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迁都。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尼斯（今南斯拉夫东部），而是选择了已沦落为“小渔村”的拜占庭城。为此，君士坦丁大帝编造了一个神话——夜宿拜占庭城时，梦见一位年迈的老婆婆突然变成美少女，她就是拜占庭的保护神。
从考古看，早在公元前6000年，拜占庭城已成原始城市。公元前675年，希腊城邦国家之一墨伽拉在此建立了军事城市。墨伽拉人擅商业与建筑，古希腊人曾说：“在世一日，他们就不会停止建造。” 墨伽拉的粮食依赖从黑海地区进口，而拜占庭城依傍的伊斯坦布尔海峡恰好是沟通地中海与黑海的“咽喉”。到2世纪时，希腊世界所有东北方向贸易都必须得到拜占庭城许可。
亚历山大东征时，未通过拜占庭城，后来罗马人征服希腊世界，对拜占庭城也采取漠视态度，在大瘟疫冲击下，拜占庭城一度衰落。欧亚贸易要冲的城市易受流行疾病冲击，引发排外心理：西方人认为是东方人在传播病菌，东方人认为西方人才是传染源。
然而，君士坦丁大帝的困境在于：他必须选择迁都，因为帝国正被拉丁世界与希腊世界撕裂为两极。在罗马，元老院阶级日渐固化，造成社会腐败，任何改革都无法推进，以致帝国后期，几乎所有罗马皇帝都常年待在东方，很少回罗马。
要变革，只能推倒重来。让君士坦丁大帝心仪的是：拜占庭城恰好有7座山丘，与罗马城一样，冥冥中似乎正在暗示，这里就是重建罗马的天选之地。
君士坦丁大帝称拜占庭城为“新罗马”，在此建立起罗马帝国前所未有的政教合一制度，并用无数宏伟建筑来装点它，包括不断掠夺新文物来增加城市的荣耀。所以，人们将这座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大帝之城”。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君士坦丁堡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它呈牛角形，三面环海，因潜流复杂，以致很难从海上攻击它。而从陆地进兵，又难突破完善的城堡体系。安全是君士坦丁堡的名片，使它成为通向黑海地区和亚洲的主干道。古代中国的丝织技术经此传到欧洲，拂菻犬（即马耳他犬，是东罗马帝国的宫廷犬，在中国被称为哈巴狗）则传到中国，杨贵妃用它搅乱了唐玄宗一盘必败的围棋局，其形象被保留在《簪花仕女图》中。
537年，君士坦丁堡的地标建筑圣索菲亚教堂完工，查士丁尼大帝第一次踏入时，惊叹道：“所罗门，我终于胜过你了！”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直径达31米，至今仍是全球跨度第二大的封闭式建筑。站在穹顶下，很难不被它震撼。
遗憾的是，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新罗马”注定不是罗马。
君士坦丁堡拥有惊人的财富，但人口成分复杂，周边长期动荡，不得不采取军区制。军队由自耕农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当兵，将领任地方长官，独揽军政财大权。虽在短期内提升了军事能力，但从长期看，得不偿失——自耕农大量流失，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源日渐枯竭。更麻烦的是，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反过来操纵中央，使君士坦丁堡宫廷环境险恶、内斗不止。
1204年，拉丁人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突然进攻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它首次陷落。早在1054年，罗马教皇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因宗教仪轨争论，相互开除教籍，但绝大多数民众不知道这场争论，也不关心双方教义的差别，两大教会仍有往来，仍视对方为兄弟。但在拉丁文化中，长期将东方他者化，东方被描述为遍地都是黄金，所以更腐败也更堕落。
一旦成为他者，我对他也就不再负担道德义务。抢一个有钱而不义的人能算罪过吗？就算他没惹我，和我一样是人，可为了我能活得好，“被迫伤害他”有什么不可以？
于是，君士坦丁堡遭到“基督教兄弟”洗劫，大量文物流向西欧，甚至成了威尼斯城市象征，被安放在议会大厦前，至今未归还。“兄弟”们占领了索菲亚大教堂，对当地人发号施令，压榨他们的财富。此后57年，40名主管教士中，32人是威尼斯人，其余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东罗马高官曾记录道：“拉丁人劫掠一切、夺走一切，不留给财产的姚主任任何东西，轻蔑他们，拒绝与他们交往，俘虏他们，辱骂他们，驱逐他们。”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尼西亚帝国收复君士坦丁堡后，东西两大教会从此视同冰炭，仇恨成为君士坦丁堡人与西欧人再也迈不过去的门限。然而，东罗马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历经两百年的苟延残喘，于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消灭。
其实，奥斯曼帝国得到的已不再是那个繁华的君士坦丁堡，1204年后，大量贵族离开，城市中到处是废墟与荒草。可在亚洲，长期流传着一个预言：“谁占领君士坦丁堡，谁就是世界的王。”
面对君士坦丁堡惊人的复杂性，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异常宽容的态度，通过米勒特制度，让不同信仰者相对自治，给不同宗教领袖以极大的世俗权力。通过米勒特制度，让不同信仰者相对自治，给不同宗教领袖以极大的世俗权力。米勒特制度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奥斯曼宫廷更具灵活性。随着部分米勒特与西方接触，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一些世俗领袖开始推动现代化。1839年时，奥斯曼政府正式颁布改革政令，提出“一切人不拘任何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走在传统国家前列。
另一方面，导致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建构失败。奥斯曼帝国希望在帝国背景下，建构一个“奥斯曼民族”，但不同米勒特形成了不同的信仰、文化、经济、习俗，彼此很难达成共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米勒特无法保持同步，权力关系产生变化，加剧了冲突，奥斯曼帝国最终被肢解。
现代土耳其是一个世俗政权，通过在生活中不断嘲讽传统，将其妖魔化为迷信、落后、僵化，获得治理合法性。这让伊斯坦布尔走入无法打破的凝局，因为它的骄傲来自传统，剥离过去，很难形成合乎逻辑的自我叙事。“新罗马”遭遇了和罗马相同的问题：在传统与变化之间，找不到解决方案，被迫边缘化。
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已不是世界首都，甚至不是土耳其的首都，它成了旅游地，世界各国的人们来到这里，假装在找寻文化，这文化与当下生活已无关联，只能通过刻意夸张其差异性、独特性，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曾经的荣光、自豪，与那些伟大建筑的废墟一样，必须通过回忆与想象，才变得神采奕奕。这一切，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归结为“呼愁”。就像一个孤儿，过分期待父母之爱，将现实的一切不满都归结为从小失去父母，这指引他们继续犯错，再也走不出内心的虚无。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名言覆盖了器物史、政治史与人物史三个层面，却忽略了城市史。这是因为，古代东西方城市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方，城市的中心多是官署，只是军政中心，而文化、经济、社会运转的基础在农村。在传统语境中，农村人代表淳朴、有道德，城市人代表堕落、奢靡、市侩，城市是不得不存在的恶。
在西方，城市的中心多是宗教场所，没有信仰，就没有城市，城市是传播信仰的最佳之地，进入城市，就意味着将自己的情感、智慧和自我融入到信仰共同体中。所以从西方城市史中，最能读出人性的虚妄与苦难——一代代人在挣扎，换来的只是成王败寇、兴亡代序。所谓英雄智计、慷慨悲歌、大义凛然，真的实现了曾经的目标吗？真的践行了当初的承诺吗？从结果看，历史总是给出嘲讽式的解答——不论手握多大的权力，不论如何忠诚与智慧，在时间面前，所有人都注定是失败者。
城市史有别样的震撼，它最好地呈现出兴衰背后，历史有其本然的规律，参与其中者自以为能主动把握，却总是被动留痕。《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不厌其烦地呈现了伊斯坦布尔的舞台上，大人物们从登场到落幕、从狂想到破灭的历程，表达了历史的多元性——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失败，彼此无法用逻辑串联起来。
没有结论，没有方向，相信很多读者看过此书后，都会和我一样，产生相同的困惑：作者究竟想写什么？讲述一座名城的历史，究竟对现代人有什么价值？
也许，历史就是无法概括、难说方向的存在，它是无边的沧桑与折磨，我们只是恰好地生活在其中。为它而震撼，为它而兴叹，并对存在产生焦虑，而这，大概就是读《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