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侦探小说“性冷淡”变成恋爱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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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一个书中的侦探说“你好帅”会怎么样呢？

爱伦坡笔下小说史上第一个侦探会说：“对不起老铁你走错片场了，没看见我正在吓人吗？”

福尔摩斯会说：“请不要妨碍我探案。”

奎因会说：“我知道我很英俊。”

菲利普·马洛会说：“我的人生只有喝酒、喝酒和喝酒。”

汤川学会说：“知识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破案同时不忘炫耀我的物理学识。”

中国侦探小说里的主角会说：“所以，不应该给我配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助手吗？”

唐人街探案里的秦风会说：“实在不好意思哈，已经有人对我说过‘立刻有’（likeyou）了。”

综上所述，读者的阅读心理造就了不同风格的作品，而将不同年代的作品放在一起，只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读者阅读侦探小说的目的越来越不“单纯”了。

早年侦探小说作为一种供上流社会消遣的娱乐方式，往往内容单一，对文字的雕琢和用语的高雅极其注重，文学性较高。早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就有时代“领军人物”范达因提出自己总结的创作侦探小说的二十条准则，其中的第三条就明确提出“侦探小说的内容不应涉及爱情元素，否则就违背侦探小说解谜的创作出发点”，虽然很多侦探小说家都对其不以为然，比如热衷于给自己笔下人物组CP的红娘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早年的《四魔头》一书中强行树立一个极其迷恋女寡妇大盗的侦探波洛，但明显当时的读者不买爱情暗线的账，使阿加莎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而丢弃了这一写作思路。在2017年11月上映的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导演则不知从哪儿拉出一条“波洛对着旧照片追思故人”的爱情线，本意应该是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结果弄巧成拙电影并未得到很多好评，而这也成为一个巨大槽点。可以说，黄金时代的本格推理小说很少见到爱情元素，所以就有了一个读者心照不宣的共识：侦探小说可以算是“性冷淡”。

近几年随着本格推理的衰落，社会派推理迅速崛起，例如在中国红得发黑发紫的东野圭吾。每当问一个自称非常喜欢侦探小说的人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推理，一般得到的答案都是“社会派”。然后再问读过哪个作家，往往只有东野圭吾。每次得到这种答案总会有些失望，难道读了东野圭吾就等于读懂社会派吗？个人认为东野圭吾并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侦探小说作家，其书中故事总会涉及一些超现实元素，而其作品的侧重点也不再是解谜而是一个事件本身发生的原因。比如《放学后》，虽然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一本本格推理，书中最后交代的少女复仇原因也略显牵强，但已经可以看出他向社会派转变的迹象。另一本《拉普拉斯的魔女》则通篇掺杂科幻，魔幻和爱情，但出人意料地满足众多读者的猎奇心理。究其原因可能是读者在现代社会中对错综复杂的感情世界的探究欲望进一步增强，而爱情元素往往会提高读者的代入感，所以爱情迅速侵入各种文体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很多人都听说过《沉默的羔羊》。这本MWA票选百大侦探小说排名极高的小说可以算是国内有些侦探小说创作灵感的来源。书中最保守争议的应该是系列男主人公食人魔汉尼拔·莱克特博士。作者在系列第四本《汉尼拔》终于道出众多迷妹的心声：他很受女人的欢迎。食人魔反而被喜欢的原因何在？拔叔身上贴满这样的标签：贵族，精英，良好教育，多金，英俊，格调高雅，品味独特……这少见的优秀特性已经足以掩盖他的杀人本性，加上作者把他代入成反对体制的具有反抗意识的个性人物，再添上少年时受过心理创伤，让一切顺其自然——这种老美惯用套路明显是暴力美学的体现。很难评判这种刻意美化反派人物的写法是否像有些说法一样会影响读者三观的形成，但可以肯定的是读者对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人物的想象派生出侦探小说商业化气息的加重。国内的小说则进一步夸大剧情，像号称擅长写悬疑爱情小说丁墨的《他来了，请闭眼》就同样写了食人魔，而且赋予更多言情小说中才会出现的男主角人格，这种过度完美的角色不但没有不被读者接受，反而为拍成偶像剧提供了契机。

爱情元素的侵入，可能代表现代人的情感世界的丰富，也可能代表了读者阅读思考深度更加肤浅。

国内的侦探小说到底会走向何处——如果连“性冷淡”都变成了恋爱专场，很难预测未来的文学格局会是怎样，难道会是言情小说一派独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