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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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这是我几年前的一篇命题作文。编辑在约稿信中这样写道：
不少中国大学生对上大学的付出与获益比例表达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投入过多的时间与金钱四年的学习时间与高昂的学费，但“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万名受访者中，34% 的人后悔读大学，后悔就读大学的人中，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表示：“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另外，这些人觉得后悔的原因包括，“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占39.2%。
老实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后悔上大学，我就劝告年轻人上大学要慎重。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精神行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对前一种人来说，问题很简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对后一种人来说，中国的大学也远不是一个精神机构。学校、教授、学生，大部分怕是都围着钱转，能安心下来“坐而论道”的已经很少。大学未必能提供你所需要的精神资源。
但是，大部分学生还要在大学中读下去。他们没有别的求学选择，不可能等到大学变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毕竟，大学里还是集中了年轻一代的精英。所以，我索性脱离“惨不忍睹”的现实，抽象地谈一下在大学里应该学什么。
大学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大学的成立，就是共同体的自治，就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自立的行会一样，自己制定规则，并自愿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人有责任，学生当然也有责任。这一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恐怕大部分都不理解。比如，我们刚进北大时，一位老师恭喜我们：“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这就相当于过去的太学生呀！”可见，在他心目中，大学的模式还是太学模式。毫无疑义，太学不是个自治的学术机构，是朝廷管理的。太学生们有要求会到上面去提，等着上面解决，更不高兴时还可以抗议，甚至有人说这种行为表现的是 “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等等。但是，太学生不懂得欧洲行会的那些规矩：万事首先要所有的成员通过既定程序商议决策，未必要等着上面的权威来解决。从本书第六章《大学的诞生》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是自生的，从一开始就自我管理。上面的权威只是承认或支持其存在而已。所以，我劝大学别抱怨。现在大家很喜欢引用清华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其实，这句话并没有点出大学的实质。大学未必靠几个大师转。只要学生们有自治的意识，不要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组织活动，这就成了个不错的大学了。如今虽然外在的环境很难改变，但我相信：如果莘莘学子们对自己在大学中的人生使命有高度的自觉的话，他们至少还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
言归正传。大部分后悔上大学的人，后悔的原因是“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虽然不相信“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但还是认为在大学里应该先学些“无用”的东西。我最爱讲的一个故事是：美国一位成功的企业经理骄傲地告诉他的欧洲朋友，他当年大学上的是SwarthmoreCollege（一所美国有名的本科生学院），所学的东西和他的事业一点直接关系也没有。但是，他的大学经验却奠定了他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
这话怎么理解呢？
第一，如果把“有用”定义为工作中的某种具体技能的话，大学教育的许多内容是“无用”的。比如，大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帮助你体会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际纽带，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生活得更充实。这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呢？
第二，即使从职业上“有用”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该狭隘地期待大学教你特别专门的知识。比如，前面记者约稿信中引用的那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对为什么要花一大半时间学英语感到不解。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他的汉语大概也未必能学好。我大学读的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系里的另一个专业就是汉语。汉语专业的主攻说白了就是语言学，而现代语言学是西方的产物，特别是比较语言学等，要学好需要掌握许多语言。已故的王力先生，被视为是古汉语权威人士，若活到今天就又会被媒体冠以“国学大师”了。可是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他懂几种欧洲语言，当年还留法过。他在清华国学院的教授赵元任先生，对几种欧洲语言也是颇为精熟的。记得王力先生临终前曾对我讲过，他就读于清华国学院时有一次写了篇论文，证明汉语中有一种语法结构是西方语言中没有的。梁启超对他大加激励。赵元任则在他的论文后面，把西方几种语言中类似的语法结构全列出来，最后批道：“言有易，言无难。” 意思是说：你看到一样东西就可以说“有”，这很容易。但要说“无”，则必须看到所有东西才敢说。谁敢说自己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呢？这太难了。我想，这番教训对前面那位大三的汉语专业同学应该有些教益。如果你连一门西方语言也不能精，看到的东西太少，语言学就不用搞了。另外，语言学有文科中的数学之誉，可以发展得极度抽象化。一些学数学、物理出身的人，转过来搞语言学常比语言专业的人更有优势。这一点，看看世界语言学家的背景就明白。可惜，许多年轻学子，一路死记硬背考上大学，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当没有称职的教授指导时，他们就靠着这种似是而非的信念来对付学业，乃至在语言专业学语言还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无关。他们在大学里荒废青春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事实证明，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 ”专业。甚至有大老板亲自劝自己日后准备经商的孩子们在本科中放弃企业管理，改学文史。为什么呢？按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心理学说分析，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物质上的生存需求，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如稳定的职业，家庭资产，社会治安等；归属需求，如友情，爱情，家庭温暖等；自尊的需求，如成就感，他人的尊重，社会地位等；最高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如道德，创造力，用自己的一生改变世界等。一般而言，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获得满足。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些层级的需求更有精神性。这也怪不得，许多杰出人才把其青春投入到一些“没用”的事情上，上大学也选“没用”的专业。不过等他们毕业后面临实际生活，就立即显示出超人的能力。
说这些，并不是主张大学教育应该脱离实际，而是要重新定义大学教育所必须面临的“实际”：大学是为学生打造未来的人生框架，而不仅仅是职业框架。不能舍本逐末，让学生为了一门手艺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那么，大学是如何打造人生框架的呢？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
大学是在1200年前后的欧洲诞生的。这是当
时欧洲的神学和法学传统汇流的结果。在中世纪早期，贵族多是文盲，文化是由教会保存下来的。而在教会中，知识是神学的附庸。牧师站在高高的讲坛上进行“满堂灌”式的布道，听众则虔诚地记住和相信这个权威说的话。这几乎就是当时唯一的教育了。但到了12世纪，经济的发达使社会变得更复杂。特别是从阿拉伯世界“进口”的希腊古典文化，大大丰富了知识领域。这种灌输的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使在神学界，许多人也认为了解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dialectics，即所谓的“辩证法”，其实就是一种通过问答的方式获得知识的途径。比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是把握这种方法的大师。他倾听你的陈述，然后对你的陈述进行提问，并通过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提问，一步步地让你意识到你对自己所说的东西其实一无所知。他的名言就是，我一无所知。我唯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东西，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罗马法也开始在欧洲复兴。法学中那种论辩的特性，也正好和神学中的辩证法自然地汇流。这就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了论辩的教学方式。当时崛起的所谓大学，多是些求知的学子自己组织起来学术共同体，自己聘请老师来讲授，最后规模不断扩大，权威日高，受到教皇和国王等的承认。现代意义的大学，也就由此发足了。
从大学的诞生可以看出，大学与生俱来地带有几个特点：第一，大学是一个求知者的精神共同体；第二，师生的关系，不管是从心灵上还是从空间上都非常密切：大家住得很近，可以随时坐而论道；第三，真理是辩出来的，不是死记硬背地“学”出来的：大学要训练学生发展自己的论断，并能够应付不同观点的挑战，在思想的交锋中说服别人。当然，到了牛顿时代，实验科学诞生，取代了经院哲学式的单纯论辩方式。这是后话。现代的实证科学发展了但并没有取代中世纪的大学精神。我们现在的教育，则连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都不如。
英美一流的大学，至今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寄宿学院制，基本就是这一论辩传统的继续。在寄宿学院中，师生混居，有充分的交流。在大学的课堂教学中，讨论班是一个核心形式。训练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则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最近我的一个同事退休，他骄傲地给我们复印了一份学生对他的课如下的批评：“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因为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头的。”对于教授来说，能把学生置于这种心灵论辩的困惑之中，就是一种教育的成功。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下课后就无影无踪。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经失传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呢？
但是，看一看大学的历史就知道：开创大学传统的主力之一，就是那些求知欲旺盛的莘莘学子。所以我劝现在的大学生：与其被动地抱怨，不如主动地发展自己的大学精神。毕竟，现在的大学有了“大楼”，至少在空间上让许多年轻的精英聚集在一起。这为我们塑造自己的大学经验提供了很大的本钱。
我在1979 1983年在北大读书。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六个人住一间拥挤不堪的宿舍，这六人晚上只有一张去图书馆读书的座位号；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教授们，知识也都很陈旧。但是，虽然我并不用功，逃课成性，现在回想一下，当时还是接受了一些有效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我赶上了“怀疑一切”的时代，我们拒绝接受一切既有的信条，在宿舍里一天到晚地辩论，并通过辩论感到了自己的无知，这种无知感又刺激了求知欲。在这种刺激下，我从大二时就起誓：我不属于任何专业。因为专业象征着权力对个人的统治。这种统治，把一个完整的个人根据权力的需要进行切割，成了什么文学专业、历史专业、计算机专业、物理专业等，而不是一个人。要拒绝这种切割，要恢复作为个人的完整性，就必须先否定专业。所以我逃了许多本系的课，却偷偷跑到外系旁听，追寻自己心灵中的问题。大学的教育，就是在这种心灵论辩中完成的。
大学里学的什么东西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看最好的判断是看你想不想学。当你想学时，就说明所学的东西满足了你心灵的渴望，是“有用的”；如果所学的是个“热门专业”，那最多只能证明它对别人“有用”而已，未必对你自己有用，如果缺乏兴趣就大可不必勉强。更何况，别人的需要千变万化，远远超出你的控制。今天的热门专业，明天也许随着别人的需要的转变而变得“无用”了。你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赌在别人的需要上呢？
我的一个学生，最近特别喜欢历史，但搞不清楚毕业后究竟是去搞经营，去读法学院，还是去读历史学博士。他来问我在没有想好未来干什么之前现在这样投入是否值得。我告诉他：如果你现在执迷于历史，那就以最大的激情去探究。大学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看看你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能干得多么出色。这才是检验你才能的一把尺子，也是对你最好的训练。从这种训练中所获得的素质，将来干什么都有用。
大学教育的根本，就是这种心灵的自由。如果你老盯着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你的心灵就好像一个总盯着老板的脸色的雇员一样唯唯诺诺。要知道，你的技能可以被雇用，但你的心灵绝不能被雇用。大学要培养的，就是一个能主宰你生命的心灵。
来源：《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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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全部观点
薛涌
这是我几年前的一篇命题作文。编辑在约稿信中这样写道：
不少中国大学生对上大学的付出与获益比例表达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投入过多的时间与金钱四年的学习时间与高昂的学费，但“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万名受访者中，34% 的人后悔读大学，后悔就读大学的人中，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表示：“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另外，这些人觉得后悔的原因包括，“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占39.2%。
老实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后悔上大学，我就劝告年轻人上大学要慎重。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精神行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对前一种人来说，问题很简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对后一种人来说，中国的大学也远不是一个精神机构。学校、教授、学生，大部分怕是都围着钱转，能安心下来“坐而论道”的已经很少。大学未必能提供你所需要的精神资源。
但是，大部分学生还要在大学中读下去。他们没有别的求学选择，不可能等到大学变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毕竟，大学里还是集中了年轻一代的精英。所以，我索性脱离“惨不忍睹”的现实，抽象地谈一下在大学里应该学什么。
大学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大学的成立，就是共同体的自治，就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自立的行会一样，自己制定规则，并自愿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人有责任，学生当然也有责任。这一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恐怕大部分都不理解。比如，我们刚进北大时，一位老师恭喜我们：“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这就相当于过去的太学生呀！”可见，在他心目中，大学的模式还是太学模式。毫无疑义，太学不是个自治的学术机构，是朝廷管理的。太学生们有要求会到上面去提，等着上面解决，更不高兴时还可以抗议，甚至有人说这种行为表现的是 “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等等。但是，太学生不懂得欧洲行会的那些规矩：万事首先要所有的成员通过既定程序商议决策，未必要等着上面的权威来解决。从本书第六章《大学的诞生》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是自生的，从一开始就自我管理。上面的权威只是承认或支持其存在而已。所以，我劝大学别抱怨。现在大家很喜欢引用清华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其实，这句话并没有点出大学的实质。大学未必靠几个大师转。只要学生们有自治的意识，不要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组织活动，这就成了个不错的大学了。如今虽然外在的环境很难改变，但我相信：如果莘莘学子们对自己在大学中的人生使命有高度的自觉的话，他们至少还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
言归正传。大部分后悔上大学的人，后悔的原因是“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虽然不相信“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但还是认为在大学里应该先学些“无用”的东西。我最爱讲的一个故事是：美国一位成功的企业经理骄傲地告诉他的欧洲朋友，他当年大学上的是SwarthmoreCollege（一所美国有名的本科生学院），所学的东西和他的事业一点直接关系也没有。但是，他的大学经验却奠定了他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
这话怎么理解呢？
第一，如果把“有用”定义为工作中的某种具体技能的话，大学教育的许多内容是“无用”的。比如，大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帮助你体会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际纽带，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生活得更充实。这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呢？
第二，即使从职业上“有用”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该狭隘地期待大学教你特别专门的知识。比如，前面记者约稿信中引用的那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对为什么要花一大半时间学英语感到不解。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他的汉语大概也未必能学好。我大学读的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系里的另一个专业就是汉语。汉语专业的主攻说白了就是语言学，而现代语言学是西方的产物，特别是比较语言学等，要学好需要掌握许多语言。已故的王力先生，被视为是古汉语权威人士，若活到今天就又会被媒体冠以“国学大师”了。可是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他懂几种欧洲语言，当年还留法过。他在清华国学院的教授赵元任先生，对几种欧洲语言也是颇为精熟的。记得王力先生临终前曾对我讲过，他就读于清华国学院时有一次写了篇论文，证明汉语中有一种语法结构是西方语言中没有的。梁启超对他大加激励。赵元任则在他的论文后面，把西方几种语言中类似的语法结构全列出来，最后批道：“言有易，言无难。” 意思是说：你看到一样东西就可以说“有”，这很容易。但要说“无”，则必须看到所有东西才敢说。谁敢说自己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呢？这太难了。我想，这番教训对前面那位大三的汉语专业同学应该有些教益。如果你连一门西方语言也不能精，看到的东西太少，语言学就不用搞了。另外，语言学有文科中的数学之誉，可以发展得极度抽象化。一些学数学、物理出身的人，转过来搞语言学常比语言专业的人更有优势。这一点，看看世界语言学家的背景就明白。可惜，许多年轻学子，一路死记硬背考上大学，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当没有称职的教授指导时，他们就靠着这种似是而非的信念来对付学业，乃至在语言专业学语言还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无关。他们在大学里荒废青春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事实证明，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 ”专业。甚至有大老板亲自劝自己日后准备经商的孩子们在本科中放弃企业管理，改学文史。为什么呢？按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心理学说分析，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物质上的生存需求，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如稳定的职业，家庭资产，社会治安等；归属需求，如友情，爱情，家庭温暖等；自尊的需求，如成就感，他人的尊重，社会地位等；最高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如道德，创造力，用自己的一生改变世界等。一般而言，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获得满足。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些层级的需求更有精神性。这也怪不得，许多杰出人才把其青春投入到一些“没用”的事情上，上大学也选“没用”的专业。不过等他们毕业后面临实际生活，就立即显示出超人的能力。
说这些，并不是主张大学教育应该脱离实际，而是要重新定义大学教育所必须面临的“实际”：大学是为学生打造未来的人生框架，而不仅仅是职业框架。不能舍本逐末，让学生为了一门手艺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那么，大学是如何打造人生框架的呢？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
大学是在1200年前后的欧洲诞生的。这是当
时欧洲的神学和法学传统汇流的结果。在中世纪早期，贵族多是文盲，文化是由教会保存下来的。而在教会中，知识是神学的附庸。牧师站在高高的讲坛上进行“满堂灌”式的布道，听众则虔诚地记住和相信这个权威说的话。这几乎就是当时唯一的教育了。但到了12世纪，经济的发达使社会变得更复杂。特别是从阿拉伯世界“进口”的希腊古典文化，大大丰富了知识领域。这种灌输的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使在神学界，许多人也认为了解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dialectics，即所谓的“辩证法”，其实就是一种通过问答的方式获得知识的途径。比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是把握这种方法的大师。他倾听你的陈述，然后对你的陈述进行提问，并通过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提问，一步步地让你意识到你对自己所说的东西其实一无所知。他的名言就是，我一无所知。我唯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东西，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罗马法也开始在欧洲复兴。法学中那种论辩的特性，也正好和神学中的辩证法自然地汇流。这就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了论辩的教学方式。当时崛起的所谓大学，多是些求知的学子自己组织起来学术共同体，自己聘请老师来讲授，最后规模不断扩大，权威日高，受到教皇和国王等的承认。现代意义的大学，也就由此发足了。
从大学的诞生可以看出，大学与生俱来地带有几个特点：第一，大学是一个求知者的精神共同体；第二，师生的关系，不管是从心灵上还是从空间上都非常密切：大家住得很近，可以随时坐而论道；第三，真理是辩出来的，不是死记硬背地“学”出来的：大学要训练学生发展自己的论断，并能够应付不同观点的挑战，在思想的交锋中说服别人。当然，到了牛顿时代，实验科学诞生，取代了经院哲学式的单纯论辩方式。这是后话。现代的实证科学发展了但并没有取代中世纪的大学精神。我们现在的教育，则连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都不如。
英美一流的大学，至今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寄宿学院制，基本就是这一论辩传统的继续。在寄宿学院中，师生混居，有充分的交流。在大学的课堂教学中，讨论班是一个核心形式。训练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则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最近我的一个同事退休，他骄傲地给我们复印了一份学生对他的课如下的批评：“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因为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头的。”对于教授来说，能把学生置于这种心灵论辩的困惑之中，就是一种教育的成功。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下课后就无影无踪。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经失传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呢？
但是，看一看大学的历史就知道：开创大学传统的主力之一，就是那些求知欲旺盛的莘莘学子。所以我劝现在的大学生：与其被动地抱怨，不如主动地发展自己的大学精神。毕竟，现在的大学有了“大楼”，至少在空间上让许多年轻的精英聚集在一起。这为我们塑造自己的大学经验提供了很大的本钱。
我在1979 1983年在北大读书。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六个人住一间拥挤不堪的宿舍，这六人晚上只有一张去图书馆读书的座位号；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教授们，知识也都很陈旧。但是，虽然我并不用功，逃课成性，现在回想一下，当时还是接受了一些有效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我赶上了“怀疑一切”的时代，我们拒绝接受一切既有的信条，在宿舍里一天到晚地辩论，并通过辩论感到了自己的无知，这种无知感又刺激了求知欲。在这种刺激下，我从大二时就起誓：我不属于任何专业。因为专业象征着权力对个人的统治。这种统治，把一个完整的个人根据权力的需要进行切割，成了什么文学专业、历史专业、计算机专业、物理专业等，而不是一个人。要拒绝这种切割，要恢复作为个人的完整性，就必须先否定专业。所以我逃了许多本系的课，却偷偷跑到外系旁听，追寻自己心灵中的问题。大学的教育，就是在这种心灵论辩中完成的。
大学里学的什么东西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看最好的判断是看你想不想学。当你想学时，就说明所学的东西满足了你心灵的渴望，是“有用的”；如果所学的是个“热门专业”，那最多只能证明它对别人“有用”而已，未必对你自己有用，如果缺乏兴趣就大可不必勉强。更何况，别人的需要千变万化，远远超出你的控制。今天的热门专业，明天也许随着别人的需要的转变而变得“无用”了。你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赌在别人的需要上呢？
我的一个学生，最近特别喜欢历史，但搞不清楚毕业后究竟是去搞经营，去读法学院，还是去读历史学博士。他来问我在没有想好未来干什么之前现在这样投入是否值得。我告诉他：如果你现在执迷于历史，那就以最大的激情去探究。大学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看看你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能干得多么出色。这才是检验你才能的一把尺子，也是对你最好的训练。从这种训练中所获得的素质，将来干什么都有用。
大学教育的根本，就是这种心灵的自由。如果你老盯着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你的心灵就好像一个总盯着老板的脸色的雇员一样唯唯诺诺。要知道，你的技能可以被雇用，但你的心灵绝不能被雇用。大学要培养的，就是一个能主宰你生命的心灵。
来源：《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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