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始于脚下——舒生读《论语》第一百三十六

梁武帝见到达摩，有点自夸的说道：“大师，我在国内建造了很多的寺庙，印送抄写了很多佛经，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供养了众多僧尼，请问大师，我所做的功德如何呢？”原本以为此问一出，定会得到高僧的一番赞扬，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达摩祖师只回答了4个字：“无有功德。”梁武帝听后便有些不悦，直言道：“明明功德巍巍，大师为何说没有功德呢？”达摩祖师解释说道：“陛下所做的这些功德，虽然看似巨大，却都是有漏的，因此所获得的福报也是有漏的，不是究竟的，这只是人天小果而已，没有实体的功德，只是一种空相而已。”《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若执着于自己所做的功德，就会产生贪着，生发出贡高我慢之心，当时的梁武帝不明白大师的用意，再想着自己是堂堂的大国之君，不能失了“体面”，于是继续追问：“天上地下，何谓至圣？”达摩祖师当然明了梁武帝的心境，但却没有恭维之意，仍然实话实说：“天上地下，无圣无凡。”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病诸”，病，担忧。诸，“之于”的合音。“能近取譬”，能够就自身打比方。即推己及人的意思。“仁之方”，此处“方”的意思就是方法、办法。“仁之方”就可以理解为践行仁的方法。这一句是子贡问仁，“如果能广泛地施惠于民并且能赈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吗？”孔子回答：“岂止是仁者，这简直是圣人！尧舜都还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呢！”这段话让我们区别了仁与圣。“何事于仁”，朱注解“何止于仁”。其实，“事”有立于某种位置，即今天所谓定位的含义。这里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止是“仁”，如果一定要讲它到底算什么，那也是“圣”。“圣”是更高的境界，就连尧舜想做到都挺难的。

仁和圣的区别是什么？孔子说，仁强调的是从自己做起，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主要侧重于讲个人修养，个人修养好，不一定就能博施于民，不一定能救助天下。博爱，光有爱心还不行，还要有平台和基础。“圣”是王者之道，无权无势，只能要求自己做到“仁”。“仁”是内心的法愿、发心，修身齐家，而“圣”则是治国平天下。这里孔子的回答体现的是儒家要求自己的思想，自己做好自己，至于能不能“博施于民”能不能“济众”，那要看机会。

子贡长于言辞，修习仁道也往往止于言语。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点好高骛远，只看远处，不看近处。也可能与子贡的自身的处境和条件有关。这个有点类似于梁武帝与达摩祖师的对话。用佛家的话说，必须要以菩提心出发，菩提心就有大智慧的心，不妄，不著相。不然，你的心念之中，总是有个我啊!那么，于是你的善行只是有量的，只是福德了。子贡在这里关注的是“善行”而不是“发心”，所以孔子就要纠正他，要从内心深处去做“仁者”。

具体办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就是你怎么看待自己身边的人，怎么对待自己身边的事。“能近取譬”，别人譬如我自己一样，我想要的，也是别人想要的，那我就帮助他得到；我想达到的，也是别人想要达到的，那我就帮助别人达到。所以儒家讲的仁，其实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如果还有，那就是兼善天下，也就到了“圣”的境界。不能说子贡说的错，只是关注的点不一样，一开始就关注“圣”的境界，美好的理想还要有务实的行动。否则，纸上谈兵，毫无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们除了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外，还需要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精神家园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财富的数量和质量。这也是儒家的一个重要观点，孔子最看重的颜回，就是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小子。自己有切身利益，别人也有切身利益。 仁者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去感受别人的切身利益。 在实际行为中，能将二者结合起来，甚至将别人的利益视为高于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仁”。如果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甚至牺牲别人的利益而达到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不仁”。

做到己立立人，关键是以己度人、宽以待人，“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对自己多一分严格要求，对他人少一些求全责备，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做到己达达人，关键是推己及人，一己暖则思天下之寒，一己足则思百姓之饥，把别人的冷暖和忧乐挂在心头，这样才能心怀天下。孟子说：“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对领导者而言，做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既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所系，也是用权的价值指向。

当然，做到己立立人，还需要关注心里、关注脚下，从内心修起，从脚下做起，从小事做起，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出一个“仁者”，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一条“仁道”，也只有站在人生的终点，回望来时的路，才能真正说自己一直在“仁”的状态。这样的修为既是空间上的处处，也是时间上的时时。更多在平时，更多在日常，不能仅仅等着那个“高光”时刻的到来，我搞个大动作，就是仁了。道在平常日用中，仁也在平常日用之中。

平平常常，成就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