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错误

教育体系中就业人数的大爆炸令人敬畏，但也令人担忧。一种螺旋式旋转的效应几乎就要失控。这一点肇始于大学，因为大学使公众相信未取得大学学位者在当今社会注定是位“输家”。（很难想象，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大部分人甚至连高中都没读完，更别提大学了。）这种局面创造了两种需求，一是需要更多的大学，二是需要更多的工作满足大学教育所承诺的条件。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助教、系主任、行政管理者满足了一些就业需求。比如，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是最大的雇主。传统上讲，学校一直是受过某种程度正规教育之人的就业场所，因此学校显而易见地成了提供新工作的地方。乍一看，学校里孩子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学校里的工作机会也是有限的。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学校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新机会，从而呈现出可以雇用几乎无穷无尽新雇员的前景。下面的新机会只是其中一些抽样：更多的专职教师，这样班级规模就小一些。对于教师/学生适当比例没有最低限制，直到达到一对一的理想状态。“小班意味着更好的学习”，这一教条已经被很多的研究证明并不成立，然而班级小型化的趋向却一丁点儿也没有停止。[2]课程设置中增加更多科目，成为年轻人接受教育“绝对必要”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了对全新类型教师的需求。课程多样化也直接导致对大批“专家”的需求，其作用是填补任课教师必然存在的知识空白，这种设置是考虑到必须涉及的额外主题的。技术发展不仅产生了新的课程和课程设置，还导致大学里出现了新的院系。通过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课堂测试的管理，对教学效果的监控力度日益加大。这就形成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测试和“研究”产业。就其本质而言，越来越多的测试也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没有达到规定的成绩要求（尽管清晰表达的目标——加里森·凯勒[3]如是嘲笑——是每个学生都应该达到“中等以上”）。接下来，就需要在教育“补救”方面做出巨大努力，目的是提高考试分数。这种努力不仅包括专门的辅导教师和课后的补课，还包括顾问、学校的心理专家以及专业人士，其作用是开发和管理那些对学校要求学生所具有的特定能力产生影响的补救方法。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种正在发展的整个行业竟然是围绕着实际上已经过时的教育体制而展开的，因为这种教育体制已经满足不了长大后将要面对21世纪的孩子们的需求。思考一下，不那么渐进地废除这种教育体制对那些将不再对社会具备有用性的大批雇员所产生的那种心烦意乱的影响，将会令人清醒。在工业化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过渡期出现的这种类似的社会动荡。不愿意在根本上改变任何体制的心态——包括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观念。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们被告知，犯错误是一件坏事，我们会因此被降级。这一点表明，传统学校对学习是多么不感兴趣，我们从来不能从做对事情之中学到东西，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做。做对了这一事实证实我们确实已经知道，在这一层面上还有一些价值，但它对学习却毫无助益。我们只能通过识别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方法，从错误中获得经验以完成学习。然而，学校很少给我们这样的学习机会。犯了错误，并把错误归类，它就永远洗刷不掉。因此，我们学会了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犯错误。毕业以后，这种态度被带到工作岗位上，因为大部分机构都痛恨错误。跟学校一样，他们也惩罚犯错误之人。但是，错误分两类——做而出错和避而不做。做而出错就是做了不应做之事，避而不做乃是没有做应做之事。二者相比，避而不做的代价通常更为昂贵，因为补救一个错过的机会要比改正已做过的事情难得多。我们所有公立或私人机构采用的会计制度只记录做而出错这一次要错误，而不记录避而不做这一主要错误，因此他们不会为任何一种错误付出代价。在即使不对错误进行惩罚，也将错误视为坏事的机构里，想避免错误的人觉得，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自己工作的稳定性，应该尽可能地少做事。为了进一步保全自己，如果出现了错误，他们会尽力确保这些错误不是他们造成的。这就是推卸责任、逃避职责。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及其机构中弥漫的保守主义之根源。这两类错误紧密相连，二者的关联点非常重要。人们避而不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做而出错。我不做应做之事（避而不做）的原因是我害怕做这件事会让我做不应做之事（做而出错）。消除对做而出错的恐惧，将会极大地解决避而不做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引发本质（革新）性的机构变革，就必须改变占据主导地位的错误态度。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在时任安海斯-布希公司[4]执行董事长的奥古斯特·布希三世给下属的讲话中得到了完美的阐述。这里把大意说一下：如果你去年没有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有可能表明你没有尝试着去做新事情。你没有必要害怕犯这种错误会使他人对你产生成见。但是，同样的错误若犯两次，则会产生这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