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问题介绍：
对于古代中华文明的一枝独秀与近代科技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思考，一直困扰着国内外诸多志士仁人。向来国人以古代中国辉煌璀璨的技术成就为荣，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让帝王将相都沉醉在“我乃天朝，四海之外皆蛮夷”的美丽幻境中。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战舰借助指南针绕过非洲跨越印度洋来到中国，并用由火药改进制作的火炮轰开中国的国门，才使国人如梦方醒。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被仅有几百年历史的欧美逆袭，对于每一个有华夏血统的后代而言，都是难以承受但不能不正视的事实。翻开历史教课书，看到不惜辞藻浓墨重彩的大笔篇幅介各项技术曾经多么辉煌，领先于世界数千年的表述，我听到的却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声声叹息。对于文集复兴后欧洲文明瞬间崛起和与之对应的中华文明踟蹰不前的研究，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比较正式的表述：
” Why was Chinese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first century B.C. and the fifteenth century A.D., 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West in applying human natural knowledge to practical human needs? In other words, what had happened to explain why this lead never led to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何中国在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没有成功延续至现代。
对比从公元前后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与欧洲，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无论从语言文化形态，数学基底的发展，以及封建社会制度都没有良好地为自然科学体系提供合适的生存发展环境。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是：虽然中国有着较多在前人探索经验积累下的发明创造，但由于欠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究，同时生活生产方式的物质因素和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等精神因素抑制了近代中国在数理科学的落后。
一．语言文化
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在人文科学的基础之上，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其在科学领域侧重方向和研究的深入程度。从表观上看，17至20世纪初这个特定的年代成为了欧亚文化发展的分水岭，然而两种文化发展的盛衰交替，从最初的文明起源过程（如语言、文字、宗教的形成过程）能够隐约看到其存在必然性。中西方语言文字的演化发展中能清晰地看到两者思维发展的脉络，语言符号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同时通过语言所传播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逃离不了特性语言环境及其衍生出的文化模式的影响。汉语注重韵律及文字交叠产生的美学，而西方以字符为基础的文字更多着眼于语法逻辑。
汉字作为惟一现存的象形文字，不能随时根据语音造出新的字词，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而西方文字完全符号化，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其造词功能很强，有很多种构词方式如：派生、缩略、逆构词法等。语法层面，汉语文字在词法方面没有时态、前缀、后缀等，这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也造成汉字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而在西方语系中，字词的用法都受到上下文及使用场景的限制词的定位灵活性差，词的位置限制性很大，这也促进了西方人种思考问题时思维的缜密性。以上中西方构词和语法的区别，造成了思维逻辑方面很大的差异。英语求衔接而多推理，靠逻辑而非灵感，重论证而轻直觉：汉语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如果考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很难逃离语言影响这一条主线，现有的自然科学及数学成果，其推导及表达均需要用函数或方程的形式表达，简单的勾股定理可以用“勾三股四弦五，大小勾股能等相求者”表述，试问稍复杂的余弦定理是否存在简洁的中文表达形式。象形字字符本身寓意的明确导致了语法运用的随意性，即在古代针对具体问题的描述通常一堆有具体含义的意象的排列组合，而各个词组间的内在关联和逻辑关系相对模糊。句法的灵活性导致了汉语在表述抽象问题时易造成歧义及累赘，现有理工科领域的国内期刊普遍得不到认可，其原因之一即是汉语在表达具体问题时存在先天劣势。希腊文字及其推衍出的欧洲文字，适合于将问题的本质提炼，用字符作为参数表示与物理问题相关的各个影响因素，使得问题的表达寓意明确且形式简洁。可以说，古代中国科技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块从科学创新角度来看相对贫瘠的土地上，科学概念的产生纯粹是感性经验积累的产物，这造成了汉语表达问题的玄幻之处：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如果从二十世纪初将中华文明隔离于世，即在缺乏与西方理论及文字基础的环境下，能否诞生科学的萌芽，答案是令人担忧的，一些较为复杂的公式的表达已经远远超出了汉字所能描述的范畴，所以说中国古人在如此情况下依然能创造出璀璨文明并产生出很多的技术发明实属不易。十七世纪后，西方技术的化茧为蝶是建立在良好的创造平台下，即有合适语言符号的支持和较为成熟的科学理论发展，其文艺复兴的出现和工业革命的到来都是与过去一脉相承水到渠成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两面性，伏羲造字为我们带来了唐诗宋词的美韵，同时也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埋下了伏笔。
中华文明伊始，儒道思想的地位就已根深蒂固。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大致译为（道是超越语言的，如果是可以用语言讲出来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宦官文人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的出发点，人们不会从细节上追求鞭辟入里的把握，甚至会认为存在某种特定意义下的描述是对科学的颠覆。儒家文化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虚玄、无用的学问。这种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治学理念固然有其明智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但也不乏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局限。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坐标系，复数空间，张量等抽象概念的基础上，显然这些被儒家否定的“玄虚”正是科学发展的瓶颈。儒道思想追求官本位，即最有用的就是可用来考取功名的四书五经，科学被冷落；而知行合一使人们更加偏向于实用化的技术，科学遭到限制。于是乎，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科学在沿袭语言脉络，继承儒道思想的基础上，总是故弄玄虚地凭借经验积累来发现世界的本征。儒家思想强调“自省”，主张人应该反省自身，而不是去探索外物，它使中国人在根本上丧失了探索外界科学与技术的欲望。
二．数学演绎
十七世纪在华传教的西班牙籍耶稣传教士庞迪我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他对中国的印象:“他们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在庞迪的价值观中，仿佛中国在人文艺术，技术发展的成就都微不足道，在他看来中国的数学与哲学仍处于很愚昧的状态，基础科学是一切科技持久发展的源泉，数学的发展程度是一个民族科技水平的直观体现，顺藤摸瓜我们需要考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数学科学体系的演化。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这种筹算数学的价值取向保证了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特色的发展方向，注重数学实际应用的层次不断发展，机械化的计算水平不断提高。这种朴素的数学模式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背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鸡兔同笼问题，即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求解。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各个数学领域都有过辉煌成果，如割圆术、大衍求一术、天元术、四元术、垛积招差术等，然而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即限制于代数意义下的数量关系，未建立研究分析问题的完备体系。进一步更直白地说，孔圣人曰过的“举一反三”思想不适用与中国古代数学体系中，各项成果和技术都是以零散的点缀在历史的河流中，这种凭借实验和尝试建立起来的独立知识点缺乏内在联系，当然也不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推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数学，其十分重视数学和逻辑，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 欧几里得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和学者们在实践和思考中获得的几何知识，欧几里德把人们公认的一些事实列成定义和公理，以形式逻辑的方法，用这些定义和公理来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建立了一套从公理、定义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得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几何学。这部划时代历史巨著的意义在于它树立了用公理法建立起演绎数学体系的最早典范，也为之后的文艺复兴出现，科学思想在欧洲蔓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中，数学始终沿着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统一性继承的轨道向前发展。古希腊数学与神秘性的结合，使得他们从宗教、哲学的层次追求数学的绝对性以及解释世界的普遍性地位，这正是古希腊数学完全脱离实际问题，追求逻辑演绎的严谨性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古代的数学发展系统中已经能鲜明地读出其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逻辑，很多古代的发明，如造纸术，火药等，都是在生活中经过历代人多次尝试而取得的成果，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实验次数的堆砌而没有挖掘各种实验配方中内在的联系。火药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然而了解其发明历程却使我产生了中国文明真实价值的疑问。火药的发明产生于炼丹术，历代总有所谓的术士在进行炼制“长生不老”仙丹的实验，也累积了一些实际的经验和文字记录，在炼制过程中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硫磺、硝石、木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火药。火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易导致失火，长期被中国古人所摈弃。火药的发明过程，与其说是古代中国科学精神的体现，不如说偶然试验的产物，火药的发明没能激起人们对化学燃烧学的探索，也没有从其炼制过程中总结经验发现其他有价值的化学产物，其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的薄弱。中国人对实践兴味盎然但对理论则多有忽视，一味的强调经验并不能使我们长久地保持科技的领先。纵观我们国家古代的重大科技贡献，无不是来源于感官的经验的总结，极其缺乏科学上的逻辑推理等。在没有完备的数学体系下的技术文明只能饮鸩止渴，长久的生产力需要我们有扎实的数学功底，语速则不达，过于实用化的重技轻科使我们最终落后了。
三．封建制度
虽然语言文字和道德文化等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了科学发展的不同道路，然而中国封建体质的官僚制度也一定程度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中国的官僚们创造性的举办科举，以此来拉拢杰出的人才来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在客观上消除了他们反抗的隐患。科举考试的内容只是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除涉及理工科的科学与技术等内容。在此大环境下骚客文人饱读诗书，有舞文弄墨之才而无创新改革之法，明清之后八股横行，大众的思想进一步被束缚，科学技术的推动力量被人才选拔制度所弱化。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像样的科学奖励机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与此相反，1624 年英国颁布的《安娜法》最早建立了鼓励创新和技术发明的专利保护制度。随着《安娜法》的颁布,科技发明开始大量涌现，英国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发明家也因此从自己的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同时，产权制度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甚至社会进步。在中国古代，从事与技术研究的都是工匠通常为文人所轻视，工匠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他们从事科学研究，而这也更加剧了中国社会上的重技轻科。因此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很难在中国古代得到良好的发展。在封建体质下，中国百姓长期以来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活，男耕女织相濡以沫。小农经济对商品交换的需求较少，因此导致中国形成了重农轻商思想。历史已经表明，商业的发展会推动科技的发展，而封建体系下的乡村文化不利于工商业的全面推广。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下，我们形成了灿烂的中国文化，我们选择了天人合一，顺从自然，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有着逐步地探索尝试改变自然改变世界的欲望。
四．总结
在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科学发展脉络的差异后，对于李约瑟问题回答也浮出水面。把中国在17世纪到20世纪初的落后归结清政府无能闭关锁国只是片面的解读，发展遇到桎梏而徘徊不前的必然性从伏羲造字，孔孟之道就留下了沉重的伏笔。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总体而言还是一个缓慢发展前进的过程，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中华文明在传承过去的大格局下始终没有停止孜孜不倦的探索。由于明清时期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此消彼长的过程导致了人们盲目认为中国技术退步的错觉，特别是清朝时期科学的成果，由于在与西方工业化背景下与机械产业的对比显得不足为道而常常被人们嗤之以鼻。具体而言，本人认为如果以时间为横坐标，技术发展成果为纵坐标来衡量古代技术，其发展历程基本可以用线性的关系表达，即随着时间推移始终呈现一个进步与发展的过程。对于李约瑟问题，比较客观的解读是，中国文化重意会而轻言传，从抽象的只言片语中很难提炼出对一个问题具体的数学描述。从而古人在缺乏完善的理论指导体系的前提下，通常只能依赖实践来发展技术。由于中华文明偏居欧亚大陆一隅，与外界沟通交通不畅且存在语言文字的交流障碍，在此背景下，中华文明的技术科学发展必然是零散的数量堆砌的过程。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王朝里，我们只是在技术上远远地领先于西方，而非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只是国人的一厢情愿，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中爱国主义色彩较为厚重。客观而言，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独立演绎发展的产物，在不同方面其各有优劣。单纯提取中华璀璨成果而忽略在科学体系上的严重不足不是客观的研究态度，中国很早确立了优势却坐吃空山，西方在摸黑探索较长时间后最终看到了柳暗花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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