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1. 挫辱
(湘潭大捷后)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 “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2. “挺”经和“反思”
2.1“挺”经，所谓“挺”，就是指在危急时刻，能坚持住。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咸丰多次命曾国藩出兵增援湖北，曾国藩都周旋拖延，坚持军队准备好后再出发，虽然历经了自己的好友及恩师自杀殉国，亦未能动摇；靖港惨败自杀未遂)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他要让那些当初逼他出走衡阳的湖南官员看一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2.2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
我在这句话里所说的“反思”，用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你反着来，你可能就成功了。(让我想起了马云的成功之道)
2.2.1绿营制度上的缺陷: 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导致两个怪现象:士兵有第二职业，部队经营第三产业)
湘军: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正规军三倍之多)
2.2.2绿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出现“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的局面，所以绿营“兵畏贼，不畏将。将畏兵，不畏法”。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忌，败不相救”)
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2.2.3曾国藩选人，有一句话叫“选士人领山农”。“选士人”，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那些有经验的绿营军官。
(选士人典型案例)罗泽南(堪称湘军战神的老秀才军官)说: “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
(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素养很低。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
兵源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绿营兵源问题: 中国传统时代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
2.2.4重视政治教育
“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如前所述，他每逢三日、八日，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为了达到效果，他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国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军纪上。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爱民歌内容思想很像八路军的纪律，我不止一次在想，毛泽东年少时参加的军队是湘军吗？曾国藩也是毛泽东很敬重的一个人)
小结: 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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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