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之一:阿明

写在准备看《小城:十二种人生》之前。


希望每一个人都好。

【正文】

    我上一次见到阿明,是在T君的婚礼上。

    他们的婚事办得又急又仓促,被人见缝插针安排进一个阴雨连绵的早上,前后不过一个半小时。饭吃到一半,就有服务员进来布置下一场婚礼,宾客们在五分钟之内离席,很是狼藉。

    我等笑笑还有老喵收拾东西,一转身,就在一片狼藉里看见了阿明。她从小到大没什么变化,从身材到容貌都是,素面朝天地,仿佛过去的十好几年都没过去。她那边一桌子人都走了,只剩她一个,我才敢认她,并过去打招呼——她不在同学的一桌里,又似乎和周围的阿姨们不在一个世界。我一度以为是我眼花了,但我理应对自己的眼力更有信心一点。

    小地方的人就像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以单位为黏合剂密切相连。一个大的企业足以囊括普通人受用一生的基础建设,从出生到死亡一应俱全:医院、幼儿园、学校(小学初中技校,甚至还有一个职校)、超市、公园、体育馆、报社、电视台。人活在配给充分的满足里,就容易忘了这世上还有一种名为自给自足的自由。而在这里,一切都理应被安排,上司认识你的父辈,家长会时一屋子家长起码有半屋子彼此相熟,任何秘密都无从遁形。“别人家的孩子”永远是讨论的焦点,家长们动向异常敏锐,哪里有补习班,谁的成绩变动了几个名次,甚至许多超出孩子理解范围的家长里短。

    我和阿明,就是这样的小孩里的两个。我们不仅同班,还在一起补课,家里多少也熟悉,只是小学以后不在同一个学校,高中又分了文理,这才渐渐断了联系。我们相认时小凌在一旁目瞪口呆。他惊讶于我知道这里的许多人:T君的爸爸是给我上过课的历史老师,阿明是我的小学同学、老喵的初中同学以及T君高中时的理科班同学,而她现在回到我们的小城,又在职校和T君的妈妈做了同事,以至于分桌时几乎差出去一辈。呆立当场的几个人把话说开,冥冥之中便多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圈,关系错综复杂,那么容易就获得一点联系。

    小凌开玩笑似地说,如果随手扔块砖头,是不是砸到的人你都能认识。我认为这话虽然夸张,却还是有可能的,尤其在厂区。

    婚礼本来就在厂区的酒店办。酒店盖了好些年,在城北很有名气。照相馆、小学、老干部活动中心都在附近,是很完善的生活区。小时候我没离开过这里,逛文化宫的灯会,坐广场上的小汽车,买公园门口一毛钱的糖稀。再大一点,就是在广场里放我那个永远也放不起来的金鱼风筝、滑永远不敢滑快的直排轮和滑板、扒着点播台看永远没头没脑不知道放到哪里的圣斗士。我学会了踩着脚踏板上自行车,和阿明等很久的公交车去少年宫学琴,把所有刷碗拖地攒下来的零花钱交给下坡尽头快要倒闭的书店,借一天一块钱的少年漫画。

    初中时阿明去了更远也更好的学校,我遵循一位老师“宁当龙头不做凤尾”的教诲,老老实实留在这里上初中。再后来大多事都变成谜,越来越多同龄人走出我们的十八线小城,去别的地方,中城或者大城,甚至不少去了国外不再回来。像阿明这样回厂的是少数,多是过去在厂里的双职工家庭,算是对后代人力所能及的庇护。

    等人的间隙之中我们聊了几句,她自嘲似地说,大家都往外走,就我这么傻傻地回来了。

    阿明当年成绩蛮好,理科生一本线上几十分绰绰有余。她去了北方一所不错的学校,毕业之后子承父业回到厂里。

    也许要再过许多年,她会渐渐觉得被安排的人生欠缺某种公平。政策不再对小城的重点行业有所倾斜,双轨制之后企业的退休金和房积金交多补少,大家都在厂里还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旦遇上其他单位,弊端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了。而小学同班又回厂里的几位仁兄,都没有念过大学,只在旁边读了三年技校,早一年进厂就多一年工龄,退休时经济上反而要比高学历来得划算。又一条不合理。

    我说人各有志,回来多安逸,什么都不用愁。

    但说这话的我并不知道她过得算不算好,话里话外,也能听出有点遗憾。我们处在一条短线上的两个极端,不了解的时候,谁也说不清哪种生活更快乐。像两个来自平原的人,在彼此的丘陵前感慨山高,却不晓得真正的高山是否远在视线之外。

    寒暄和八卦之后陷入一段短暂的沉默。我们滞留在休息区,离我再远一点是小凌,再远一点是老喵和笑笑。她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大连。不是划到一线,就是等着入围一线。也许不久之后的将来,只有小城和大城都下雨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朋友圈的吐槽里找到一些共同点。

    安逸是近两年越发经常提到的话题,有时甚至觉得我们不是害怕安逸,而是害怕承认我们其实乐于安逸。当出行时间要以小时计算时,大家就会陷入一种虚假的成就感,仿佛我们真的日理万机十分忙碌有在努力工作认真做事。我看到她欢笑之余也会沉默,代沟不仅来自年龄差距,更多怕是来自思维方式。

    没多久,阿明的妈妈来接她。阿姨仍然年轻,仍然能叫得出我的名字。道别的时候雨还没有停,客人们稀稀拉拉向外走。雨不大,一样稀稀拉拉的,不撑伞也无所谓,就干脆不要撑伞了。

    我们离开酒店,拱门下一只紫色的气球毫无征兆地爆掉,没有人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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