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人呢？简单说，他的人生分成两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年近六十的贝当元帅，领导法国军队在凡尔登战场上坚持到了最后。从此之后，他就成了法国的民族英雄。
但是二十年后，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却带领法国政府，放弃抵抗，向希特勒投降，让法国政府成为傀儡，原来的民族英雄也变成了法奸。
贝当元帅
那个微信群争论的焦点，就是该不该给贝当翻案。
有一种看法，就是说，戴高乐和贝当两个人并不存在具体矛盾，而是在为了法国的前途进行一场对赌。贝当投降希特勒，而戴高乐则和同盟国合作。这样在将来，不管是哪一方获胜，法国都能有一席之地。
证据就是，戴高乐逃离法国之后，贝当只是在名义上判处他死刑，但是并不追究和牵连；而德国战败后，戴高乐也判了贝当的死刑，但随后又利用总统的特权把他赦免了。
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实际上却是事后诸葛亮。为啥？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的时候，戴高乐和贝当根本不在一个对话平台上，二者的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一个是成名二十年的老元帅，另一个只是年轻的准将。
在年龄上，两个人相差了将近四十岁，不但不在同一个对话平台上，甚至都没有相同的思想认知。
所以，对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但把贝当说成一个贪生怕死、贪恋禄位的人也不是事实。很明显的一点，法国向德国投降的时候，贝当已经是一个84岁的老头了，而且他戎马一生，什么样的死法没见过，怎么可能是一个怕死的人。要说官位，他二十年前就已经是元帅了，在法国不可能有比他更有地位的人了。
那问题来了，贝当为什么要当法奸呢？
有一本名著，叫《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分析得比较全面。简单说，是因为他觉得，面对希特勒，面对法西斯德国，投降是法国唯一能走的路。
也就是说，在贝当看来，德国不仅会击败法国，还会接着打败英国和美国，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所以，法国继续抵抗的行为是没有意义，唯一的出路就是跟随希特勒。
贝当的这种想法，现在看来简直是荒唐可笑，但如果站在贝当的处境来看待，就不一样了。
首先来看军事。
贝当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模式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点是阵地战，因为有机枪和大炮，防线很难突破。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就开始修钢筋混凝土构造的马奇诺防线，其中最重要的推动人，正是这位贝当元帅。
但是万没想到，二战时，在德国现代化坦克集团军面前，马其诺防线根本不起作用，法国军队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后就全面溃败。
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和贝当一样，84岁了，此前一直确信不疑的有效手段突然没用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遇到了外星人？是不是也会失去抵抗的意志？
第二个因素，来看联盟。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和法国都是盟国。但是，这两个国家没有我们现在看起来那样亲密无间。你想，英法才是历史更久远的世仇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英国人虽然前来增援，但英国毕竟只是一个海上强国，陆军没那么强，差一点被德国全歼。
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几次请贝当不要放弃抵抗，继续作战的时候，贝当断然拒绝了。他不相信，英国人会全力帮助法国，甚至不相信英国能坚持到最后。
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是政治。
这个方面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长期以来法国的政局很不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的总统和内阁平均任期只有6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但没有公信力，甚至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所以，在一战之后，贝当先是对政府不满，最后发展到对民主政体不满，甚至失去信心。所以，在晚年的时候，贝当离开法国政坛，去西班牙当驻外大使。
顺便说一下，今天的我们在看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时候，肯定会觉得是十恶不赦。但是站在二次大战之前来看的话，所谓“法西斯”只是一种政治理念或形式而已。英国和法国都有法西斯组织，西班牙和意大利更是在德国之前就实行法西斯政治。
由于对民主政体失去信心和厌恶，贝当在很大程度让认可“法西斯”。
1940年的时候，法军在希特勒的进攻下节节败退，84岁的贝当就决定动身回法国。这时候有西班牙人问他：“您何必把自己的英名和一场本该由别人负责的失败联系起来呢？”
贝当的回答是：“我知道回国会面对什么，但是我的祖国在召唤我，我责无旁贷。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国效劳。”
好了，说到这儿，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贝当之所以会投降德国，应该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他和戴高乐的区别，不是对法兰西民族忠诚度的区别，而是对法兰西民族未来看法的区别。
那问题来了，我们今天讲这个，是为贝当翻案吗？绝对不是。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触及这个话题的真正用意。
有一套书《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看人千万别看他讲的道理，要看他的行动。
你会发现，当年中国的汉奸都有自己投敌的道理。而且这些道理和我们刚才讲的贝当一样，越看细节越觉得其情可悯。当汉奸，他可以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可以说是为了保存文化，可以说他上有八十老母要奉养，不得已出此下策。听起来，都合情合理。
作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我们从个人层面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只要从他们的说辞中抬起头来，马上就会清醒。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解释得合情合理。以人的智力，再不堪的行为，想找到一番光明正大的辩护词还不容易？但是，如果他们也是合理的，也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我们整个民族怎么面对那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烈士？如果汉奸不被惩办，下一次国难当头的时候，谁还会挺身而出？
一个人当然要保持多元化的价值思考能力，但是作为一个有具体发展目标的国家、集体，陷入价值观的争论，那就是巨大的灾难。
这个时候那句话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一个人的判断也是这样，你的行动是判断你的唯一标准。
管你有多少理由，战时投敌，管你是民族英雄还是革命烈士，管你是贝当还是汪精卫，你都是法奸和汉奸，这是永远翻不了身的定论。
还是那句话，人类世界里有很多并行不悖，甚至相互矛盾的道理，我们懂得越多越好。但是，现实世界里，却往往只有一个行动的结果，我们判断的越准确越好。
判断失败，那就要承担道德责任，这是用任何巧舌如簧的道理都挽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