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绝境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中国的教育,那就是溃败。产业化教育将中国拖入一场马拉松式的赌局之中,被胁迫加入游戏的皆成输家,坐庄的席卷了所有的财富。

似乎有那么一个“老大哥”——英国作家奥维尔在名著《1984》里塑造的“独裁统治者”, 一直在盯着我们,全体国民都通过荧光屏幕处于其严密监控之下,无条件地服从其旨意。 “不过,他的角色已经变成了精明的商人”。(见6月12日出版的《南都周刊》)

以优质资源做诱饵的庄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每一个环节皆明设或暗设机关,布下天罗地网,令参与者束手就擒。这与“老大哥”的控制手段如出一辙:单一的思维和需求导致单一的选择。

通过意识形态审查与控制,以及经济寻租的双重扼制,实现了教育的专制。人的教育死了,掠夺开始了。

在教育的名义下,搞定一切。所有的人都是人质和筹码。

求赢的目的论教育学与成功学,窒息了学子的心灵。他们大都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以考分机器的面目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父母们焦躁不安,倾注全力——精神和金钱,供养自己家庭以及家族的希望之芽。

全社会处于异常紧张的战争状态,为每年一次的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而操劳。

每一个考生的亲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奔走于权柄之间,迁移落户,风餐露宿,寄居他人屋檐之下,早起晚睡,接送,辅导,训斥,牺牲节假日,放弃人生享受,为的只是后代完成跳龙门的壮举。设计复算计,没有心机的有了心机,有心机的成了人精。

在貌似唯一公平的平台上,谁也不愿意先输一程。有钱没钱,都得咬紧牙关,走过这一伟大的长征。考上了名校,也只是稍稍松口气,还有找工作,买房子,婚嫁诸事有待操劳。一代代就这样老了,没有人能看到苦难尽头那一抹曙光。有诗人在二十年前曾经感叹:为什么我看到的总是父亲的背影?

我们要走的是一个程序,一个只想采撷果实——毕业证的行为艺术。

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从未完整地发育过,获得教育的滋养。无暇顾及自己身心的成长,鲜有时间培育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力,从而确立安身立命的价值观。目标在前,没有当下。教育把孩子与自己的生命割裂开,把他们与生活和广大的世界隔离开,他们在死寂的环境里“记住一切有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东西”(一个美国中学生的话)。

中国丧失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不会犹疑、徘徊,父母包办设计好了他们可怜而伟大的一生。目标坚定——不是自己认可的;全心全意——不需要操别的心,父母已经包办了他们的一切生活及生存杂事;唯我独尊——他们是家庭的核心,一颦一笑决定着家庭的气氛;冷漠世故,他们把一切都看穿了,故此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热情,世界与自己无关。他们是一座座孤岛,长夜难明。

作为起点的大学,成了终点。放松,放纵,他们要把十多年压抑的力比多发泄出来,要补偿自己。性与就业,主宰了校园生活,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的目标前,变得如此卑微。可悲的或许是,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求知的冲动,因为他们早就没有了那种本能。

对成功学的信奉者而言,时间是无用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相信各种层出不穷的速成技巧,所以,在中国,教育常常就是骗子的产业。只要给出一个速成的目标,家长们很乐意掏瘪自己的钱包。

教育制造的灾难,正在由全社会来承受。

高考前夕,直接留学和弃考成为热点话题。“攀升的弃考率,反映的一个逻辑是——高等教育相对投资价值的下降。”第二十五期《瞭望东方周刊》的社评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替代品的出现和高等教育产品自身预期的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

高教大跃进所制造的产品——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维稳的不稳定因素。从鼓励大学生做村官到鼓励参军,政府殚精竭虑。第二十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以 “新知青运动”为题,介绍了几位大学生村官的现状,在精英匮乏的农村,他们未改变什么,却往往被改变着。一滴水撒进大地,孤独的是水。他们并不想把根扎在农村,那只是人生的一个过渡,被动选择的他们,期待着服务期满后的工作前景。从2008年开始的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显然需要面对庞大的就业缺口。“在行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出口能有多宽,未为可知。”持续增长的待业数量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问题是,支持大学生社会就业的政策,无意间在和农民工争夺饭碗。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专家对《新世纪周刊》记者说,参军这项缓兵之计堵死了农民的路子,把大学生当人才培养当农民工用,最后的结果就是“读书无用论”观念的抬头。

灾难的源头在大学。第十三期《财经》杂志指出,大学生就业难根源在学校,因为他们不考虑社会需要:专业人数过多,专业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 “高等教育的定位与产业解构的需要错位”。在毛入学率高达22%的中国,学校家长和学生,依旧是原有的精英意识。“普通专科学校也向培养高级人才的方向靠拢”。据统计,全国有326所学校设立经济学专业,510所设立法学专业。

1999年以来,本为延缓就业压力而实行的缓兵之计——扩招,制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置师资和需求于不顾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促使院校攀比式升级,一个专科院校短短数年就可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专业同质化,教育过剩。师资不足,生源素质下降,专业设置脱离需要,在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主任张丽宾看来,这些因素造成“地方院校走出来的专科学生成了真正就业困难的大学生”。

聪明人借助泡沫大发其财。以独立相标榜的大学排行榜就是一例。

6月22日出版的《时代周报》报道,身份不明的武书连收取多所高校“赞助费”,使其排序靠前。互相利用的结果,依据此民间排行榜选择学校的考生,掉进了谎言的陷阱。

在我看来,第十七期《新世纪周刊》所作的“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个由毕业生对母校打分所建立的排行,可以充当选择学校及专业考生的参考。在今年的榜单上,上海交大独占鳌头,前十名中有六所出自长三角地区,记者分析乃是得力于该地更丰富的就业机会;高校扩张最疯狂的武汉,大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京沪两地,达百万之众,但签约率仅有两成,就业形势最为严峻。该榜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子榜或许是“工作收入薪酬排名”,名列前二十名的复旦等高校脸上有光了。

大学资格争夺战丑闻迭出。继《中国青年报》揭露吉林松原高考疯狂作弊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深入采访,为我们细致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群丑图。当地的作弊,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高考作弊公然以产业化的姿态挑战道德极限:从户口迁移、集体抄袭到使用高科技作弊器,一条龙服务迅捷便利。监考形同虚设,教师参与贩卖作弊机,人们的羞耻感罪恶感荡然无存。他们唯一的集体快感或许是,以己之获利,鲸吞了属于他人的资源和未来。2008年,该市600分以上的考生超过了该省两个大城市长春和吉林的总和。

诸多高考丑闻无一不在证明:大学资格成为掠夺最激烈的一块领地。原因在于,这是全社会能争夺的唯一一块公共资源。对每一个家庭而言,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对每一个学生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天梯。

考上大学之前的日子是可怕的。每一所学校几乎都类似于集中营。压抑的气氛令孩子们终生难忘。那种残酷是渗入骨髓的。第二十三期《新民周刊》报道了一个13岁上海少女的自杀事件。精神折磨彻底击溃了一个少女。可怕的是,学生大都不愿作证,记者费尽周章才找到三个肯说话的学生,还原了那堂致命训话的核心。该不幸事件的症结在于,升学指标造成教师心理失控,把压力转移到无辜的学生身上。处在压力和焦虑中的学生,恰似一座活火山,随时会喷薄而出。

在上中学之前,奥数与英语,犹如两条毒蛇,缠住了每一个家庭。追求智慧的东西变成了加分工具,机巧取代了对未知的探求;外语取代母语,成为荒诞而实用的敲门砖。

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不明白,影响学生健康和家庭经济的坏事,为何就不能得到纠正呢?利益主体乃庞然大物,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保证其垄断收入。越大越急迫的问题,越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拖延下去。所有的人为灾难到最后都不会有真正的责任人。

这种教育走到自己的终点了吗?

敏锐的《新周刊》这次选对了题目:《无法成人——中国人的成长链》。作家胡小同不无讽刺地写道: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父母是中国孩子无法成人的根源。

缺乏生气的学生们的脸,焦虑而严酷的教师的脸,执着又茫然的父母的脸,为中国打上了难以轻松的底色。被讥讽为中国式母亲和中国式父亲的中国家长们,只有当你们走出了成功学的魔咒,游戏才或许可以终结。

让我们记住台湾大学校长的话:“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性,社会的良心堡垒就更加坚固”。(见第十三期《南风窗》)如果我们让自己的孩子丢失了良好的品性,即使上了再好的大学也没用。一个不能自己选择道路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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