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路于齐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译文：（孟子弟子）公孙丑请教道:“如果先生在齐国掌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再度兴起吗?”孟子说:“你真是个齐国人,只晓得管仲、晏子。有人问曾西说:‘你和子路比,谁强?’曾西不安地说:‘他是先父所敬畏的人。’那人又问:‘那么你和管仲比，谁强?’曾西脸色一沉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可以拿我和管仲相比呢?管仲得到齐桓公的信任是那样地专一,执掌国政的时间是那样地久,而功业却那样卑微。你为什么竟拿我和他相比?’”    孟子又说:“管仲这样的人是曾西都不愿意做的，你以为我愿意学他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他称霸诸侯,晏子辅佐齐景公使他扬名列国。管仲、晏子还不值得学习吗?”                    孟子说:“以齐国的条件要称王天下,是易如反掌的。”      公孙丑说:“像您这么讲,学生就更困惑了。凭着周文王的德行,活了又将近一百岁,（他的政治）都还没有周遍天下。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教化才遍及天下。现在您把称王天下说得这样容易,那么周文王也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说:“怎么可以和周文王相比呢?从商汤到武丁,出过六七位贤明的君主,天下归顺商朝已经很久了,久了就难以改变。武丁使诸侯来朝,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转动东西一样。商纣距离武丁的年代并不算久，有历史的家族、好的习俗、先民的遗风和仁善的制度，都还有一些保存着;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这些贤良的人共同辅佐他,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失去天下。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他的疆土,没有一个人不是他的臣民，然而周文王还能靠纵横一百里的地方兴起,所以是很困难的。齐国有句俗话：‘虽然有智慧,不如靠形势;虽然有锄具，不如等时机。’现在的时机就是容易实现王道的。夏、商、周三代兴盛时,土地没有超过纵横一千里的,现在齐国就有这么大的地方了;从国都一直达到四周的边境, 都能互相听闻鸡鸣狗叫，齐国已有这么多人口了。土地不必再开拓,人口不必再增加,施行仁政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住。并且,仁德的君主不出现的时间,没有比现在等得更久的了;老百姓受暴政压迫的痛苦,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饥饿的人吃什么都容易满足,口渴的人喝什么都容易接受。孔子说: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达政令还要快。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就像解除了被倒挂的痛苦一样。所以,事情只需做到古人的一半,功效必定是古人的一倍,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如此。”

历史背景：古文中的“醜”和“丑”，是意思完全不同独立的两个字。形容人相貌丑陋或心地丑恶的，是“醜”；而用来指代十二生肖里“子丑寅卯”的，是“丑”。繁体的“醜”字简化成“丑”后，原本完全独立的这两个字，用法合二为一了。所以，公孙丑的“丑”，并非指“丑恶”或“丑陋”。

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在和孟子的谈话过程中，常常会问孟子，如果他在齐国执政他会怎么做。这其实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还有现实的背景。    孟子当时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相当于是那时候的最高学府。齐宣王的时候，长居稷下学宫的学者多达上千人，而孟子在稷下学宫的地位特殊，比其他著名学者都高一级，居卿位。齐宣王对孟子态度非常恭敬，虽然他比较推崇霸道而不是仁政，从来没有反驳过孟子的批评，这跟当时的人才政策有关，稷下学宫礼遇知识分子，让他们为国家出言献策，何况孟子属于“大知识分子”。所以，公孙丑提到孟子“当路于齐”。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所以这叫事半功倍，这又是一个常用的成语。“事半古之人”，就是我们和周文王那个时候比起来，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所要花费的力气只有一半。但是“功必倍之”，我们所建立的功业，一定比它还要多一倍。“惟此时为然”，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这就是孟子坚定地认为，齐国如果行仁政王天下非常容易的原因。所以整个这一段话，就是孟子在跟公孙丑讲，说你们齐国，真的应该让齐王去明白，总想恢复管仲、晏子之功是不对的，你们今天的眼界如果放得更广大一点。你可以建立文王、武王之功，你可以让所有的这些诸侯都四方来朝，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其实和前面所讲的“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一个道理，就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齐国想要做是能够做得到的。        其实我们站在外部看，就会觉得他们都很容易，但是孟子不知道的事是什么呢？大有大的难处，齐国到了这么大以后，它所需要的成本、它所建立的这种惯性的体系，这种创新者的窘境是孟子所不理解的。    孟子把齐国的创新讲得那么容易，是因为他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和经验。大的国家想要转型、掉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能够看出孟子对于仁政的这种急迫的心情，他觉得这些领导者就是不想做，他只要想做立刻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