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土地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京) http://focus.news.163.com/10/0804/09/6D80B0PR00011SM9.html

能被新闻报道的拆迁故事，是少数最极端最冲突的；而我父母和我家乡的人们，却是沉默的一大群

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他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两袋子行李，从黄牛那里搞了两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赶去了火车站。

候车室里挤满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我爸爸拣一块人缝里的空地把行李放下，在周遭的嘈杂声里扯着嗓门表达了他的“雄心”：“这次回去，如果顺利，过几天我们就可以带着四五十万块钱回来。”而我妈妈却站在一旁忧心忡忡。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他们这次回去，是要将两个人辛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财产――一幢22年的老房子――卖一个价。“买主”是政府。拆迁，这个有关摧毁与重生、剥夺与给予、公平与财富的故事在到处轮番上演之后，终于到了我的家乡，苏南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

原本他们还不急着回去。“能拖就拖呗，拖得越晚补的会越多的。”我妈妈说。这是她听说来的经验。拖着不肯签字，几乎是农民们唯一可用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反正不先签，要签也要等村里其他人家签得差不多再回去。”这是老两口商议过多少回之后的对策，“我们不急，他们（指政府）才急。”

他们盘算着，村里人一户一户磨下来，很需要些时日。尽管拆迁告示贴出来，动员人们在当月25日之前签完字搬家走人，但老两口坚信，村里人一定是能拖就拖。“我估计25日之前签字的肯定很少，看看情况再说。”我爸爸最初还笑呵呵地表现得很淡定。

可随着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过电话传到北京，他的神情日益变得沉重起来。一天吃饭的时候，他闷闷地说：“看来情况不乐观。”直到有一天一大早，老两口神色惊惶地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前一天夜里，一帮“打手”闯进我一个堂叔的家里，逼问：“签不签字？”堂叔逃到楼上打电话求救。爸妈从睡梦里被电话惊醒。我爸爸一边帮堂叔想对策，一边觉得呼吸急促得气都喘不上来，而我向来胆小的妈妈在一旁听见自己的心脏“咚咚咚”止不住地狂跳。接完电话后俩人面面相觑，脸色煞白，说不出话。那一晚，我妈妈再也没有睡着。

就在这次事件之后没两天，我爸妈决定回去谈判。拆迁办的人几乎天天打电话来催促游说。虽然我大妈在电话那端嚷嚷：“不要回来，他们要打人的！”但我爸爸修改了原来的预想，知道要不了几天，村里人就会签得差不多了。

他和我妈妈这次要回去变卖的，不仅仅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他们一辈子的价值

我的一位记者同行曾经说：“我亲眼目睹了拆迁新闻门槛的提高，现在只有自焚才能引起媒体报道的兴趣。”可是对于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拆迁，不是是非对错的新闻，不是那些写在纸上的别人的故事，而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和遭遇。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将最重要的财产进行“变卖”。过去的几十年里，有那么一段疯狂的时间，他们几乎不被允许变卖任何东西――地里出产的以及自身的劳力。在我爸爸孩童时的记忆里，就有生产队长每天大清早在村里吹响的尖利的上工哨声。伴随着这样的哨声，我奶奶只能把劳力贡献给集体的土地，然后用一个女人家起早贪黑一天能挣来的有限工分，喂饱3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

后来他们可以拿一点剩余去变卖了。他们变卖地里出产的粮食和作物，变卖饲养的禽畜，可人均一亩多的耕地里出产的东西仅够填饱他们的肚子，却无法给他们提供富足的生活。从我懂事起，村里的男人们和少数女人们，就去土地以外谋一份活计，来供孩子上学，为老人养老送终，最重要的是，将父辈留给他们的低矮土房，翻建成一幢幢小楼。为了房子，他们倾尽积蓄，在以借贷为耻的乡村，他们不惜四处举债。我们村里如今面临拆迁的，大多是那些建于1980~1990年代的两层半或三层的小楼。

我家的小楼建于1988年，是村里建得早的。记得那时房子盖起来，爸妈再没有余钱做装修和粉饰，却买了3只彩灯回来。每有同学或亲戚来我家，我就无比骄傲地一遍遍打开这些彩灯展示给他们。在我心里，这就是最美好的房子。虽然后来那彩灯上慢慢织起了蛛网，原来刷白的墙壁也渐渐变成了烟灰色。再之后，房子开始渗水，以至近几年每到暴风雨来袭，我爸爸就提心吊胆。如今房子终于要拆了，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好了！再也不用担心雨下大了房子会坍掉一块啦。”

当然，我爸妈也跟着房子一起老了。在房子刚建好那阵儿，他们俩曾经盘算过未来。我妈妈一项一项列算了各项开支和收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咱们再攒个两百块，就能防一防荒年，养养老。”

“嗯。”我爸爸也志得意满地说，“明年还会有进账呢。”

这是一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听到他俩躺在被窝里的对话。那时我心中莫名充溢起一股安定富足生活散发出的甜香。

然而未来早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算。他们积3万元“豪资”（当年算得上）建起的小楼在一天天老旧折损，涨幅小的是收入，飚升的却是花销。渐渐地，我爸爸在土地以外先后找的活计，比如做生意，用三轮摩托搞运输等等，只够一年到头的家用，以及供我勤俭拮据地读完大学。如今他们揣着这些年攒下的少得可怜的积蓄，面对的却是即将到来的老年和可能的灾病。

所以，想想那个我爸妈认定手头存个200块就能养老防荒年的年头，再想想之前辛苦一天只能挣上几个工分的年代，以及稍后两毛钱可以吃上一顿红烧肉和再稍后一毛钱可以享受一支红豆冰棍的年份，你就知道，当我爸爸听说拆迁要来，我们的旧房子可以“变卖”几十万时，他是多么兴奋，两眼放光。

“我一辈子加起来都没挣这么多钱！”他说。如果仅从数额上看，确实如此。

他又说：“一辈子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那么，他和我妈妈这次要回去变卖的，不仅仅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他们一辈子的价值。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而是房子下面的土地，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地上附着物”的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后来拆迁工人开进村子，第一个扒掉的就是这些抹着灰色水泥的房屋。他们要的是下面的土地，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地上附着物”的。

村民们似乎从未想过这一点，比如我爸妈。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顺嘴说起：“其实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地。”我爸妈愣了一下。然后我爸爸开始点头，而我妈妈却反驳说：“那有什么办法，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

土地确实早就不是他们的了。在我爸妈懂事之前就不是了。这些年里，他们或许更像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上的佃户。

要说我的家族在这个村庄的土地拥有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我的曾曾祖父。爸爸对他的曾祖父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他人高马大，在当地无人敢欺。我的曾曾祖父当年带着他的兄弟从别的村迁来，置下32亩土地，然后像棵树一样生根结枝。他一定想像着，土地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在他一代代子嗣中分配、流传。

曾曾祖父前来开家辟业的这座村庄，离长江不远。我爷爷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站在自家的后屋檐下，远远听到江北战场上传来的枪炮声，夜晚看到战场上腾起的火光。我姥姥出嫁前住得离江更近，一天夜里，听到军队杀过江来，胜利的在后边追，落败的在前边跑，一夜喧嚣叫喊，脚步声纷乱，大队人马“踏踏”地从村边跑过。

军队过江之后，曾曾祖父领着他的子孙们在自家的田地里又劳作了几年，然后就去世了。他去世后没几年，村里所有的土地都收归集体了。

如今我爸爸已经说不清楚当年曾曾祖父置下的全部田产。他1953年出生，土地收归集体的时候，还不怎么懂事。不过，那些年里生产队长每天清早吹响上工哨的时候就扯起嗓门喊：“今天大家去某某家的二亩三分地里拔草！”或者“今天去某某家的一亩八分地里割稻！”尽管田地已不属于某某家，但人们还用这种方式区分田地。而我爸爸也就是靠着这种方式，在脑海中对他家的祖产建立起一个模糊的轮廓。

现在他能告诉我的是：后来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时，曾曾祖父的哪一块田地分到了邻村甲，哪一块划给了邻村乙，又有哪一块分给邻居某某家。而我家三口人，则分到了不知原来属于谁家的三亩地。

我爸爸至今还藏着一张土地承包证，上面写着承包年限50年。“50年啊！”我爸爸一边强调着，一边揸开五个手指。

“可现在政府要收回了，有什么办法，田本来也不是自家的。”我妈妈又一次在一旁提醒他。

我曾曾祖父的子孙们苦苦盼了大约10年，终于等来这样一次机会，可以将最宝贵的资产，作一次“变卖”，尽管“买家”只有一个

其实村里人早就对土地失去了亲近感。

当不久前各家的耕地被统一征收之后，拆迁的消息变得确凿时，好几个邻居叔伯都打电话来北京“报喜”，奔走相告。隔壁的邻居还给我爸爸发来一条短信：“在大都市生活很精彩吧？……我们终于不用再种田了！哈哈哈”

那几天爸妈也乐得咧开嘴笑：“这回总算要拆了！”

村里人盼拆迁已经盼了不下10年了。我大学还没毕业那会儿，爸爸听了消息后就回家眉飞色舞地说要拆了。每年过年回家，爸爸也都要告诉我，快了，快了，规划早就做好了，你看几里地外的某某村已经拆了，马上就轮到咱们村了。而到了今年，终于确凿了。

在我爸爸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对土地的记忆主要是我奶奶起早贪黑的劳作和他们弟兄三个挥之不去的饥饿阴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奶奶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们首先要保证将耕种的粮食贡献给国家和城里人，然后才是填饱自己的肚子。

事实上，“队里”生活开始之前，我奶奶曾经进城在一个医生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奶妈。不算长的一段时间干下来，我奶奶带回家一只沉甸甸的金戒指和一副金耳环，都是用攒下的工钱买的。这样的收益远远超过土里刨食。我记忆里，奶奶直到老了，有时还会津津乐道地提起：“我在城里帮人家（注：方言，意同做保姆）的辰光……”

但是有了“生产队”之后村里人就不得不待在土地上，哪怕勒紧裤腰带。大概直到包产到户了，他们才对土地恢复了一点热情，因为终于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选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外出谋生，或进入小作坊式的乡镇企业，或当个体户，或做小生意……

从我记事起，村里人就以走出土地为荣。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也好的姑娘，出去当兵转业到了城镇的，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龙门”的……每个走出村子、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恨不得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

我拿到城里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傍晚，爸爸站在家里的阳台上，跟斜对过的一位邻居拖长了声调一问一答。我约略记得邻居问：“户口也是要迁出去的吧？”

“嗯，要迁的。”爸爸故意回答得很淡定，但我知道他心里的骄傲。

城里，那是村里人多少年的渴望。我妈妈听说拆迁的消息后，几乎要拍手欢呼，说：“啊呀，总算能住上公房了！”

“公房”，那是过去单位和国家分下来的房子，在村里人的眼中，就是体面、有保障的城市生活的图腾。虽然现在早没有了这种说法，并且城里人也要掏钱买房沦为房奴，但我妈妈还是坚贞地使用几十年来总是盘旋在村里人脑海和嘴边的这个字眼――公房。

谁家也不指着土地生活。人们越来越不在乎土地。以前精耕细作，插秧要一株株一排排对得笔直，近几年人们竟然尝试着将秧苗就那么往水田里抛，叫做“抛秧”。有些田地干脆转给外地来的种田大户了。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视作命根的土地，就这样变得轻贱了，像鸡肋。他们只有耕种的义务和权利，却无法享受更多的价值。他们都不能像祖辈那样，将田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更别提直接变卖给开发商，或自己盖上房子去售卖了。

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机会，只有等着“公家”来征收。听凭“公家”拿去卖个高价，从中抽走大头。

现在“公家”来了。当城镇化飞速蚕食着土地，当一幢幢高楼日渐向村庄逼近包围过来，我曾曾祖父的子孙们苦苦盼了大约10年，终于等来这样一次机会，可以将最宝贵的资产，作一次“变卖”，尽管“买家”只有一个。

无论如何，他们似乎已经比北边的邻村丙村幸运多了。听说丙村不在此次拆迁范围之内，但是那个村庄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大门，殷勤地拉那些前来丈量平方的工作人员进屋。据说在他们的要求下，“公家”顺带就将他们村也拆迁了，人们管这叫“带拆”。自然，他们的补偿最后比我们村少得多。

我们村里或许还没人注意到事情的逻辑其实很诡异――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土地，竟是年年在折旧的房屋

我们村里人的表现可要矜持得多，否则拿什么去谈价呢？

尽管拆迁办来丈量核实房屋之前，他们为了多挣些面积，一窝蜂地请来瓦工将三楼用水泥板隔出个阁楼来，以至搞得一时请瓦工都得排队，但多出那点面积并不值多少钱。

其实早在两年前又一次传闻要拆迁时，我们村里人就一股脑儿地将副房、天井甚至猪舍什么的都往上盖到三层。那股风潮如此火热，那些天夜里都能在村里看到建筑工人们在灯火通明中添砖加瓦。

而几里地外的丁村传出的故事更为传奇。为了能多得一套安置房，好多对夫妻竟然假离婚了。

我们村里或许还没人注意到事情的逻辑其实很诡异――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土地，竟是年年在折旧的房屋。他们无法为土地去议价，所谓“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这些年的城镇化浪潮中为各地的各级政府贡献了丰厚的“土地财政”，却只给予集体和个人极其低廉的补偿。耕地被征收，对于我爸妈而言，仅仅意味着一万多元的青苗费之类的补偿，以及只要活着便可每月领取的200多元的生活费。如此而已。

那么村里人可以费尽心思为之博弈的，只有房屋了。

从稍早一批拆迁的其他村民那里，我爸爸托人探听到，房屋各项补偿零零总总算下来，能折合到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于是他不知来来回回跟我算了多少遍的账：我家老房子总共500多平方米，能补60多万，刨去一套120平方米和一套80平方米的安置房，手头还能富余二三十万。每次算完，他就呵呵笑着说：“够我们老夫妻养老啦，不用再当你们的累赘啦。”

那阵子，老两口动不动就说：“等我们拆了迁……”

结果等到拆迁告示发下来，我爸妈有点傻眼了。按照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标准，我家只能补偿20多万；为了鼓励人们当月25日之前签字走人，告示上列了政府开出的奖励，哪家迁得早，得的奖励就多。即使算上最高等的奖励，也就是说最配合政府工作，马上签字搬走，也只不过再多得10多万。我妈妈叫道：“怎么付安置房的钱都不够啦，还要倒贴？！”

我爸爸也嚷了起来：这肯定是胡来，没按照政府的拆迁文件办。“回去谈得拢还好，把我逼急了的话就去告他们违规！”这个老党员气哼哼地说。可是当我从网上找来所谓的拆迁安置文件，细细看下来，发现按照这份几年前制定的文件，我家房子“价值”更少，也就10多万吧。

当我把账算完，我爸爸的脸色一下子惨然，半晌说不出话，只在那儿摇头叹气。

从那时起，爸妈开始不安了。我妈妈还是会说：“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但明显没有底气了。

拆迁办的人打了几次电话来，劝说他们回去签字。我爸爸起先推说火车票不好买，或者坚持要在电话里谈个大概价钱再回去，还没几个回合，就接到了我堂叔夜里打来的求助电话。而在此之前，也听说邻村戊村有个拆迁户不肯签字，被打折了一条胳臂。

其实在我爸妈决定回家谈判时，就已经调低了心理预期，从原来的60多万，调成了40多万。“差不多就行了，”我妈自我安慰般地说，“哪里能弄得过政府呢？”

他们一点儿也不想当“钉子户”。“我们也不想太多，但也不能太少，在村里中不溜也就行了。”这就是老两口的底牌，只不过只能亮给自己的女儿。

在酒桌上乡村熟人式的和谐中，在对方爽快给出的一个价位之上，我妈妈只扮了一次“黑脸”，犟了一犟，在增价5万元之后，老两口就鸣金收兵了

其实我爸妈是带着一点“筹码”回去的。

就在堂叔打来电话之后，我爸爸一下意识到，拖延――这个他们原先唯一拥有的谈判手段看来是不堪一击的。他想到了我的录音笔。我帮他将录音笔连上电话，教他怎么使用这种他此前碰都没碰过的数码玩意儿。然后在接听拆迁办工作人员电话的时候，他就摁下录音按钮。

他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意识：不能让他们在电话中“骗”回去了，得留下凭证。但是在他第二次使用的时候，竟有了意外收获。

那位工作人员在游说的过程中，提到他们派人殴打戊村那位村民的事情。“该打！”工作人员义正辞严地说，“他自己不签也就算了，还去动员别人也不要签，做反动工作！”此外，还有更加“雷人”的话语，不便公开发表。

我爸爸如获至宝，要我一定好好保存这段录音。他盘算着，回去谈判，真到万不得已，就将这段录音放给对方听。我教他：“告诉他们，别太过分，否则把这段录音发到网上去。”“好，发到网上！”我爸爸兴奋地说。其实他还没搞明白网是个什么东西。

在他们上火车之前，我不得不将我作为一名记者暗访的技巧传授给我爸爸，教他如何将录音笔不露声色地藏在包里并让它偷偷运转。

就这样，他们挤上了南归的火车。第二天一下火车到家，就置了一桌酒席，备了两条烟，请拆迁办的人边吃边谈。

这段录音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在酒桌上乡村熟人式的和谐中，在对方爽快给出的一个价位之上，我妈妈只扮了一次“黑脸”，犟了一犟，在增价5万元之后，老两口就鸣金收兵了。

第二天，他们轻松地跟我报告说，已谈下补偿款40多万。正是他们的心理价位。虽然老两口算了算，拿这40多万支付掉两套安置房的钱和装修费用，就几乎不剩多少，但比起先前到底涨了10多万，算是满意了。

其实如果他们当场放出那段录音，我相信能要得更多。但我爸妈坚决放弃了，因为不想害那位工作人员就此砸了饭碗，这样“不厚道”。

“人不要太贪心”，我妈妈说，“人家也不容易。”为此我爸爸还在电话里嘱咐我把保存的录音删了吧。

所有的谈价都是背对背进行。张榜公布以示透明公正的是各家的房屋面积和等级，却没有各自的补偿价

原先以为多少会有些旷日持久的拆迁工作神速地进行。从丈量核实房屋面积、评定房屋等级到村里最后一户签完字，总共花了不到一个半月。面对拆迁办人员的软磨硬泡，村里一些人实在熬神费心，短短一段时间下来竟瘦了一圈。架不住对方有时直到夜里还在游说，更抵挡不了明知谈崩后随时可能招来“黑社会”（村民的说法）因而造成的内心恐惧，全村最后的签字阶段只花费了10天左右。

最后一户一直拖延到25日夜里还是没能达成协议。接下来，我们村拆迁史上或许算得上最暴力的一幕上演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大汉半夜里闯进了他们家，也就是谈判现场，逼得他家已经出嫁的一个原本文弱的女儿冲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当场就要拼命。幸好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26日凌晨两三点价格谈妥，他们签了字，但是协议落款日期依然写的是25日。

果然如拆迁告示所愿，全村25日前签字走人。

所有的谈价都是背对背进行。张榜公布以示透明公正的是各家的房屋面积和等级，却没有各自的补偿价。村里没有人跟别人透露自家补偿的真实数额，即使亲兄弟也不例外。我爸爸告诉他的亲哥哥一个压低后的数字；听到我大妈说起她家的补偿，我妈妈也在心里想：哼，肯定不止这个数。

“那为什么互相不说真话呢？”我很不解，这对自家难道有什么不利吗？

我爸爸听了我的问话后愣了一下，说：“你一讲出去，那不乱啦，互相攀比，工作不好做了。”

“工作不好做，那也是政府的事。”

我爸爸又愣了一下，分辩说：“可是谈的时候（对方）就说不要跟别人讲，你说出去，不是把人家出卖了？”

几天时间，村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爸爸后来再看当时拍下的废墟照片都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了。瓦砾覆盖了我们曾经生活的土地

村里人基本上各自在签完字的第二天就忙着搬家了。他们把先人的遗照从墙上摘下来，把家什拉走，然后各奔东西。

我爸爸回去的时候，特意带上了我的数码相机。他从没有用过，让我教他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其实主要是摁快门。他要把老房子拍下来留作纪念。他把我家房子前前后后从各个角度拍了个遍。还帮我几个堂叔伯拍了他们的房子，以及我那几个还健在的爷爷奶奶，他们或者佝偻着腰背，或者抱着孙子站在即将消失的房子前面。

这个连村里人都不知道存在了多久的村庄就这样作鸟兽散了。我的家族至今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爸爸记得当年曾有一箱箱的族谱放在家堂里，里头记载着我们的由来。但在那个打倒一切的疯狂年代里，大人们就任由我爸爸和他的玩伴们把这些泛黄的纸片从箱子里抽出，撕下来，叠成“牌片”，满村子趴在地上打着玩。

高楼和工厂迫近下的村庄，也早已不是田园诗。小时候我跟上爸妈坐着水泥大船，装上粮食，沿着村边那条河流一路航行到镇上去“粜公粮”。河道是如此曲折悠长，我在船头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到大人们给我从岸边采来的一捧鲜红的覆盆子。但几年前回家乡的时候，这条河流已经成了污浊的墨绿色，散发着臭味。村里的人们也常常顺风能闻到从不远处的农药厂、化工厂飘来刺鼻的气味。一条高压线明知违规却堂而皇之地从人们的屋顶上空穿过。

人们好像很少留恋这个村庄了。这些作了几十年邻居、妯娌、兄弟的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积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恩怨、矛盾、是非和闲言碎语；拆迁到来的时候，为了争夺父母的补偿，有些人兄弟反目，姐妹揪打。“其实人人心里都盼着赶紧散了吧。”这是我妈妈的观察。

村里人果然很快就散了。几天时间，村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爸爸后来再看当时拍下的废墟照片都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了。瓦砾覆盖了我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就像大地震过后一样。”我爸爸说。

村子的搬迁是如此彻底，就连我那个最初来这里扎根繁衍的曾曾祖父，也在搬迁之列。在他80多岁的时候，这个硬朗老头一天晚上从镇上喝醉酒回家，一跤跌进了路边的小河里，再没有爬上来。他在他的土地上躺了几十年，如今也随着子孙们迁走了。人们把他的骨灰放进镇上的陵园里，在那些数不清的一格一格的牌位间里，占据上一格，永远地告别了土地。

他和我的曾曾祖母曾经紧挨着村边那条河流安息，现在那里将会被围起来，成为一个公园。我们的村子身下，则筑起一条宽阔的道路。用不了多久，不远处那条从千里之外绵延而来的高速铁路上，就会有列车像风一般地呼啸而过。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