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麦，我想你。
提起你的名字，我的心就会疼。我不敢回忆，我真的不敢回忆，我怕回忆，非常地怕。
阿渡（西渡，但我和朋友都叫他阿渡）或许也是。我们都不像旁观者想得那么坚强。你以为我们坚强吗？不，我们害怕，我们逃避，我们沉默。
善良的朋友在出版戈麦专辑的时候请我们做点什么。我们能不做点什么吗？除了回忆，除了把伤口挖开重新疼一遍还能有什么？我对老孙（文波）说，省点事，我把那些旧日记拿出来发了吧。他说也行。但当我把那些旧日记从旧箱子里拿出来，我却害怕它们，怕它们的疼，怕它们的黑暗，怕它们惹怒那些让我们寻死的东西。我最怕自己，怕自己重新变得脆弱，怕自己不敢面对这黑暗的深渊。所以我只是引述日记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关于绝望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放弃了。
戈麦，我们的青春献给了诗歌，献给了我们自以为神圣的事业，但现在呢？它算什么呢？是啊，它顶不上显赫的百分之七，但即使它这么渺小，但在我们心中也还是那么高贵，像璀璨的黄金，这是我们的初衷，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
让我用今天的口气来回忆吧，躲开那个二十四岁的脆弱的青年的阴影。
但我怎么能逃避呢？斗争吧。一次次地把自己摔倒。我后悔写它，这炼狱的修行不是谁都能忍受的。我忍受回忆的打击。我愿意回忆美好的场面，而那个年代美好的场面后面都紧紧跟随着黑暗的大军。
最后的一面
1991年9月5日是星期四，我在天气那一栏里写的是晴。在我精神的天气里，它永远是阴。那天上午，我在日记上思索，并提到挽歌以及圣歌，并拿阿渡和臧棣做了比较。师弟蒋谈（他后来出版了长篇小说，并听说成了一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让我伤心的电话号码。我抽空去了一趟科学文化厅，换菜票。回来的路上，在旧书摊，买了一本《现代外国哲学4》，上面有其中一位作者送给某处长的签名。这个作者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学者。还有一本《没有点亮的灯——美国短篇小说》，里面有我喜欢的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这两本书一共一块两毛钱，它意味着两份排骨（其实是腔骨），或者我三天的伙食费。
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我在听北京台的音乐节目，美国爵士歌手艾勒缓慢的节奏，优美的歌词，让我心动，可惜的是我没有记录一句歌词，什么歌名我没记，现在在记忆里也是空白。
傍晚时分，阿渡来找我，说是晚上去外文局老禇（戈麦，本姓禇，朋友们叫他老禇，而他的一些大学同学叫他老六。我有一阵子也被我的大学同学称为老六。我在回忆里时而把他叫老禇，时而把他叫戈麦，我们都来自黑龙江的农场。以前则叫兵团。这里人之间的关系比一般老乡意义上的还要深。贺照田也是兵团的，我们三个曾经相互报过自己的“部队番号”。我和老禇的相识是因为阿渡的介绍）的住处，有个聚会。我的日记里就是这么写的，实际上那天见面的地方是老禇在外文局的办公室。那天在场的人都是诗人，有台湾的杨平，还有清平、臧棣、阿吾、吴谓（或无畏）、西川以及我们哥仨。我和西渡、戈麦都是同年生的，彼此的生日也相差不多。戈麦更像个大哥。我和西渡那时候精神状态更差一些。戈麦和西川先是为《中国文学》上的英译文（西川的诗）商榷了一阵子。大家后来一起善意地嘲笑一个比较庸俗却受一些女青年喜欢而大火的诗人。再后来好像就谈《尺度》了。戈麦给大家搬椅子，倒开水。没椅子了，他自己搬了条长凳坐在上面。长凳上的油漆斑驳得很。我们抽烟，到处都是烟味。后来没烟了，我叫戈麦（或者是他叫我）出去买烟，买的好像是红盒的金剑，他掏的钱，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收入，凡花钱的时候，朋友们都阻止我出手，而我也好像心安理得的样子，实际上这时候往往是我难受的时候。烟摊好像在街口，我们边说边小跑。我说你要当心阿渡啊，你得看紧他，他的情绪太悲观了。他说是啊，你也得看紧他，你自己也得多注意。后来又说到写作，我说正在写宗教剧什么的，有叙事成分，他说好啊，该尝试不同的路子。回来后，大家接着聊。没什么固定的主题。临走时，杨平对我说你得坚持啊（第二天我和晓贤去电影学院找朱枫，在北门又碰到了他，送他的人是任洪渊老师。杨平的腿有些跛，好像是骑摩托车受伤了。我和晓贤把他送到北太平庄打的）。戈麦把大家送走，也就回住处去了。阿渡把我送到汽车站，自己也回去了。我在《黑暗中的心脏》提起过这次最后的聚会。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戈麦。
我到哈尔滨之后，有一年在透笼街见到一个人和他长得很像，跟了一阵子，就跟丢了。我总怀疑他没死。只是和我们开玩笑藏起来了。阿渡说，他也有这种感觉。
失踪的消息
在那天之后我也没见过阿渡。我几乎天天在和学校搏斗，和自己的绝望搏斗。12日那天晚上，和马朝阳（现在是很有名的出版人）去人大杨平的亲戚那里，被一个男人盯上了，祝勇和我们一起出来，那人还跟着，我们没法，只好到了祝勇的住处，才躲过去。后半夜，我们才回的师大。我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没有朋友，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这全都亏肖文江、李骏他们。尤其是肖，我把他叫“衣食父母”，其实不仅如此，他对我精神上的鼓励非常重要。他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但生活使他不再写作了。我那么糟糕，朋友都鼓励我，杨忠在信里说：“我们没有生活在恐怖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我们可以用生命做武器，在这个如泥潭的，又如虚空一样荒诞的世界里，我们同样可以战斗。”
9月24日那天是星期二，也是晴天。但在我的精神天气里是最黑的天气之一（戈麦是这天走的，但我当时没法知道）。我因为头天夜里给《北京青年报》写一个短文和去小马那里看周润发而醒得很迟。那天我接到一封来自杭州的信，我非常快乐地看了这封信。虽曾通了很长时间信，这个信的作者我至今也没见过。它对我心灵的创伤起到的治疗作用，大约是这个信的作者也想象不到的。这得感谢王志军的细心。晚上，孟晓斌请我吃饭，并去他在工人日报的宿舍。他因为前年的一个事情而失去了教职，我和他认识，是因为他的前任女友是我的同学。我记得那天工人日报门口有两个打架的人。那天出了天大的事我却不知道，我还傻乎乎地和晓斌在他的住处谈哲学。
我在之后的一周里一直在很痛苦的事情里。屈辱得要命。但多亏了肖和刘春（她后来出版了一部长篇和一部乡村调查）、小马，给我很大的安慰。30日的聚会里，没有阿渡和戈麦，大都是我大学的同学和师兄/弟/妹。那天上午我睡觉的时候突然醒来，范春三站在床前。他现在叫王小山，是个特别招人喜欢的作家。他是因为在自己宿舍墙上张贴了毕加索的人体线描，而被任教的学校开了。10月1日那天上午，徐江从天津来对我说，他要和肖沉办一个叫《葵》的同仁刊物，你和阿渡、老禇都是编委，得准备一些稿子。我说很好啊。我自己也想办，但连饭钱都没有，怎么办？那天晚上，我随师弟郑向东去了大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十四行诗人，现在深圳。去年我才知道他和唐先华都到深圳了。在大同，我住了幸福的一周。向东的父亲是个痛苦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残酷的现实。后来我到报社工作的时候，他给我多次邮寄了稿子，没有一次不被枪毙的。我觉得我辜负了他对我的希望。我尽力了。一点办法没有。
10月9日那天是星期三，还是晴天。但仍是我精神的阴天。我坐火车上午到的北京，上午和肖看了电影，我们在很多事物上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回学校后，我接到杭州来信，看了信，我决定活下去。徐江来找我，焦急地告诉我阿渡、老禇失踪了。我也很焦急，说打电话问问。那时候通讯状况没现在好，打电话是不容易的事情，即使在首善的北京（徐江总是叫他北平的）。但最后一个朋友说，他们是不是出去玩了？我记得1日之前，阿渡对我说过他们单位放大假要出去的。然后我就有点放心了。和徐江谈了些诗歌方面的事情，我顽固地强调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针对肖沉对我沉湎于痛苦的批评。
阿渡找到了
这之后我一方面找阿渡和老禇，同时被自己的梦魇般的生活折磨着。12日我和肖、小屈以及蔡红、李杰、张晋明、樊宇去了金仙庵，那里清净而美，我们打牌、做饭，那里的泉水很凉爽，早晨到处都是美妙的雾。本想多住一些日子，但我被生活所压迫，第二天就下山回城了。睡醒之后，我高兴地加了件羊毛衫去办事情，结果是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回到肖的住处（我一直寓居在这里，肖照顾我的生活无微不至，这样的朋友我现在想起来都颤栗），朱枫躺在肖的床上睡着，昨天他和季丹喝酒到了夜里两点。朱枫现在是电影导演，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拍过长镜头的《乐魂》，他当时是我和徐江这帮兄弟的精神领袖。季丹现在是DV导演，在西藏住过三年，而且会说藏语，去年我们在哈尔滨见了面，她现在成熟而干练，不像过去那么颓废了。那天我坐在桌子前，心情特别差，我对自己暗暗下命令，赶紧滚蛋，从北京滚蛋。紧接着的几天我和朋友会面，并且写了一些文章，赚些稿费，其中一些文章下落不明，也没有底稿。当然，我写的最多的仍然是诗和日记。
17日那天是星期四，还是晴天（那时候怎么那么多讨厌的晴天）。我去师大邮局给徐江邮寄《葵》的稿子，碰到黄祖民（他是我的同学，也是一个诗人，那时候他和我一起在落难中），他告诉我阿渡平安，只是戈麦不见人影。我的心放下了一个。回来后，肖文江告诉我，他见到傅琼了，傅琼听侯马（当时他在北京的一个郊区锻炼）说起戈麦失踪的事情，真急人。另外她让肖转告我，戚争要结婚了，要请大家吃一顿。我的心一边着急，一边安慰自己，老禇不会有什么事的。那天在日记里我提到了斯塔尔夫人致达勒朗的信结尾处的一段话：“再见了！你感到幸福吗？以你这样聪明的头脑难道你看不出一切事物核心里的东西——不幸？”
恶讯的证实
19日那天是星期六，还是我痛恨的晴天。上午，我到处打电话，十三楼人特别多，没有排上，我到了十二楼，打上了，但心里更急。又去找电话，路过旧书摊，花一块四毛钱，买了任溶溶翻译的《小飞人三部曲》和《长袜子皮皮》。在十四楼找到空电话，就给洪烛打，问戈麦他见到没有，他说没有。打电话的时候，碰到师弟王云清，他请我吃饭，我竟然喝了半瓶啤酒。喝多了，正在宿舍迷糊，肖说，杨忠打来一个长途，被辞了。王志军在电话里笑着说，未必不是好事。下午，蒋谈来，说他给阿渡打了电话，老禇没有消息。
黄昏的时候，朱枫、王建中（不是大学同学的那个王建中，他是我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兄弟，原来是学医的）来。朱枫说，老五（徐江在宿舍的排行）因为超假，单位准备开除他，今天晚上，他从天津过来；侯马过一会过来，他正在单位（公安局）守电话，听说清华发现了尸体，正在核实是否和老禇有关。听完后半句话，我的脸色唰地变了。我说，我不信。一会儿，宋晓贤、阎存林也过来了。最后侯马来了，介绍了情况，最后说，尸体上的钥匙与老禇宿舍的匙孔相合。“我心哆嗦。不可能。但无疑是确切的了。”
我去水房剖洗侯马带来的四条鱼。边洗边流眼泪。写到这里，我又流泪了。我不知道我会流。我以为都流干了。我恨自己的脆弱。我当时一边哭，一边洗鱼，一边胡思乱想，这事怎么可能是真的？我怎么面对阿渡？我当时心里埋怨阿渡没有看住人，我想如果我对他这么说，他肯定会内疚，我决定不说（我当时以为阿渡不知道这个消息）。我现在还是该理解他，我和他还是该坚强。
我不相信这个事。我把干净的鱼端回来（记得有一次在老禇住处，阿渡掌勺弄鱼就是我洗的鱼，结果吃的时候我的嗓子被鱼刺卡了）。我喝了不少白酒。我心里说，对于你，这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但对别人呢？你还有一个父亲！同学们走了之后，我反复洗脸，想抑制悲痛，琢磨着和阿渡怎么见面，怎么说话。那一夜失眠了。我决定不见阿渡。
20日那天特别冷，温度降到了零下六度。我没法子看书，手一直在抖，早饭、中午饭都没吃。我强迫自己看《百年孤独》。我想明天给阿渡打电话，但怎么张嘴啊！“我是这样的冷漠与沉默。由于不可相信的事实。我的复杂的心情，除了这悲痛之外的冷酷。我还能笑，还能说无聊的话——我甚至有些自责。这不能深想的毁灭性的悲痛——仍旧无法相信——这似乎是一个谣言。我可以在游戏、距离与闭口中保存这份疑问。明天打电话？我是矛盾的——怀疑而且又觉这是实际，除了悲痛，幸存者——苟活者？何为？除了那唯一的理由——他什么也没留下——手稿，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也许是意外的世界中的缘故——外部。无法知晓。只知道这是死亡。甚至为我梦想多年。我是平静、冷漠、不能深思。悲叹这命运？这人世的耻辱和不可忍受？宿命。他的狄多里的气息：殉葬——光明与神圣？似乎是昂扬的。没有混乱迹象。预谋？只是叹息。可疑的狄多——根据？自觉有罪？——错了，你，我们没有罪，圣洁的平凡的肉体，一心向善的灵魂。那是理性安排的。酝酿已久的？不可能。是什么使他突然做出最后的决定行为？”
痛苦的日子
21日那天是星期一，天气寒冷。我在书摊买了四册《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恍惚中，忘了给钱，肖代我付了。给洪烛打电话，我支支吾吾说老禇的事，对他说，你试探阿渡一下，但别告诉他（我仍旧以为他不知道这个消息）。23日那天是个晴天。黄昏的时候，杨葵、过常宝、朱枫、蒋谈来。蒋谈向我转述了阿渡的电话，让我星期六去科大参加悼念老禇的活动。“消息确实，大家全知道了。”送杨葵到47路车站回来的路上，我想：“对老禇最好的悼念是活着，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着。”以后的日记里每天都有戈麦的影子，有的字已经模糊，是泪水弄的。我和戈麦见面并不是特别多，但每次见都给精神留下了痕迹。我们不谈个人生活的，只谈诗歌。这固然纯粹，但却是我们的致命伤之一。25日，我想为戈麦尽点老友的责任，便立志想编《戈麦年表》（这个后来做成了）和《戈麦诗选》（虽然后来我没做，但阿渡为此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终于给这个时代留下了财富），怎么和阿渡商量后事，发布消息以及作品等等。我还在想他的艺术的意义，想他的生平，想自己，想怎么解决这痛苦。当时一切都是乱的，但自己却拼命抑制着，有的时候还装笑脸，说些无聊的笑话，故做轻松的样子。
26日那天是星期六，刮着很大的冷风。梦见集中营，我在逃跑。下午二时，我到了中关村科大研究生楼三楼会议室。纪念活动是阿渡主持的。参加的人很多，我日记里记了一些人的名字：邹静之、西川、阿吾、简宁、臧棣、斯人、洛兵、清平、麦芒（这个麦芒是黄亦兵，不是曾用这个名字写诗的我五弟）、洪烛、紫地（龙清涛）、冰马、黄祖民、橡子、雷格、胡树嵬、海客、蒋谈、李广利等等。阿渡简单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说尸体是9月26日发现的，10月19日才证实是戈麦。他还介绍了戈麦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我和麦芒、西川、臧棣、清平、洛兵朗诵了戈麦的诗。晚上，我和广利去看电影，每当我心绪恶劣的时候就是看电影，抽烟喝酒。后来我和广利返回北大，和紫地、海客等说话。夜里找阿渡，没找到，他不知道到哪间宿舍睡觉去了。后来在广利宿舍我读海子的遗作睡着了。
27日那天是星期日，晴。上午和阿渡在校园里边走边谈，谈戈麦的事情，猜测原因，阿渡说，你写一个消息和一篇回忆文章，周一的时候再通一个电话，关于遗体告别的事情。中午我回到师大。下午，老禇的一些中学和大学同学将要搞个纪念活动，我就不参加了。当天夜里，我写了《黑暗中的心脏》，直到第二天凌晨四时才写完。28日那天上午，我给阿渡打电话，他说，外文局的结论还没下来。自杀和其它的死亡原因待遇是不一样的。自杀将意味着很多事情面临着不公正待遇。并说大约周五举行遗体告别，到时再联系。下午，我给杨平写了信告诉戈麦的事情。第二天，我“在校园里穿梭像无头狮子”。最后去了王一川家，嘟嘟囔囔说了一晚上。30日，肖文江终于回来了，我有了一点主心骨。
31日，我给作家和我的好朋友何凯旋写信，请他帮我为戈麦发表消息和作品。我和阿渡不想让戈麦受到冷漠的待遇。连日的奔波，情绪的激动，脑子里乱七八糟。那天夜里，我睡在蒋谈的住处，失眠，最后好容易睡着。临睡前，我嘱咐蒋谈，明天早上5点钟你叫醒我。11月1日，我本来应该在7点半赶到外文局的，那里有车等，去参加遗体告别。结果蒋谈8点才叫我。我直埋怨他。“不能见老禇最后一面了。心里极其不快。”其实也不能怨蒋谈，他这些日子也是疲惫不堪。我没有表，而蒋谈只有一块腕表，没有可以提醒的闹钟。那天停电了，没有收音机的声音，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不停地抽烟，直到把所有的烟抽完。我一个人魔怔似的和自己说话。还写了一篇小说《侍从与花瓶》。之后的几天我的精神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不睡觉，睡了就不愿意醒，不断地做梦。2日是埃利蒂斯80岁生日，戈麦特别喜欢他。戈麦还喜欢耶路撒冷，我问他原因，他说是因为他黑暗。《路加福音》里耶稣谈论玛利亚·麦克黛伦时说：“她罪过很多，但将得到宽恕；因为她有深厚的感情。”连这样的人也是能得救的，何况我们呢。当夜，我喝了三小杯二锅头，满脑子都是“伤心”和“告别”。3日，胃痛。中午去海军大院戚争家，一帮子同学疯闹。晚上的时候，侯马、傅琼、黄刚、夏丽、苏飏来看我，刚子说可以给他的杂志写点经济方面的稿子，解决点生活问题。傅琼则建议把《侍从与花瓶》给《收获》。我看到黄祖民留的纸条，俞心焦让我6日参加他的朗诵会。整整一天，我疲倦、感激、绝望。
4日那天，很冷。我给阿渡打电话说，下午四点去他那里，把文章给他。我到了阿渡那里，他把老禇残留的手稿（上面有污迹）给我看，里面包括一些准备性的文字。里面还有学习计划（老禇用骆一禾的话说，这是修远，这个观念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和写作计划。我和阿渡到展览路附近的小饭馆吃饺子，两个人喝了一瓶啤酒，还是谈老禇的死因，他的生活，他的那个他喜欢的女友。我们还是认为这仍然是一个谜，仍然面临一堆猜测。我为没参加遗体告别内疚，阿渡说，遗体告别你没去就对了，老禇的脸化了妆，一点也不像他了。过了些时候，陈朝阳（阿沛）来了，他说老禇的《游戏》是写得非常好的寓言。我们三个一致认为老禇是大师。在从阿渡那里回来的电车上，我抱着阿渡给我的一袋苹果，默默地哭。刚才我们三个一直假装轻松地谈论死，并且笑着。我们谁也不愿意让朋友看到自己的悲痛。老禇的死对我、阿渡、老五打击最大。那天在北大，阿渡对我说：“你走，一定留下字来。”我心里感动极了，但也难过极了。我写到这里又开始流泪了。我不知道我们的青春都怎么了，总是流眼泪，像个脆弱的女人。第二天我又给洛夫写信，谈戈麦的死，希望他帮助发表戈麦的死讯以及遗作出版事宜。我附了两首我手抄的戈麦的诗。过了一些时间俞心焦来，我送了他一本严力的《一行》，他是来送悼念戈麦的诗的，他让我转交给徐江。6日那晚，叶世祥骑车带我到魏公村，阿渡、臧棣、阿沛正在320车站等我。一块到了团校。俞心焦悻悻地说，朗诵会取消了。我看见邹静之，打了个招呼，握了握手。唐晓渡、紫地还有一些人也在。过了一会蓝棣之老师来了，他胖了一些。当天夜里我喝了不少二锅头，醉了。
我在痛苦中，熬过了1991年的秋天。戈麦没有熬过去。我和阿渡都坚信他是代我们而死的，如果他不死，我们中的一个（还有徐江），就会死。但现在他死了，我们却活了下来。当初我们羡慕过他，现在为他惋惜，如果换一种方式，我们都不死该有多好。但现在的事实却是他离开了我们。而我们过得怎样呢？改变了多少呢？窗口还是那么窄，我们的呼吸还是那样的紧迫，不同的是我们的韧性增加了，我们可以继续斗争下去，同命运，同阿渡经常说起的那种妥协。我知道还有一个人始终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永远二十四岁的戈麦，他是镜子，让我们时刻警惕着什么是远离初衷，什么是远离我们的伟大理想。我是不愿意回忆的，害怕回忆的，我现在突然又感谢回忆了。因为它，我变得干净了。
在经过了痛苦的1991年之后，第二年夏天，我终于离开了绝望的北京，回到了我和戈麦共同的故乡，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