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读·随写

           ——戊戌岁末的碎光

一

无法总结的半年过去了，从未像2018的下半年那样，六个月没写过一篇读书笔记，虽然说是有点小忙，但主要还是因为心理原因吧，由于种种难以言说的因素，百无聊赖，意兴索然。为了找回一点感觉，上网随意逛逛，买到了两本谈论书法的随笔《腕下风流》和《书法没有秘密》。

初读之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书法没有秘密》相对务实，从阐释书写与书法的概念开始，将习字的心得娓娓道来，也颇有情味，然后融书写历史于碑帖介绍之中，全书有很大的架势，可见作者自我期许甚高，可惜琐琐碎碎，表达能力欠佳，几万字可以说得清的内容，足足花了二十八万多字，让人越读越没兴致，总是在茫茫字海中寻找三两句精华，确实很浪费时间，杨福音说，一个人总应该有舍不得读的书，如果要在谈论书法的作品中找的话，就是“私淑大家”系列中林散之谈论书法那本，三言两语把书法的精髓道出，让人回味无穷。再就是《腕下风流》，这本书我倒是读完了，它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其努力地领悟书法所传达的诗意精神——书法植根于汉字，植根于汉字文化发展的哲学精神。所以本书努力去体会书写的每一个重要动作与我们的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谈论书法的使转、点画、笔锋、布白等内容时，尽可能地运用形象而诗意的语言，对行书好草书所表达的洒脱有心向往之的情感，只是不知为何对董其昌的仇恨那么大，在分析墨色、明清书法流变等话题时总忍不住骂他两句。

我虽然也写了几年的毛笔字，但从不敢说自己懂书法，倒是因为教学的需要刻意练习过硬笔（《腕下风流》极力否定“硬笔书法”这个概念），略懂写字的线条与结构之关系，读过几本讨论书法的书，摸过很多本字帖，如果要问问自己怎样看待自己在书法上的追求，我的回答是——开心就好。有人以书法为生，所以要混名头，要站山头，要傍名家，在我看来，最艰难的是如何真正地写出耐看有韵味的字，让自己在日常的书写中能自由地表达思考，能让自己在书写的过程中获得一张专注的宁静。习字的过程告诉我，这并不容易，首先是要耐看而有韵味，就要真正入帖，要入一本适合自己有经得住历史检验的那本帖，然后是要形成自己眼手协调的习惯结构，让笔墨与框架构成自己的风格，其次要有思想，毕竟没有内容的形式是没有价值的，许多强调形式之重要的观点，多少有点自欺欺人，选择练习书法，其实正是这种不断寻找自我的历程，正是这种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正是这种不断塑造自我的过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

这几年断断续续读《资治通鉴》，虽然读了就忘，但总有某些时刻让自己感慨万千，2016年读了十五本，从三家分晋读到隋朝，历史的兴亡更替如此这番，也没总结出什么规律，总之历史就那样演化着，不少人在权力的漩涡中死去，不少人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不少人表现了高风亮节，绝大多数人无辜地死去。停了一年多之后，再捡起来读，玄宗、肃宗、德宗朝读得尤其仔细，司马光不厌其烦地“臣光曰”，反复强调“惟名与器不可假人”，但现实就是这么的残忍，在许多问题面前，要做出清晰而准确的判断是何其的艰难，所以皇帝的每一次决策都有可能是错的，在阅读的过程中，偶尔见到一些正确的决定，自己也替皇帝高兴起来，司马温公终于能笔调轻松一会儿了，然后就是大篇幅抄写那些忠臣的奏章，相比之下白居易的比韩愈的要实在些，杜牧比元稹人品好一些，裴度比牛僧孺正义一些。

不过，一路读下去，觉得这些大臣们都很奸诈，尤其是那些忠臣们。朝代衰亡的过错都集中在奸臣和昏君身上，皇帝差些，主要过错在皇帝，像南朝宋的皇帝，没有一个正常人。皇帝不算太坏，那就是身边那些奸臣搞的鬼，像唐玄宗朝，最大的坏蛋就是李林甫和杨国忠，然后是安禄山、史思明等。忠奸太分明，让人觉得不够真实，虽然偶尔也会写好人的某些失误带来的严重后果，但史书里面极少写不好不坏的官与好官那些深入人性的困境，所以历史的书写风格就显得单一了。如此，我觉得要思考一下这种书写的背后，是不是文人们对于历史深处的悲哀有着太过深刻的体会。《资治通鉴》主要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强调皇帝对于天下兴亡的关键作用也无可厚非，只是过分强调这一点的结果就是，臣子们越来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臣子既要独立于君主，同时又要服从他，臣子毕竟是选择侍奉君主的，君主却生来是君主。”多数皇帝天生就要承担这份责任，不管年龄大小、智商高低、身体健康与否、人格完善与否，责任在肩又孤立无援。“臣子们没必要去为一个坏君主效力，但他们不可以参与推翻他，如果一个君主能纳谏，臣子可以试着指出他做错的地方，不过，很多人做不到纳谏。”因为历史总结了，相信自己会亡国，相信妈妈会亡国，相信老婆更会亡国，相信从小陪伴的人也会亡国，相信那些文官也会亡国，相信武将更会亡国……总之，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正好是王安石放开手脚搞改革，司马光是王安石最好的政敌，他总结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是神来之笔。读《资治通鉴》读出了许多困惑，所以在某些空隙读了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思想有着清晰、准确而深入的分析——司马光看不上欧阳修那些古文家将上古理想化的思想，他强调制度的作用，强调君父的权威，强调不平等背后的逻辑。王安石一上来就把他那个时代道德、财政和外教的难题归因于不能“知法度”，他强调靠政府来改变社会，在天下实现完美秩序。

司马光认为圣人通过《易》使人们莫测高深，从而接受其权威……人们看到等级制度减少了暴力，维护生命，而礼直接服务于他们的生活欲望。（P241）

王安石认为，“为己”和“为人”都是片面的，真正的学始于个人，最终要能够指导他人，消除对峙，在于用他人能够共同认可的理想来充实自我，人们一定要从“正世”的目的出发来“正己”。（P287）

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等级、界限与限制，后者强调打破限制积极增进繁荣，前者强调维持稳定状态，后者强调有所突破。《资治通鉴》告诉我们，王朝为了保存秩序而存在，而秩序的保存则依赖于正确地认识到什么对秩序是必要的，所以王安石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强调“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后“王”，司马光反对孟子漠视等级制的思想，强调“天尊地卑”，不管贫富都不能破坏这种纲纪要求。

三

许许多多的书赞美王谢风流，殊不知那是世家大族所聚集的天地之精华所在，他们才有资格，才有闲暇，才有能力去感受天地哲学与人性之美。与这种美好相对应的，莫过于刘宋王朝的浅狭无知与杀气腾腾了，总的来说，刘宋王朝就是美的破坏者，人性恶的彰显着。

张金龙的《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一书，我费尽力气才读完关于刘宋王朝的部分。书中详细地记录并分析了自刘裕夺得帝位到萧道成篡权的重要历史节点，尤其对几次政权更替的军权转移做了充分详实的分析。书中最主要的论证思路就是强调争夺禁军军权的重要性以及地方军权与中央军权之间此消彼长与相互制衡的关系。刘裕推翻桓玄的过程，谢晦与檀道济拥立刘义隆的过程，刘义隆除掉谢晦与檀道济等的过程，刘骏推翻刘子业的过程，刘彧与刘子勋对抗的过程等等，来来去去的杀戮，就围绕着军权展开的。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满眼都是“争斗”，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霸政时代，这一时期的政权大多是靠武力建立和维系的”，不知道古人争斗累不累，我读着就累了。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批评的，这个朝代之所以如此多荒谬而残忍，最主要是由于缺乏一种政治理想，相对于唐宋而言，这真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人性的恶裸露在这里，让人不得不为之颤抖。

历史的深处是何等绝望的悲凉啊，研究者的心肠是何等的坚硬啊，现实会不会同样地残忍而坚硬呢？此刻，我真希望自己更无知些、更愚钝些，这样就可以毫无知觉地陷入人阵，在被人的嘲笑中茫然无知，可以看不出他者的坏心思，满眼都是好人，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但这一年所经历的人和事，让自己真正尝到了一直以来后知后觉者的悲哀——看得越是清楚，自己的内心越是悲伤。

本命年，希望自己所历的心劫能像梦一样过去，希望自己能坦然地面对一切挑战，葆有一颗纯真的心，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放飞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