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庄

老家许多村庄的名字都带有一个“墩”字。这个“墩”,那个“墩”的,如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就叫“程家墩”。

每个村庄样子都差不多,浓密的树将一栋一栋的房子紧紧包裹着,像裹在母亲温柔的怀抱里。一撮一撮,一丛一丛如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岛。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喜欢将车停在红旗闸拐弯的江堤边,呼吸着含有乡土气息的空气,顶着瓦蓝瓦蓝的天空向西远眺,远眺我的村庄,像远眺久未相见的情人,心里有种“呯呯”跳的感觉。说是远眺其实也不算远,就三百来米的距离,喉咙如果好点,声音滑过白杨的枝隙,村里人也许会听到。

看的次数多了便有种感觉,村庄密密匝匝树木的轮廓就像是一个大鸟巢,随意地搭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从远处看村庄似乎几十年仍旧是那个样子,没有一点变化,哪家多砍一棵树哪家少砍一棵树都差不多,都不影响到这个“墩”字的瘦胖。

程家墩是这样,别的“墩”也是这样。

我们都是鸟巢中的鸟儿。飞进飞出,单飞双飞的,或远或近,只是儿时外面像一幅冻住的画,虽然美丽但鸟儿们不敢远飞,都在被割成一块块明显或不明显但都认可的土地里,怕双翅被冻结,双腿被缚。想想看五百多男女老少聚集在一个大“鸟巢”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场景?

程家墩是个不小的村庄。起先只有靠北边的一个小墩子,程姓居多便自然而然的名曰“程家墩”了,一条近二百多米长的“大河”躺在村庄的前面,两岸稀疏的生长着一些柳树,水桦,梓树,盛夏的时候,树上蝉特多,“知吖知吖”的鸣叫,听得水中的参子(白鲦鱼)摇头摆尾,树萌下的鸭子将头斜插在翅膀里打嗑睡。后来,河对岸的东边有了“吴家墩”,西边又有了“高头墩”,三个小墩围着村中的那条大河,三个用青石条横搁的小桥将三个小墩子连在一起,便连成了一个大墩子了,对外还是叫程家墩。

我家五口人只有我和弟弟出生在程家墩。父亲年轻时我家还在江边那个叫“沙包”的大村子里,五四年长江破大圩的时候洪水冲陷了“沙包”,冲走了房屋、猪圈、辛劳累积的一点“家产”,“鸟巢”里的人也被冲得四分五裂。我家那时起就搬到程家墩了,还有周姓的来自后山的周谭,至于吴姓从哪里搬过来的,我不知道,吴姓的孩子们也不知道。从一个熟悉的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像鸟儿一样,辛辛苦苦搭个小窝,搭个落脚的地方,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艰辛而漫长?应该和鸟儿搭巢差不多吧!我长大后听大人们说这些的时候看到的是摇头,无奈,有些委屈,甚至还有辛酸的泪水。现在我还知道,程家墩,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墩”子上的祖先都是从外地千辛万苦,陆陆续续搬来的,挑着稻箩,牵着跚跚而步的孩子,走一程,看一看,风雨兼程,来到了这里就再无路可走了,前面的大江挡住了去路,便在这里扎下了根。再往上几百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东海之滨,江滩,於泥,芦苇,荒草……连着滔滔江水。没有人,只有鸟儿,野兔,蟒蛇,还有旷野上随意打滚,扑腾的风,和蓝幽幽的月色。

在我有记忆的头几年里,我只知道一个叫“小太太”的,自己的“奶奶”,家里人,还有的也就是几个小脚老人了。那是因为不敢到远处玩,像个翅膀还没有长羽毛的幼鸟,只在高头墩的附近乱转,稍微离开了奶奶的视线,不一会就会听见她扯着喉咙叫我,我要是不及时回去,她就会举着条把枝条吓我,说下次再乱跑就要给我吃“黄鳝煨绿豆(打人的意思)”我就乖乖地找个小竹椅坐在她身边,极不情愿地听她和“小太太”聊那些我听不懂也不感兴趣的陈年往事,听得我眼睛都想打架。有次,奶奶回去拿什么东西再回来时,我乘她没注意挪开了小椅子,奶奶没当心,她也没想到自己的孙子会“害”她,看也没看就坐下去,结果是屁股落空坐到了地上,两只小脚在空中乱蹬,我被我的恶作剧引得大笑,不过差点吃了“小太太”的拐杖。这些为难我的日子到我上学时才结束,管我的人已见不到了,“小太太”,“奶奶”先后都去了村东边的坟莹里了。清明,冬至,我们会跟在父亲后面,拎着装有饭菜的竹篮子去跪拜她们,看到那里一座座像火粪堆似的土坟我便胆怯,这是每个人的归巢吗?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回去的时候,从活着的亲人屋里出来,再去看逝去的亲人,这个想法一直游走于心里。

我的脚印逐渐大了的时候,便印满了吴家墩,程家墩的角角落落。也逐渐从北埂之渠的小沟小杈里踏进了村中那条大河里,呛过几次水后,我成了水里的泥鳅,水面的鲢鱼。在水里的时候我是干净的,上了岸却要将干净的躯体抹上泥,为的是在父母面前掩饰我的顽皮。我不知道村里的人有没有掩饰自己的内心,脸上的笑是不是心里想笑的,但我知道了村里人的艰辛。我十多岁的时候,村庄还是一个叫生产队的地方,有中国最底层的官:队长,会计,保管,大的生产队还有队委。大人们干活是被队长分配着的。靠天吃饭的村庄,有限的土地,年复一年清苦的生活,木门,门窗,泥墙,歪歪斜斜的青瓦以及带有草木味的炊烟。这是我对村庄的印象,到我成家时,初为人父时这种变化依旧不曾改变。生活在这里的人似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即使有点也是抱怨老天,抱怨自己的命。于是渐渐的有人选择了远方,选择了“逃离”。

当我们都成了候鸟的时候,村庄便成了空巢。但每次回去我依然感觉:无论候鸟们身上怎么鲜艳,怎么风光都有褪色的那一天,惟有这些村庄,唯有那片承载着鸟巢的土地无论变与不变却是永恒。

在我的腰渐渐弯下去的时候,这种感觉犹为强烈。

冬天的田野

'像是约见一个久未谋面的老友,抑或是一种习惯,每次回家总要走过村后的那座小桥,去那熟悉又陌生的田野看看,眼下已是冬天这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这里有属于我的一方土地:在家里的那本红色的土地证上,在程家墩村庄后面,在这冬天的苍穹下。

没有了春的生机,夏的蓬勃,秋的成熟,冬天的田野显得空旷,萧条。冰冷的风毫无阻拦的在空中、在大地上、在村庄里肆虐。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哀嚎,枯萎的野草在风中无奈地摇晃着头。

许多和我一样舍弃了自己的村庄,舍弃了自己的土地的人和我的心情都差不多。只要回家总要来这从小就印满足迹的田野来转转看看,拍一片金黄的菜花,一棵吐穗的玉米,一波翻滚的稻海。把对家乡的思念收藏在手机里,揣在怀里,记在心里。在他乡无眠的夜里拿出揣摩着,品味,回忆。

这些年更多行走的是在他乡的田野。大都市的疯狂扩张吞噬了大片的乡下土地,厂房和绿化把种庄稼的人赶进了水泥混凝土的森林。留下不多的田野仿佛种的不是农作物,而是供人欣赏的农耕标本,机耕道也铺上了宽宽的水泥路面,两边都栽了叶如蒲扇的美人樵,形如宝塔的珍叶松,排水沟也都铺上了水泥板。弯弯的河边或石坡或木桩上面也弄得像公园似的,有栏杆,有草坪。看看家乡的田野还是那么原始,质朴,几十年如眼前依旧是麦子,油菜,蚕豆没有什么变化,好像这土地就不再适合其他的经济作物?想想总让人感慨。

此刻我行走在家乡田野的小路上,尽管天气阴沉,风吹乱着我的头发,却吹不乱我的思绪。沿着北埂之渠向东举目四望除了或远或近的村庄,偶尔有几只麻雀从面前掠过,很难见到下地干活的人,庄稼像自生的一样。母亲昨天还埋怨我,不该不种庄稼,把地转给别人了。说现在的庄稼好种,撒点复合肥,撒上种籽,打上除草剂就好了,不要锄草,不要浇粪的。又说人怎么这么聪明?都种懒人庄稼了。父母都八十多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在这里他们从青丝到白发,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跚;在这里他们一茬茬的播种,一茬茬的等待,一茬茬的收获。尽管这片土地从来没有让他们富裕过,尽管有时候让他们空欢喜一场,尽管也让他们感到吃力悲伤。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从来没有淡化过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甚至一生都不曾离开过这片土地。看到了村庄,看到了土地他们就感觉到心安,感觉到温暖,感觉到有盼头。母亲还说那些能干的女人们闲的时候都到附近的服装厂上班了,老家厂也多了起来,不用外出也能挣钱了,还能照顾到老小。

记得小时候锄完草的油菜,小麦苗都要施一次肥。母亲说,冬天了,人要过年了,庄稼也要过年了。浇粪施肥是件苦差事,都是父亲负责回去挑粪,两只大粪桶盛得满满的,为了怕溢出,上面就要撒点乱草,肩上的扁担“吱呀吱呀”直叫,父亲一只手扶着肩上的扁担,一只手在空中来回摆动。我和母亲在地里将一担粪兑上水加点碳氨变成三担,我端着粪瓢跟在母亲后面舀水,浇粪,来回奔跑,尽管也是北风呼啸,丝毫没感觉到寒冷。到我成家的时候,父母分给我一亩多地还几个地方。那年冬天,妻子要带吃奶的孩子。我一个人挑粪、兑水,施肥,手中握着的粪瓢不再是年少时挥得那么潇洒,变得沉重,周围冷嗖嗖的风也像无形的山从四面八方向我压来:一年辛苦劳作收获的作物还抵不上上交的农业税,水费,那种心情其实比吹了寒风还凉。尽管广播里整天在唱“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是我看不到希望在哪里?后来我背上包裹外出打拼了,土地仍旧还给了父母,年前回来用自己辛苦打工挣来的钱补交给村里的各种税费。

其实农民的希望还是靠国家政策,现在农民种地不仅不交税费还有各种补贴,老人也能拿补助,生病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能够报销。前一阵子从《枞阳二三事》上看到江北港二O一八开建启动计划不觉让人热血沸腾,处于原始状态的老家的田野也许等来了发展的机遇,蓝天白云下,一幅新的宏图也许正在铺画,在他乡看到的田园风光不久也就会在老家显现。

冬天的田野总是湿润的,麦苗尽管还很稀疏,油菜已经满地了,在寒风中互相拥挤,“沙沙”作响。田埂,地头,沟边,那青灰色的蚕豆苗让荒芜的地方充满了绿色的生命,它们在默默的汲取大地给予的养份,等待着新春的第一声春雷,第一场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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