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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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中旬，我在认识一个大姐，70后，生活在某西北城市，平时里写写文学相关的文章，自己运营一个头条号，看得人不多，但是自己乐在其中。她为人比较随和，也还算乐观，喜欢文学、热爱生活。文章写的很不错，和我一样写一些书评之类的东西。10月份的一天，她微信找我，说自己的的头条账号出了点问题，知道我是做IT的让我帮看看。
她发来几段长语音，说自己在头条号上发文章可以发，但是有网友评论，她评论网友的评论，只有她能看到，别人看不到。她找了一个外地的朋友，把自己的账号给了那个朋友试，结果那个朋友可以，但是她怎么试都不行。联系了客服，也都是给的模棱两可的答案。听了她的讲述，我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觉得有些残忍。我给了她一个排查问题的方法，也暗示了问题的原因。
我告诉她让她先找几个本地朋友，让他们用自己的设备试下，如果不行，再找几个外地朋友试下。之后我也没敢再多说什么了。
结果，不出所料。
一个中年女性，平日里读读书，写写文章，多么好的事情。阅读和写作，是她的热爱所在，也花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在里面，文章我也都读过，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但是莫须有的罪名就降落在身上。我感到痛心，尝试安慰，告诉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充实自己，账号迟早会恢复之类。没想到她是出奇的平静，说没什么，自己刚好能够休息下，看看自己买的书。
对她来说，原本身体已经被束缚了，现在心灵也不能有个出口。好在她足够乐观和豁达，或许也是见得多了，毕竟身处此地。
22年下半年发生很多事，上面提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还能说说的，还有很多不大能说的事，更令人气愤和心痛。对不起，我不敢大声。但是全国各地，相信各位或多或少都有所体会，而当下在气愤和心痛之余，"文化"这个词更为迫切的需要被我们拿出来强调。
文化，本应该是一个动词，应该拆开来讲。“文”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企业对员工，国家对民众。是一种彼此相处打交道的方式。中国很早就有了这个概念，周公制礼作乐，这个“礼”，就是文。“文”则是相对于“武”提出的。周建立政权之时，施行的是军事殖民，那么也就面临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武化事件，所以周公为了安定天下“制礼”。告知民众，我们大家要放弃武的关系，约定文的关系。
“武”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你面前的面包我抢过来，你的饭碗我摔碎了给别人。以力量定胜负，或者力量小的就要服从力量大的等等。这是“武”。
“化”又是什么呢？我们常讲，把什么东西，融化到什么东西里，“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 它不是血液里本来就有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融化进去？因为它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文”也不是我们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一种规定。我们讲春风化雨，把世间万物都浸湿了，一举一动，所有的细节、行为，都自觉的按照“文”的方式去处理，这就是“化”。
既然文化是后天的，那么是谁推动我们的呢？是教育，还有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到了春秋晚期，孔子常常说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心里不踏实。为什么？因为孔子的那个时代，社会又渐渐开始武化了起来，春秋晚期到战国，“武”的程度越来越强。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不幸的是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武”的时代。国家把民众文化的不错，但是国家自己不文化，那么文化就变成一种国家向下实施武化统治的一个手段了，这就变了味儿了。
文化在中国传统认识里，有很高的地位。我们翻看历史年表，常常看到文帝、文宗，或者武帝。在中国传统认识里，“文”比“武”高，所以这些个帝王，无论他生前做了多少“武”的事情，死之后都希望后世给他一个“文”的标签。
唐太宗死之前，对他小舅子长孙无忌嘱咐：我死以后，你们给我的号要是“文”，不要“武”。按理说，唐太宗的“武”功非常强，整个大唐江山就是他凭借自己的“武”功打下来的。但是唐太宗死之前关心的是：不要给我“武”这个标签，不要用打天下那点儿事情说我。
我们现在的意识里，说一个人有文化，常常是指他有知识。但在中国传统里，文化并不是一种知识，只是一种处世的方式。我们现在身边有很多“没知识的文化人”和“有知识的武化人”。我奶奶已经去世了，她不识字，按理说是个“文盲”。
有一次，我家的宅基地被一个地产开发商占用了十几平米，最后赔的钱比约定的少了。我奶奶一辈子勤俭持家，哪受得了这个，过去理论，理论过程中她说了一句话：“我没读过书，但是我知道堂堂正正做人。” 这意思就是我没有知识，但是我按照文化的关系处理事情。
但是如果，你按文化的关系和一个武化人打交道的时候，文化就显得不那么管用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化”的原因，要尽可能的使每一个角落和细节都被覆盖，这样才不会导致文化的反转。文化和武化打交道的结果就是，文化败下阵来，之后慢慢的转向武化，因为文化解决不了问题了。我奶奶后来也没把那部分没赔的钱拿回来，之后她偶尔也开始骂大街了。这是个恶性循环。
刚才说企业以及国家等等集体，也是文化的参与者。集体在文化过程中的作用相当重要。人类是个群居动物，受集体的意识形态左右很重，集体应该以文化的方式去领导个人，反之集体如果用武化的方式去领导个人，那迟早会导致集体辛辛苦苦建立的秩序被打破。文化是后天的，是被赋予的，那集体的文化又是谁赋予的呢？是历史，如果集体无视历史，那武化的统治就开始了，这种方式最终往往不会有好结果。集体的文化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不像个人那样，有人要求。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个武化的代表，秦在战国前中期，并不算很出类拔萃的国家，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是秦走向强大的一个拐点。战国社会是一个极端武化的社会，从上而下都是。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这四个思想，无一不是为了加强武化而设置的。商鞅变法开始后的十年，《史记》上是这么记载的：“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意思是说，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发展到后来全民皆兵，国家成为了战争机器，为之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秦统一后，依旧实施严格的刑罚制度，基本延续甚至巩固商鞅变法的武化道路，为了控制意识形态，实施了焚书坑儒等一系列的思想禁锢措施。到了秦二世，农民生活悲惨，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最终陈胜、吴广等人揭竿而起，百姓纷纷响应，结束了秦王朝短短十四年的统一。
秦朝从本来武化的社会走出，底下的老百姓在战国这样一个环境下，早已被同化。秦统一后，以武制武，国家和百姓硬碰硬，这哪成。有以武制武的例子，那也就有以武制文的例子。刚刚说到的周王朝，在中后期就是典型的以武制文。
西周是中国文化的开始，夏商两朝都施行的武化统治，周公成为天下共主后，制礼作乐，将应该恪守的伦理道德制定为“周礼”，吩咐全国至上而下、大小事务都要以“周礼”为标准，“周礼”的核心思想是明德、慎罚、保民的德治思想。中华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其实就表明了周公和孔子一脉相承的关系。周王朝在周公制定的制度下很快变走向了繁荣，也为国家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
周王朝实行宗法分封制度，一开始是为了通过血缘宗亲关系，更好的稳固对诸侯国的统治，后来，血缘宗亲关系逐渐淡化，那周王朝的统治根本其实就是“周礼”了。到了周厉王时期，他倒行逆施、残暴不仁，百姓颇有怨言。后来周厉王听不得这个，他开始在全国实施监控政策，只要敢抱怨，说我不好，一经发现立即处死，从此那就没人敢说话了。直到我们熟悉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西周王朝算是彻底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从周厉王到西周灭亡之间，西周依然持续了近百年的统治，整个周王朝，从周厉王开始之后都是武化统治，或者说是被文化包装的武化统治。
之后东周持续了五百多年，期间各个诸侯国战争不断，但在中前期却没有哪个诸侯国说我就是王了，我就是天下共主，大家都来拜我，顶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你说你是天下共主，那么大家就会说你破坏了“礼”的制度，这在当时可是个大帽子。而底层社会，民不聊生，却也不会有人说我就反了。
在西周建立的“周礼”之下，百姓们被文化的程度比较高，到周王朝的中后期，周厉王执政后，就形成了以武制文的局面。在这种社会局面下，文化是武化统治的一个工具，百姓们不敢说话，因为从小受到“周礼”的教育，什么事情也能忍则忍了，国家呢？一方面宣传文化，一方面实施武化。在以武制文的社会下，百姓蒙受的苦难，远比以武制武的社会要强烈得多，持续的时间也长，这些百姓的苦难也是历史很少去记录的。
而以武制文的后果就是本来被文化的百姓们逐渐的转向武化，纵然“周礼”所造成的文化程度很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整个社会情绪自上而下的影响，文化的转向总会到来。东周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名存实亡后，还是走向了灭亡。
无论是集体对集体，集体对个人，还是个人对集体，个人对个人，武化终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圈里蒙眼拉磨的驴是比草原上的马要安全的多了，那让驴蒙眼拉磨的人是武化人还是文化人呢？
救救孩子……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