angel。
“安琪儿”在阳光下闪着动人的红光，一入眼便成了哥哥的心头好。
车子到手的第三天，他就能骑着“安琪儿”在村道上飞驰电掣了。我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他从我眼前一闪而过，车尾带起一股土黄色的浮尘，在夕阳的光束里跳动，不止迷了我的眼睛，两圈下来，车子就不干净了。
于是，擦车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他蹲在地上，先用湿布将车子的角角落落擦一遍。辐条、轮毂、罩泥板，坐垫、把手、小铃铛，凡是能碰到的地方，他总有办法擦出点灰来。就这样擦完一遍，还不够，得换成干的毛巾，再来一遍，仔仔细细，不能放过一处水渍。
然后是打蜡！他从镇上的修车铺里讨来了一块黄色的油腻腻的东西，用削铅笔的小刀刮下一小点涂在海绵布上，紧接着又是一轮费时耗力的擦拭，务必保证每一处都能享受到贵宾级的待遇。
打了蜡之后的“安琪儿”像是加了层滤镜，油光锃亮得有点不太真实。哥哥起身，挺了挺腰，惊叹一声，怎么看都像一个吹毛求疵的细碎老头儿 。
当然，对于这些事，我乐见其成，因为我满心以为自己会成为他后座上的第一个女孩。
但很明显，我高估了自己的魅力。最终坐上他后座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全村长得最美的田丽丽，而我则被安排给了田丽丽的哥哥田小兵。田小兵这个人很粗糙，骑到半途总喜欢把屁股撅起来，完全不顾及形象。我往前靠怕他放出什么奇怪的招数，往后躲又怕自己从车子上摔下来，一路上战战兢兢，还得顾着被颠疼的屁股，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反观我哥，气定神闲，不紧不慢，载着田丽丽的画面就像是校园青春偶像剧里的男女主角，周身散发着blingbling的粉红色泡泡以及欠扁的幸福感觉。
不过，很快，这样的少年美好就因为五块钱而宣告终结。
那一天，和往常一样，田小兵带着我，哥哥带着田丽丽，伴着自行车轮毂转动时清脆的金属音，一路嘻嘻哈哈地去上学。骑过村口，落山风带着夏日的凉爽拂过我们的脸庞，让我暂时忘却了田小兵带给我的忧愁。
结果，一阵“叮铃哐啷”从身后传来，等我们停车回头，只看见哥哥和田丽丽被压在车下，“安琪儿”的轮毂“吱嘎吱嘎”地空转着。再看我哥，两股鼻血也顾不上擦，呲溜一下就从车底钻出来，跑到绊倒他们的大石块侧面，抽出一张五元的纸币，在我们三人眼前各甩了一下：“哈哈，我没看错，真是五块……”话还没说完，鼻血“嗒嗒嗒”像雨点一样滴在地上，砸成了几朵红色的小花。
从此以后，田丽丽再也没有坐过他的车。
好在我并不嫌弃他丢人，那时候的五元钱很值得摔上一跤。只是哥哥对因此磕出了几道划痕的“安琪儿”充满了愧疚，在擦车打蜡的时候更是用上了十二分的心力。于是，自行车变得越发油光锃亮，也因此招惹了隔壁村的小恶霸刘小海。
那天正好是个周末，哥哥带着我去海边抓了一小桶红钳蟹。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他就决定从隔壁村借道，抄小路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象蟹脚炒年糕的美味。
经过一处乱石堆，遇到了刘小海一行五人。刘小海比哥哥还大几岁，长得人高马大，膘肥体壮，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奶奶，管不了他，很早就成了我们这一带有名的街溜子。
看到我们过来，刘小海伸手就抓住车把。剩下几个人则绕着“安琪儿”走了一圈，“啧啧”几声，就要夺我手里的小桶。我不给，被他们一把推到了乱石堆里，石头尖利的表面猛地刺进我膝盖，我当下就疼得哇哇直哭。哥哥看我掉下去，也顾不上和刘小海对峙，扔了“安琪儿”，跑下来查看我的伤势。
刘小海几个人趁机在“安琪儿”的轮毂上狠命地踩了好几脚，就连车筐，也没能幸免于难。小桶被踢翻，桶里的螃蟹朝着四面奔窜，几个人又大笑着追着螃蟹跑，踩到一个是一个。
从来不会打架的哥哥终于忍不住，冲过去抱住刘小海的腰，和他厮打起来。结果当然是寡不敌众，哥哥被揍了个鼻青脸肿，好在有大人路过，他才没有受更重的伤。只是“安琪儿”的车把弯了，辐条断了好几根，撑脚也撑不住了，我哥就像个收拾战场的老兵，扶着叮当作响的“安琪儿”，驼着膝盖流血的我，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到家后，他也不说话。从父亲的工具袋里找了扳手先把撑脚敲直，勉强让“安琪儿”站了起来。然后蹲在旁边低低地哭。
“安琪儿”的两只轮毂都变了形，修车的费用几乎能买大半辆新车。父亲第二天去刘小海家索赔，只见到了颤巍巍的刘小海奶奶，只得作罢。而这辆自行车在家里放了两天，最后还是父亲做主，低价卖给了修车铺的老板。哥哥那段时间每天都去修车铺蹲守，直到车子被按上了旧轮毂，当成二手车卖了。
而关于“安琪儿”的这些往事，也慢慢地在我的记忆中褪色。但每次，当我看到已经四十岁的哥哥，在村子的水井边仔细地擦拭他的大众，脑中总是出现这样的场景：他蹲在院子里，小心翼翼地给“安琪儿”打蜡，然后站起来，挺了挺腰，惊叹一声，怎么看都像一个吹毛求疵的细碎老头儿。
我问他，你还记得“安琪儿”吗？他却只是憨憨地回答我，“谁是安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