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五月五日，大王鸿六岁。卒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六月七日，早王鸿二年。周敦颐一生出任过分宁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县县令、桂阳县令、南昌知县、合洲判官、虔洲通判、永州通判、代理邵州知州、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南康知州。周敦颐一生热情办学，传道授业，他著述不多，但撰写的《太极图说》、《通书》，虽然仅数千字，却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
王鸿 于都县人，生卒不详。字翼道，王羲之第二十四世孙，博学善草书，北宋书法家和理学家。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年）被推荐到京城太学，后参加乡试，名列第一。只因应试文中，把“沚”字错笔写成“沼”字而被除名。王鸿从此绝意仕途，在县城南40里的泉石清幽外筑室隐居，自题居地之洞为“需岩”，后人称其地为需岩。王鸿以隐居著书终生，所撰《大元经》、《囷铭》等，散佚失传。《中国人名大词典》中有王鸿条目。
周敦颐与王鸿相交，是他在虔洲通判（1061-1064）任上，据同治版《雩都县志》载：“宋周子倅虔州，行至雩都，嘉祐癸卯（1063年）正月七日，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雩都王鸿游罗田岩，赋诗刻石。”钱建侯是不久卸任的县令，沈希颜是在任的县令，对王鸿的学识、人品都很赏识，促成了周敦颐与王鸿的相识交往。当时，他们不仅游山刻石，还进行学术交流，王鸿与周敦颐 “谈先天之学大相契合” 、“始与周元公谈性命之学，元公为之敛衽。”周敦颐对王鸿的学识很敬佩，并赋诗相赠，王鸿归山也作诗赠之，答谢云，“临别溪头承诲嘱，此心当为圣贤求。”为何二人相知投缘，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一分析：
一、身世、修养及品行
据度正《周敦颐年谱》载：“周氏自汉封周后于汝南，世为著望。先远祖崇昌，唐永泰中为廉、白二州太守，解祖居道之宁远县大阳村，裔孙虞宾之中子从远始徒营道，生子智强。智强生子五……次辅成，大中祥符八年蔡齐榜六举以上特奏名赐进士，贺州桂岭令。辅成则先生父也，以先生贵。赠谏议大夫，先娶唐氏，生砺，砺生仲章。唐卒，继娶左侍禁成都郑灿女，是生先生也”。可见，周敦颐出生在历代书香仕宦之家。同样，王鸿也出生书香门第官宦之家，据《雩邑县前房王氏族谱》载：“羲之公居浙江会稽，传二十一世生协公，公于太平兴国七年，以太子龙赞善奏析赣县潋江镇，置兴国县时以官籍住宁都之竹坝木瓜园，又三世而生鸿，公皇祐间卜居邑城南”。王鸿与周敦颐在童年都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
周敦颐在15岁那年父亲去世后，即随母入京跟随舅舅郑向一起生活，郑向在北宋亦为显宦，对周敦颐一生的影响甚大。在周敦颐20岁前后舅舅、母亲相继去世，周敦颐守丧鹤林寺，这对他一生的仕途和学术有着一定的影响。24岁的周敦颐孝满起服，承舅舅的叙例，由吏部调洪州分宁县任主簿，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王鸿于大宋嘉祐三年戊戌（1058年）来雩，五年庚子（1060年）以乡举游大学，再荐省试第一。因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云，九官相逊，凤仪虞舜之韶，多士以宁，鱼跃文王之“沚”。误作“沼”，失韵被黜。自是七年壬寅（1062年）归邑南四十里，辟田隐居，躬耕自乐。
朱熹《濂溪先生事状》载：“先生博学力行，闻道甚早，遇事刚果，有古人风，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自少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奉己甚约，俸禄尽以周宗族、奉宾友，家或无百钱之储”，“襟怀飘洒，雅有高趣，尤乐佳山水”。周敦颐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 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诗人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吼千古”，对周敦颐的人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明万历间于都县儒学训导彭士进撰《续修需岩王先生祠记》载：“盖先生清德宏学，有声朝野。当年守、令，兢先宾礼。如刘公彝、王公鬲、张公宗谔，尤为雅爱。至冀其来，而望需有亭云，侍郎张颉荐辟于朝，先生俱辞弗就。独乐与贤豪、有道游。在周元公敦颐相握，尤推先生。先生因推所学以授人，四方学士多出其门。”又据《县志鸿公行实》载：王鸿“好风和日，辄与客为钓鱼会，手自调羹，用野菜四十九、盐一，号‘大衍羹’。笑谓客曰，自胜无碍，羹况五侯鲭耶”。王鸿生活简朴，著书乐道，他在《复郡守刘彝公请掌郡校不就书》中写道：“鸿溺于山林，未尝挟技艺事奔走。自鬻王公之门，木石之与交，麋鹿之与游，于声名显晦，固已无累于心矣”，“伏惟垂照，使得全其性分，与刍童牧叟讴吟于岩穴之下”，真有“古逸遗风”。明代理学名家吉水罗洪先有诗赠：“文章光宋代，理学著明时，清风传国史，高节振乡贤”，对王鸿的学识、人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敦颐与王鸿都没有取得进士的功名，一个从仕，一个为处士；但因有相似的身世和深到的修养、高风亮节的品行，确实是他俩相识投缘的基础。
二、谈先天之学大相契合
据《于都县志》、（三槐堂）《于都王氏族谱》载：王鸿与周敦颐 “谈先天之学大相契合”、“先生始与周元公谈性命之学，元公为之敛衽”。这说明他俩有共同语言，相谈的话题不仅深、广，而且周敦颐对王鸿的学识也很敬佩。
我们知道，“先天之学”是说伏羲先天易学，是古人探索和研究宇宙的本原及其变化的思想学术，主要的哲学范畴有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而儒家的“性命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可称之为“人学”，二者又是紧密联系的，追求的是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境界。从周敦颐及王鸿的著作来看就可见一斑，周敦颐著述不多，主要的思想体现在他所撰写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中，他继承《易传》及道教思想，提出了“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即“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同时提出了溯源于“诚”的伦理道德观，即“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人极”即“诚”，“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充分体现了周敦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王鸿对《易》学也有相当深的研究，当时于都县社稷坛在水南秘书坊，后迁妙净寺西邑。县令张公宗谔就向王鸿寻问可符合《易》理。王鸿答曰：“坤未之地，与天社之星相应。其说曰，若今邑居南面，则旧坛据酉午，卽据乾以面丙。言之：籍置坤位犹为失方，况居西北隅之酉位乎？”。王鸿对性命之学也颇有心得，他强调修养，通过自己的修养，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上。他在《浚堂箴》写道：“谈不离道，居无越位。善相告语，恶相阻弃。美无他逊，光宜自閟。积其所修，圣贤可至。”王鸿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注的《大玄经解》之中，但不幸毁于兵燹，令人痛惜。他给朋友陈康侯书说：“桓潭美其绝伦，张衡拟之五经，班固谓其度越，诸子陆续称宜为圣人，诸君徒见其作之成法，未窥其道之要妙，使今日见需岩之作，殆无以为称述之词。”看似自负，实则为其称心之作。
可见，王鸿与周敦颐在一起谈论的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在交谈中也加深了二人的敬佩之情，并互相赠诗，王鸿才会发出 “临别溪头承诲嘱，此心当为圣贤求”的感慨。
三、《囷铭》与《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是周敦颐与王鸿、沈希颜、钱建侯等人同游罗田岩时，即景生情，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写就的散文《爱莲说》，全文119字。
《囷铭》：“廉则易足，斯廪有廒仓之蓄；贪则无厌，刍豢有糟糠之嫌。夫窃人之食而不任其事，又骚然而为害者，鼠也；暴人之物而不知有畏，又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肯为虎，窃而不忍为鼠，宁守斯廪以安吾处。”为王鸿所作，全文80字。
这二篇散文，虽文体一“说”一“铭”， 在写法上，有共同特点，即托物言志，以此阐明本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结构上，文章精短，言简意赅，严谨顺畅，句式上都骈散结合，读来抑扬顿挫，和谐悦耳。从表达方式看，《爱莲说》聚描写、抒情、议论于一体，从“出淤泥而不染”起，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同时，文章中几次以菊、牡丹反衬莲之美；还把菊花的隐逸，牡丹的富贵和莲花的高洁相对比，使“爱莲”这一主题得以加深，发出“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的感慨。《囷铭》主要是通过议论直接点出“廉与贪”的问题，以“鼠、虎”来形容贪得无厌的人，发出了“宁守斯廪以安吾处”的感慨来表达“爱廉”这一主题。《爱莲说》，其重点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这是全文的中心题意；隐喻作者在仕途上不于世同流合污，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保持自已高洁的品格，表达了他的爱廉思想。《囷铭》其重点是“宁守斯廪以安吾处”，这是全文的中心题意；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之情。
王鸿与周敦颐虽所处的环境不同，都保持了儒家所称道的“士君子”的品格，所作《囷铭》与《爱莲说》正是他俩共同思想与品行的体现。
四、需岩与罗田岩
罗田岩，别名善山。据清同治《赣州府志》记载:“陈永嘉（558-565年）中，有僧庐其上”，此时，罗田岩也已经有佛教活动了，而与罗田岩结缘比较早的名贤，就是周敦颐。据同治版《雩都县志》载：“宋周子倅虔州，行至雩都，嘉祐癸卯（1063）正月七日，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雩都王鸿游罗田岩，赋诗刻石”。诗曰：“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此诗为罗田岩最早的诗刻。周敦颐对罗田岩很钟情，同年五月又游罗田岩。此时正值罗田岩的莲池荷花盛开，周敦颐见此情境，思绪万千，一气呵成写就《爱莲说》，同游的沈希颜、王鸿、钱拓高兴之至，爱不释手，反复吟咏后，觉得此文值得做为教谕学子的文章，把《爱莲说》碑刻好后，作为濂溪阁的镇阁之物了，后传世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濂溪阁是县令沈希颜为周敦颐来于讲学而建，据《周敦颐年谱》载：“沈公者，令邑也，因建濂溪阁于善山，顶有高山仰止亭”。可见，周敦颐与罗田岩的缘分和沈希颜、王鸿、钱拓等人相交的深厚感情。王鸿在罗田岩也有刻石，现虽遗不存，但尚存一品嘉熙庚子（1240年）首夏，县令周颂等人同游罗田岩的《题罗田岩石刻》载：“因访张令尹宗谔、王需岩题字，幽讨竟日而归”。在（三槐堂）《于都王氏族谱》中也有记载。后人为纪念周敦颐，在濂溪阁原地建有濂溪祠，现在为濂溪书院（建于公元2004年），书院前有近千年古柏一株，原为四株，相传是周敦颐所植。正因为周敦颐结缘于罗田岩，引来无数名人学者如岳飞、文天祥、罗念庵、八大山人驻足罗田岩赋诗刻石，现在罗田岩的摩崖石刻，尚存70余品，其历史价值居于赣南之首。
需岩，距于都县城南四十里（今小溪乡桃枝村），嘉佑七年，王鸿择其中筑室隐居，以“需”命其名，出自《易传·需卦》，以明避世隐居之志。王鸿以生活休闲所需，开辟了“需园”、“需塘”、“钓鱼台”、“悟道岩”、“木犀岩”、“涵虚洞”；命其山曰：“峿山”，岩曰“需岩”，并以需岩自号，泉曰“龙光液”，松曰“甘露松”，居所曰“逊阁”，并将其名刻于岩石之上。据（三槐堂）《于都王氏族谱》载：“鸿自壬寅（嘉佑七年即公元1062年）归隐至熙宁八年乙卯（公元1075年）寿终，十四年间以辟田躬耕，著书自娱，从学者尝百余人”，“晋王右军羲之公廿四世孙。幼工篆隶，善八分书。文词精确，锐志标揭极多”，“大篆小刻笔法遒劲，龙蟠虎卧，其真为右军之苗裔欤”。现据于都县博物馆实地鉴字，需岩题刻分布在方圆约二公里的香台山悬崖上，多为王鸿篆刻，少量正楷题刻，共十多品，字迹清晰，现状完好。其中王鸿题刻“钓台”、“渔台”、“木犀岩”、“ 峿山”、“涵虚洞”等石刻，犹历历可见。在香台山下，二山环抱，其间有一小涧绕行而出，形如今之“太极图”，可谓天工之美，如今人称之为“太极形胜”，当时，他就是在其间钓鱼休闲。
王鸿与周敦颐都好山乐水，周敦颐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赋诗中道：“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也有隐居之意。但周敦颐性喜山水，好往返归自然，更主要是要从中体会出天地之根万物之源，从而“悟道”。王鸿虽隐居需岩，但不消极避世，通过“隐居”的这种方式来修养提升自己，并以此“悟道”，从他开辟“悟道岩”便可知一二，他利用所学所悟“以教乡闾子弟”才有“四方学士多出其门”。王鸿与周敦颐有好山乐水共同的兴趣爱好，需岩与罗田岩也因其显名于世，正如天启乙丑岁（1625）秋月饶州府学教授萧立忠撰《题需岩记》所载：“山因人重，亶其然乎！雩之为岩，亦已多矣。他不之志而志需，非志需也，志先生也。盖元公以道学传于世，先生以道学布宇内，两贤相得真美，而彰盛，而传矣”。
五、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宋元学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地位有这样的论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南宋魏了翁称周敦颐学术的宗旨在于“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而它的实用则在于治国安民的“功用所系，治理所关”。清高宗在《钦定精义》的按语中写道：“治统原于道统”，“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把理学与封建统治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理学从宋至清，先后700年官学的地位未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对于周敦颐也褒荣有加，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元公；宋理宗淳佑元年（1241）诏从祀孔庙，追封汝南伯；元仁宗延佑六年（1319），加封道国公。各地以讲周子之学的濂溪书院和奉周子之祀的濂溪祠相继大兴，据同治版《雩都县志》载：“濂溪祠，在县南罗田岩。祀周濂溪先生，以程明道、程伊川二先生配，缘先生尝讲学于此。祠创始于宋嘉熙庚子（1240）令周公颂，续建于明大府邢公珣”，明清时又有多次修建。可见，周敦颐的思想及为人治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广大。
王鸿是于都一乡贤，在于都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据同治版《雩都县志》载：“侍郎张颉闻于朝曰，臣窃见虔州处士王鸿，志行修洁，笃学能文。皇佑中屡与省试不中。今年四十余，耕田种桑，以足亲养。居约处晦，视古为归。间推所学，以教乡闾子弟。如鸿雅操，诚足以扶世教、励风俗。蔽而不献，是废善遏美也。伏望朝廷特加旌奖，以劝士类”。《赣州府志》也有记载，可见，当时的官府就已经认识到，以王鸿的学识、品行“足以扶世教、励风俗”，府、县官员都很气重他，且声名于朝。他以其所学“以教乡闾子弟”，当时“四方学士多出其门”，必然对后世学风产生深刻影响。确实是其后于都理学名贤辈出，元代赣南唯一的理学名贤刘君贤即于都人，至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倡学虔台时，“及门诸子，于（邑）独多于他邑”，当时阳明之门有“江有何、黄，浙有钱、王”之说，何、黄即于都的何廷仁、黄宏纲。王鸿对后世的影响，《王氏族谱原序》也有评述：“雩僻壤也，而风俗淳厚，敦崇礼教，衣冠文物之盛，虽通都大邑有所不能逮，盖都邑之胜于人物，见之人物之胜于道义征之，先明何、黄、袁、管（即：何廷仁、何春、黄宏纲、袁庆麟、管登，于都史称“理学五子”）诸先哲倡明理学，而其渊源则自有宋王翼道先生始”，“以启后代理学之宗，此邹忠介所谓‘斗大雩城名贤辈出，诚有所欣慕，非苟为称誉也’”。从黄宏纲弃官隐居需岩，效仿王鸿著书立说，可见于都名贤对王鸿崇拜之深。王鸿也被官府授予“乡贤”，入祀乡贤祠，隐居之处也建有需岩祠祀奉，得到历代官府、乡民的崇敬。
正是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开辟于都七百多年的理学之学风，需岩与罗田岩一样成为了于都文化气象之地。
（撰稿：萧紫雷）
（供稿：于都县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