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党与党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不外乎（利益）二字。孙中山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之看法为：借助新鲜血液激发国民党之斗志，进而使其同化于国民党中，若实力壮大威胁国民党之统治则可尽早除之。苏联对于中国革命之看法为：扶植一方势力使其具有遏制日本等国的实力，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一线的稳定，为此先后资助吴佩孚，冯玉祥等军阀，遭到拒绝后于北伐战争期间，给予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资金，而后又给蒋介石提供大量武器和大批军事专家，反而对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并未抱以期望，这里所指之苏联，主要是以当时斯大林，鲍罗廷等领导人，并非全部人都对共产党之发展成悲观态度。但是无论如何，从此不难看出，己方利益是己方行动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仅仅只是一系列事实所导致的结果，而我们常说的趋利避害也只为其中的一条准则而已。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夺取国民党政权，其部下中，即有黄埔毕业生，也有各系军阀及其部下，虽然军事实力比以往大幅增加，但实际上内部各派的斗争仍在继续。与最初坚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不同，这是一个不讲思想，只坚持为自己谋取天下意志的领袖所率领之党派。身在其中者，除对蒋个人崇拜者外，皆为利益所牵动，举起中影响较大的两例。
一，陈济棠粤系指挥，在第五次围剿中与中央红军达成协议，使红军安全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目的是防止蒋介石中央军介入，削弱其自治能力。
二，白崇禧桂系指挥，在湘江战役中为阻止蒋一石三鸟之计，将三角防线撤后，给红军创造了200里防御空档，其指挥的追击部队一直与红军保持2日行程，并且面对蒋之施压拒绝前进。
这种特殊的政治条件是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不断斗争所造成的，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仅仅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国才会有的局面。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即白色政权内部的斗争，使一些群众基础较强的地区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因此红色政权能够在一些白区的边界处存在且发展，这是毛泽东主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对中国红色革命发展的深刻认识。
而蒋介石也意识到红色政权的危险性，因此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而在这五次围剿中又数第五次最为危险与艰难，因为这是一段跨越过14个省区，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约二万五千里的旅程。
蒋介石曾言“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故他认为红军必败。但他忘记了红军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红军。
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夜中一道电闪，甚至是遥远的前方一缕若暗若明的微光，
对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如此。
利益，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驱动着世界。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以胜利者的眼光看待历史是不完全的。因为这里有错误，这里有背叛，这里有忠诚，这里有冷酷，这里有遵义会议的统一，也有会理会议的裂缝…但这里也有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什么能胜利？因为信仰，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国民政府中军阀之间争斗，但是其他将领呢？例如曾经的抗日将军宋哲元，他“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他向全国通电：“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933年亲自率领第三军团，于喜峰口和日军作战。可是为保护自身在华北的权益，他选择与梅津美治郎合作，后又与土肥原贤二合作谋求华北自治。
这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党派，一个国家的问题了。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终皆不敌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
诸如此类者，数不胜数从中不难窥见一二。蒋介石一统之失败，非兵不利战不善，将不广会理会议的财不足，弊在主义。三民主义为孙中山之根本，同样也为国名党之根本，失主义者，失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民众虽愚，但不笨，散为沙，聚成塔，安则天下广居，怒则汹涌澎湃。
蒋介石曾言“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故他认为红军必败。但他忘记了红军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红军。
飞夺占泸定桥，红一军团昼夜兼程二百四杵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在泥泞的道路上急行。
无论是“安顺场17勇士”还是“泸定桥22勇士”，在他们心中闪耀不是名誉，金钱，而是信仰。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也曾经是代表国民党的蒋介石的骄傲。在1923年访问苏联时，他慷慨激昂地阐述着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为此得到了季诺维也夫的认可。但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1927），“三二O”中山舰事件（1926）…无疑不证明其对革命的信念已经变成了对权力的追求。共产党与国民党，二者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这是一个场无法避免的战争，但似乎也是一场结果注定的战争，可是命运往往就是如此刁钻，即使如此，其间的苦难曲折也是非常人能到达的。
我如此阐述的目的并非是将党的发展视作一件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上述情况也同样在党中发生过，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等人的投敌，还有在革命困难时期离开的数不清的人，尽管如此为什么还能成功呢？毛泽东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写到中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这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燥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为什么能下如此判断呢？
因为人民，人民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股力量新旧军阀，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所惧怕的。因为这股力量是要打破一切不平等枷锁，冲破一切阶级的。而这股力量是民众无法掌握和运用的，只有一个为民的党派可以，国民党是办不到的，只有共产党是可以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一首悲壮的国际战歌吹响了，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在一次次牺牲和奋斗，不尽的实践与探索中，取得了胜利了。这段历史并不是像大多数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样大气磅礴，因为这是一场鲜红色的旅途，饥饿，寒冷，背叛数不可数。遵义战役的邓萍，飞夺泸定桥的廖大珠，抗日战争的左权还有那些数不清的人，他们中的一些甚至连名字都未曾留下，便永远沉睡于历史的长河，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又都重新汇聚成为一个永不磨灭的红色精神。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过去是沉重的，是痛苦的，同样也是宝贵的。前进是需要代价的，毛泽东主席曾经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短短几句包含着开国领袖的心酸，而此他是当之无愧的伟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领袖，可是不要忘记无论有多少光环，多少荣誉他终究只是一个人，一个凡人。对他来说，五星红旗背后不是壮阔的史诗，而是一条又一条生命，一个又一个家庭。对他来说，鲜红的国旗仿佛曾经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同样也有多少寡廉鲜耻的叛卖。
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段传奇，也不单单是一个结果。意外，预料…一切都像是一场注定结局的旅程。有人对此感到虚无，有人借此侃侃而谈，我或许属于后者。逝者如斯，对现在来说，这是不曾经历的往事，也是无法承担苦难。过去是沉重的，是痛苦的，同样也是宝贵的。因为这是人类旷日持久战争的一首赞歌，在这场战争中，对手或许并不存在，因为这是一场与自身的战争，是人类面对自称为命运的钢铁洪流中，谱写的一首不屈不挠的人类赞歌。
这是一个熵增的世界，现在的状态来源于过去一点点熵的变化，所以我愿意说这一个被过去所掌控的现在，而世界则是被众多过去所干涉而形成的网络。所以我愿意说否定过去就是逃避现在，虚饰过去便是扭曲未来。德国与日本战后的态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位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的总理使德意志民族再次站起，而将昭和军阀骨灰放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的日本政府又使整个民族蒙羞。当然这一切的一切也只是我所说的漂亮话，与真正的理也应是大相径庭，故若是纠结于文字层面，那的确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因为实践是唯一的检验途径，这现在仅仅是一个合情推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