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简论
唐代文学在古代中国文学上自然占有重要的一页，因而，学术界对唐代文学一直在关注并不断研究着；在古代阶段，即有很多有关唐代文学的重要学术著作，如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代胡应麟的《诗薮》，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叶燮的《原诗》等，而在现代阶段，傅璇琮、周勋初、程千帆等杰出学者也都对唐代文学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本论文里，在唐代文学的很多第一手作品和前辈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想对唐代文学做一些新的探讨，由于唐代文学的范围非常广，内容也很复杂，作家辈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四个阶段都有不少知名的作家），因而，在本文里，我们不可能对它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而只是想探讨一下唐代文学的一般特征和一些比较实质性的问题。
（一） 唐代文学与前代思想、艺术的联系
唐代文学自然是在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等前代思想、艺术的宽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而，为了清楚地认识唐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需要辨析一下唐代文学和前代思想、艺术间的复杂联系，即辨识唐代文学的历史脉络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唐代文学的内容、特点、风格、形式、主题等诸多方面。
1唐代文学与先秦思想、艺术的联系。如所周知，先秦时期的思想、艺术对其后各个时期中国的思想、艺术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唐代自然也不例外。首先，就思想层面来说，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思想对于唐代作家们即有深刻的影响；以儒家为例，杜甫等诗人的价值观念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如他的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即是很好的体现，扩而言之，对于众多唐代诗人来说，建功立业的思想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追求和创作主题之一，如陈子昂、李白、杜甫、岑参、李商隐等都是如此，而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也是以“文以明道”为基本主张的；总之，儒家思想对于唐代作家（和唐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比较显然的。与此同时，道家思想对于唐代诗人们也有着复杂的影响，这从陈子昂、李白、韦应物等人身上即可看出，如李白曾写道：“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2]这句诗的背后自然体现了道家思想的主张。总之，先秦思想对于唐代文学有着广泛的启迪和滋养，我想这是不难明白的。
其次，就艺术层面来说，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对于唐代文学亦产生了广泛、复杂的启发；以《诗经》来说，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它对后世的中国文学创作有着深广的濡染，如叶燮所说：“三百篇如三皇五帝，虽法制多有未备，然所以为君而治天下之道，无能外此者矣。”[3]即《诗经》的内容丰富、语言雅正，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标准的素材和典范，唐代自然也不例外。而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楚辞》的影响同样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的华美辞藻、瑰丽意象对汉赋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在唐代诗人里，李白等人的作品里即有《楚辞》的显著痕迹。总之，先秦艺术亦构成了唐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背景之一。
2唐代文学与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学的联系，如陶渊明等人。如所熟知，唐代文学是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即唐代文学既批判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很多缺点，同时也继承了它的很多优点，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唐代作家们展开了自己的广泛创作。首先，就批判的方面来说，唐代诗人们都比较反对南北朝文学的片面追求语言华丽、内容空洞等基本特征，如陈子昂所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4]陈子昂这段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即他认为南北朝文学过度追求辞藻的华丽，而对于文章的内容、思想、情感等实质方面则比较忽视，这当然不仅是陈子昂的个人看法，王勃、杨炯等初唐四杰亦持有类似的观点，如傅璇琮所说：“初唐四杰的文学思想，与陈子昂的以复古而革新的主张，是前后一致的，而在当时，则共同反对上官体诗所带来的诗歌单纯追求形式对偶、以绮错婉媚为美的偏向。”[5]总之，唐代文学对于南北朝文学的一些内在缺点做了很大的纠正。
同时，唐代文学也从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学里吸收了很多积极的成分。首先，唐代文学在语言技巧、诗歌题材等形式方面从魏晋南北朝文学里汲取了大量养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诸多诗人的特点与成就，叶燮曾写道：“六朝诗家，惟陶潜、谢灵运、谢朓三人最杰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诗不相谋：陶潜澹远，灵运警秀，朓高华。各辟境界、开生面，其名句无人能道。左思、鲍照次之。思与照亦各自开生面，余子不能望其肩相。”[6]叶燮的这些看法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陶渊明的诗歌成就比谢灵运、谢朓要高出不少，但他的这些观点也能使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一个粗略的总体看法。唐代诗人们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丰富创造的基础上从事创作的，在此，我们可以以杜甫为例做些说明，关于杜甫诗歌的来源，严羽曾写道：“少陵如节制之师，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7]叶燮亦说道：“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穠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8]赵翼亦有类似的看法：“微之谓其薄《风》、《雅》，该沈、宋，夺苏、李，吞曹、刘，掩颜、谢，综徐、庾，足见其牢笼万有。秦少游并谓其不集诸家之长，亦不能如此。”[9]总之，杜甫的诗歌在技巧、题材、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从魏晋南北朝文学里吸收了很多的有价值的成分；李白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我们所熟知，李白也从六十卷的《昭明文选》里汲取了很多的养分和创作灵感等。其次，就诗歌的思想、内容等实质方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亦对唐代文学有深刻的启发；如我们所熟知，自魏晋南北朝起，作家的个体意识开始逐渐涌现，文学的自觉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些都在唐代文学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展现，因为唐代诗人们的个体意识是唐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总之，在语言形式和思想实质这两个基本方面，唐代文学都从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学里吸收了广泛的有益要素。
（二） 关于唐代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明了了唐代文学的历史背景以后，现在我们将讨论唐代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是我们的学术界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1唐代诗歌的基本类型和内容。如我们所熟知，唐代出现了众多杰出的诗人，因而唐代诗歌的题材是非常广泛、多样的，不过从这些大量的具体诗歌中，我们还是能梳理出一些主要的类型，它们至少有以下三类：
首先是边塞诗和政治诗。政治诗、历史诗、边塞诗等是一类基本的诗歌类型，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因为政治、军事等是人类社会里的一个基本事物，而在唐代诗歌里，也有大量的边塞诗、政治诗等。对于高适、岑参这两位著名的边塞诗人来说，他们自然有很多的边塞诗，如高适曾写道：“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五将已深入，前军止半回。谁怜不得意，长剑独归来。”[10]这首诗写得慷慨悲壮，既有景色描写，又有情感描写，情景交融，是一首典型的边塞诗。岑参也有诗曰：“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11]与高适的上首五言律诗相比，岑参的这首七言绝句同样也写得意境慷慨阔大，同时，如果我们仔细体会这两首诗的语言表达，即不难看出，岑参的语言要更为典雅精致一些，即岑参的语言功底要优于高适。当然，写作政治诗的不仅是这些边塞诗人，很多其他的诗人也写过不少优秀的政治诗，如杜甫等人；众所周知，杜甫一生都关心政治、民众生活等，因而，政治诗也是他的创作的一类基本题材，如名诗《春望》即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写得沉郁悲壮，同时语言功底也很深厚纯熟，是一首典型的政治诗。总之，边塞诗、政治诗是唐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类型，很多诗人都写过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些诗歌大多以慷慨阔大为基调，而它们对于宋代豪放词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类是田园山水诗，自然诗。自南北朝文学以后，自然诗开始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类基本题材，而唐代也出现了很多的自然诗人，最著名的是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这四位山水田园派诗人。例如，孟浩然曾有诗曰：“落景余清辉，轻桡弄溪渚。泓澄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未相识，脉脉不得语。”[12]这首诗写的是黄昏时分几个人在小溪上泛舟时的情景，整首诗的意境清新自然，对景物的刻画也很细致生动，是一首很好的田园诗。韦应物也有名诗《滁州西涧》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首七言绝句的景色描写是很出色的，青草、黄鹂、春雨、小舟等诸多景物融合成了一片幽静清新的景象，读来令人感觉意境悠远脱俗。当然，写作自然诗的不仅是这些山水田园诗人，很多其他诗人也写过不少的自然景物诗，如李白、杜甫等人。对于李白来说，他的创作题材是非常多样的，包括政治诗、寻仙诗、送别诗、述怀诗等，其中也有自然诗，如名作《峨眉山月歌》写道：“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首诗读起来欢快热情，景物描写优美生动，感情基调乐观向上，和另一首名作《早发白帝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诗。对于杜甫来说，他也写过不少的自然诗，例如，他有诗曰：“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堂前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13]这首诗语言典雅，对偶严谨，诗人通过燕子、鸥鸟、棋局、钓钩等景物生动地刻画了乡村生活的一个日常场景，将宁静的乡居生活描述得朴素亲切（当然，最后两句诗也写出了作者的不幸处境和苦闷心态），也是一首优秀的自然诗。
第三类是爱情诗。在每个社会、每个时期里，爱情都是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因为爱情是人生里的一个重要事物；在唐代文学的众多作品里，我们自然也能找到大量的爱情诗。例如，在盛唐时期的诗人里即有不少的爱情诗，如王维的名诗《相思》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写得朴素自然，借用红豆这一事物，很好地刻画了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李白亦有诗曰：“白马金羁辽海东，罗帷绣被卧春风。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床空。”[14]与王维的上首五言绝句相比，李白的这首七言绝句的语言功底要更为深厚一些，诗歌的内容也更为复杂丰富，色彩更为鲜艳，当然，它也生动地刻画了浓烈的相思之情。在中唐时期，爱情诗仍是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如韦应物曾写道：“野花如雪绕江城，坐见年芳忆帝京。阊阖晓开凝碧树，曾陪鸳鹭听流莺。”[15]韦应物的这首诗有着很好的文字功底，语言典雅清新，景物繁复，情感真挚，也是一首优秀的爱情诗。而到了晚唐时期，爱情诗也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李商隐曾写道：“帘垂幕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为相忆，魂梦过潇湘。”[16]和上几首诗歌不同，李商隐的这首诗的基调比较悲观凄婉，笔下的景物也带有悲观压抑的色调，这些景物和诗人的抑郁心态是很符合的；如我们所熟知，李商隐的大部分诗歌都带有悲伤凄婉的情绪。总之，通观唐代诗歌的整个行程，爱情诗都是唐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可看出，这些诗歌对于宋代婉约词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启发。
2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散文创作。在唐代文学里，诗歌创作当然是主要的部分，也吸引了大多数文学家的注意力，但是，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散文创作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散文作品在各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里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对于韩愈的散文创作来说，他写过不少的散文名篇，如《进学解》、《祭十二郎文》、《答李翊书》、《师说》等；为了更好地认识他的散文风格，我们想先引用他的一段话：“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17]透过这几段话，我们能感受到韩愈很重视语言的雕琢、形式的对偶等写作技巧。关于韩愈的语言风格，人们常常说他的语言比较奇崛，但是，韩愈的语言风格是很丰富、多变的，并不仅是奇崛这样简单，对此，赵翼曾说道：“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18]通过阅读韩愈的很多散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韩愈的散文创作有如下的三个基本特点：1重视语汇的创新，2重视句式的设计，3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19]这些特点也使得他的散文读起来很有吸引力，既古雅流畅又富于变化。
如所周知，柳宗元的散文创作也是古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写过很多散文名篇，如《三戒》、《黔之驴》、《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为了更好地认识他的散文特点，我们也先引用他的一段话：“揭跣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意之日，与石渠同。”[20]柳宗元的这段景物描写错落有致，文笔细致灵动，读来生趣盎然；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语言也很文雅细致，他也重视语言的对偶、句子的工整、词汇的典雅等基本方面。总的说来，柳宗元写过传记文字、杂文、山水游记等很多种类型的散文，他在散文方面也有着丰富的创造力。
如果对比韩愈和柳宗元两人的散文创作，我们大体可以判定，韩愈的散文、诗歌等属于经典作品，而柳宗元的散文、诗歌等离经典尚有一段距离，即从现代的学术观点来看，柳宗元大概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水平的作家。其中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语言层面，而是在思想基础方面；众所周知，韩愈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一位重要的儒家学者，写过《原道》、《原性》等学术性的文章，这就是柳宗元所不具备的。对此，我们可以引用韩愈的一段话：“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言，《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21]容易看出，这段话里所引用的《春秋》、《易经》、《庄子》等大多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书籍，韩愈对它们都有过钻研，而柳宗元在思想、学术方面的造诣则有所欠缺。总之，在语言的整饬文雅、文章结构的谨严有序等语言技巧的层面，柳宗元并不逊色于韩愈，但是，在文章的精神实质、深层的思想基础方面，柳宗元则比韩愈要差不少，这也造成了柳宗元的散文作品的价值要低于韩愈。总之，我们可以认为，要达到经典作品的层面，需要很深厚的精神基础，韩愈、柳宗元的情况并不是个例，下文我们还将会继续讨论这个基本问题。
3关于思想与艺术间的比较，以王弼与王勃为例。如人们的普遍认识，思想与艺术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在本节里，我们想以两位少年早慧的天才人物为例，对这个问题做些探讨。如我们所熟知，王弼是中国古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以老子的哲学观点重新解释《易经》等经典著作，赋予它们以崭新的内涵，使得《周易》由陈腐的象数之学变为思辨哲学，由此开创了魏晋玄学，并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大体来说，王弼的哲学体系有着丰富的内容，涉及到“有”、“无”关系，一般与具体，动、静关系，“圣人”无情等很多方面[22]。在此，为了更好地体会王弼的哲学观点和学术功底，我们想引用他的一段话：“是故天生万物，无物为用。圣行五教，不言为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刚；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伤。虽古今不同，时移俗易，此不变也，所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23]在这段话里，王弼在阐释以“无”为本体的哲学观，这和《老子》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而“贵无论”也成为了魏晋时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从这段严谨、纯熟的表达里，我们也能初步体会到，王弼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
王勃则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他虽然少年早逝，但留下了很多杰出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滕王阁序》。作为一篇流传广远的名作，《滕王阁序》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首先，就语言层面来说，这篇文章的语言华丽典雅，结构谨严，使用了诸如对偶、平仄等很多的语言技巧；其次，就内容来说，该文描写的内容也很丰富，笔下的一些自然景物如山峦、楼阁、河水、秋景等，都刻画地栩栩如生，同时也引用了很多的典故；总之，这是一篇优秀的骈文作品。以诗歌来说，除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篇人尽皆知的名诗以外，王勃还写过其他的不少优秀诗作，如《蜀中九日》一文写道：“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这篇诗作的语言也很典雅，表达的情绪也乐观积极，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有很多相似之处；总之，通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出，王勃有着很高的艺术才华，他的诗歌创作的水平其实在孟浩然、杜牧、岑参等人之上。但是，尽管王勃的骈文和诗歌创作都很杰出，他的作品离经典仍有一定的距离，即王弼可以说是一位经典级别的思想家，而王勃则要略逊一筹；其中的根本原因自然在于思想家的学养根底要比艺术家更为深厚一些，即思想家的作品在内在的精神性上往往优于艺术家，这也导致他们的作品更容易进入经典作品的范畴。在此，我们想讨论一下艺术在社会里的合理位置的问题，艺术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当然有着很大的价值：首先，很多行业的创造力和艺术常常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科学、制造业、娱乐产业、手工业等；其次，艺术可以调节个人的思维、情感和工作等，使之避免过度僵化、刻板；即艺术在社会里的贡献不应被否认和忽视。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艺术过度发达，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在这方面，法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法国是一个文学过度发达，而学术不足的国家，这对法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之，从王弼与王勃的例子里，我们可以初步体会到学术、思想与艺术间的基本关系。
王弼与王勃的例子也让我们联想到当代中国社会里的一些聪颖的年轻人，在我们周围的人群里，常常会出现一些聪慧、颇有才华的年轻人，看过很多书籍；但是，如果他们阅读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著作，而不是一些有深度的经典书籍，那么意义是有限度的。以王弼和王勃两人为例，由于他们的家里都藏有丰富的图书，因而自年少起即都博览群书，但是他们看得都是一些有深度的作品；例如，对于王勃来说，史书上记载道：“勃文章迈捷，下笔则成，尤好著书。撰《周易发挥》五卷，及《次论》等书数部。”[24]同样地，王弼看得《老子》、《周易》、《论语》等书籍也都是有深度的著作。总之，对于这些聪颖的年轻人来说，只是看很多书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足够的深度才有意义。国外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例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数学家外尔在中学的时候即阅读过很多的哲学著作，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显然，只有有深度的作品才能培养个人的高级的精神素质，我想这个基本道理是不难明白的。总之，王弼和王勃的例子对于我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大概也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4关于唐代作家们的评价。首先，我们想澄清唐代作家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田园山水派诗人里韦应物、柳宗元和王维、孟浩然的艺术成就的评价问题。为了比较客观地评判王维和韦应物的艺术造诣，我们想先引用他们两人的两首诗，一首是王维的名作《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溪。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另一首是韦应物的诗作《赋得暮雨送李曹》：“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重来，冥冥鸟归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如果我们比较这两首诗的艺术价值，即可看出：首先，就意境而言，韦应物的诗要更为开阔，他使用的“楚江”、“海门”等词汇描绘了一个阔大的景象；其次，就语言而言，韦应物的用词要更为文雅精致，王维使用的词汇比较浅近直白，而韦应物的用词则更见雕琢，更有文字功底；总之，韦应物的自然诗其实在王维、孟浩然之上。同样地，柳宗元的山水诗的功底其实也在王维、孟浩然以上，在此，我们可以引用他的一首七言绝句《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语言也很文雅细致，描绘的景象也非常繁复，从整首诗的景色描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柳宗元对于自然景物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受，同时，他也有深厚的文字功底，能将这些景物用典雅优美的语言描述出来。总之，虽然千余年来，王维、孟浩然的名气比韦应物要大不少，但是以艺术造诣而论，韦应物其实在他们两人之上（柳宗元应该也比较清楚这个事实）。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宋代词人的评价里，例如，张先的词作水平其实并不在秦观、柳永之下，但是后世的评论家们大多认为张先不如秦、柳二人，这也是一个不够客观的评价；从中亦可看出，我们的评论家很多时候有人云亦云的地方，并没有对很多文学作品作仔细的、客观的独立思考。
关于唐代作家们的整体评价，如果从现代的评价标准来看，我们认为大多数知名的唐代诗人恐怕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水平，如岑参、孟浩然、杜牧、李商隐、李贺等，只有少数作家才能称得上是经典；当然，唐代的诗人们对此也有部分的察觉，例如，李白即了解孟浩然的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杜甫对初唐四杰的评价也不高。关于我国古代文学的评价，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一直以来我们都缺少比较严格而客观的评价标准，这造成了我国的艺术评价比较混乱（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学要好很多，我国的历史学者的相关评价大部分是比较客观的）；以国外的学者评价来看，虽然国外的学术评价也有部分混乱的地方，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文学家加缪恐怕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水平，但他们在大多数地方还是比较客观的，并没有像我国这样发生比较严重的、系统性的混乱。总之，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古代的艺术家们的评价问题，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以后，我想我们会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达成比较一致的普遍共识。[25]
总之，唐代虽然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家，但只有少数人才达到了经典的级别，对此，我们可以和陶渊明做些对比。在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诗歌创造的整体水平当然比不上唐代，但是，陶渊明的诗作、散文等属于经典的行列，这也说明，艺术家的创作固然和时代背景、社会状况有关，但也与大艺术家的个人天赋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想先引用陶渊明的一首诗：“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下松，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斛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26]这首诗写得质朴自然，同时背后也有一种悠远平实的精神境界，是一首典型的陶渊明的诗作。如果我们拿陶渊明与王维、杜牧等人对比，可以看出，论语言的优美精致，陶渊明恐怕不如王维、杜牧等人，但是，在陶渊明的诗作里有一种开阔悠远的精神境界，有深层的精神根基，而王维、杜牧等人的诗作则缺少这些精神性的要素，因而，陶渊明的诗歌成就要比王维、杜牧等人高不少；总之，诗歌创作并不仅仅是语言雕琢这样简单，它需要诸多精神性的要素。对此，康德说过适宜的一段话：“精神，在审美的意义上，就是指内心的鼓舞生动的原则。但这原则由以鼓动心灵的东西，即它用于这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把内心诸力量合目的地置于焕发状态，亦即置于这样一种自动维持自己、甚至为此而加强着这些力量的游戏之中的东西。”[27]总之，对于诗歌创作来说，要想达到经典作品的水平，需要有很多精神性的要素，如果只是单纯地注重语言层面的修饰琢磨，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固然文雅优美，但最终表现的可能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种精神性的、有深度的艺术境界。（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三） 唐代文学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若干影响
由于唐代诗歌、散文等创作的广阔性、多样性，它对现代中国社会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其中，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基本层面：
1唐代文学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电影、音乐等艺术的复杂影响。容易明白，每个时期的艺术家都是在以往时代所形成的广阔传统的基础上从事自己的创作的；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个适当的例子，唐代的孟浩然在《断句》里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而宋代的李清照在《声声慢》里写道：“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从这两段名句的表达里，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演变之迹。同样地，中国的现代文学家自然也从传统文学里吸收了很多有益的成分，这可以从林语堂、郁达夫、朱自清、董桥等作家身上看出；如我们所熟知，现代的中国文学家们大多浸染于中国丰富的古典文化中，在创作主题、语言技巧、意象、典故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而在中国现代的电影、电视剧、音乐等其他类型的艺术创作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学的强烈影响，例如，吉川幸次郎曾说道：“春风之喜悦，秋风之感慨，漂浮于中国春天天空之柳絮，夕阳的美和悲哀，月光的忧郁，全都是唐诗之中常用的形象，这些实际上到唐代才成为昭著而广泛吟咏的风物的”[28]，吉氏提到的这些意象显然在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音乐等艺术作品里都经常出现。又如，杜甫的《绝句》里有两句名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两句诗的艺术手法是很巧妙的，而类似的艺术画面在中国现代的古装电影里也经常出现。竹林、溪流、古道、牡丹等这些意象都是典型的带有中国风味的景物，它们在中国的古代电影、电视剧里也常常出现，而这些在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艺术作品里是很少有的。总之，文学、电影、电视剧、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题材是声气相通的，它们彼此之间都有着复杂、广泛的相互影响；而唐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电影、音乐等艺术创作自然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2唐代文学对于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除了对文学、电影、音乐等艺术创作的影响以外，唐代文学对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由于唐代诗歌、散文等在小学、初中、高中等各个环节都是教科书里的重要部分，因而，它们在训练着中国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意识等，这是唐代文学起到的积极作用。其次，中国社会里各种职业的人也都会经常引用唐代文学里的一些名句，如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古》），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等，我们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普通民众等都经常引用这些诗句，用来形象地说明他们的工作、生活里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也提升了他们的语言表达的内在质量。总之，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传统文学里包含了大量生动、优美的表达和有价值的事例、哲理等，它们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自然产生了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唐代文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对现代中国人的工作、生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由于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现代化转型，在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基本方面，中国社会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现代中国社会里的很多事物已经超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不再是传统文化所能涵盖的了。首先，就外在的物质环境来说，我们生活其中的楼房、电灯、现代车辆、工厂、电器等很多东西都是传统时代所没有的；其次，就观念层面来说，“科学思想”、“幸福”、“健康查体”、“电视节目”、“生活理念”、“权利”等很多常见的现代观念也是传统时代所没有的；总之，面对我们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无论是物质层面亦或观念层面，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范围都已经显得比较狭窄，因而，我们需要推广中国文化的整体范围，将很多现代事物、观念等融入其中。同时，如果从现代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表达和知识构成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了解到，传统文化只是现代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表达的其中一个来源；显然，形塑现代中国人的知识构成的有很多方面，如科学、技术、社会、商业、生活经验、体育、娱乐等，而传统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总之，从很多角度来看，面对我们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很多新的现代学术和艺术创造，来扩展、深化中国文化的范围，这样我们即能有更多的精神、思想要素来维持社会的健康发展。
总之，如果总结全文的复杂阐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一方面，我们需要吸收其他社会和国家的很多先进的思想、制度、科技、文化等基本要素，因为它们包含着很多有价值、有活力的成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保持民族的传统精神，维护自身民族的基本特点，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最适合自身本质的民族传统，同时，只有使很多外来的思想、科技、文化等与自身民族的整体特点协调一致，才能使这些外来事物获得真正的生命力。虽然唐代文学只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小部分，但也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它和现代中国社会间的基本关系。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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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杂诗》。
[3]《原诗》，“外篇（下）”，第一节。
[4]《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5]《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第三节，页11，中华书局，1980年。
[6]《原诗》，“外篇（下）”，第三节。
[7] 《沧浪诗话》，“诗评”。
[8]《原诗》，“内篇（上）”，第三节。
[9]《瓯北诗话》，卷二，“杜少陵诗”。
[10]《自蓟北归》。
[11]《碛中作》。
[12]《耶溪泛舟》。
[13]《江村》。
[14]《春怨》。
[15]《春思》。
[16]《夜意》。
[17]《答李翊书》。
[18]《瓯北诗话》，卷三，“韩昌黎诗”。
[19]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第四编，第四章，“古文运动”，第二节。关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特点，也可参看袁行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编，第八章，第三节，这些章节的具体分析要比我们此处的阐述更为详尽。
[20] 《石涧记》。
[21]《进学解》。
[22] 关于王弼的哲学体系的具体内容，可参看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第三十八章，第三-八节，页425-450，人民出版社，2001年。在这些章节里，冯先生对王弼的哲学做了系统、详细的阐述。
[23]《老子指略》。
[24]《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
[25]在我国的众多现代学者里，也有少数学者了解现代的学术评价标准，如王国维等人；通过阅读王先生的《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著作，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也很熟悉现代的评价标准，他也知道李煜、晏殊等宋代词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级别的作家，而秦观、柳永、冯延巳、温庭筠等人则是（弱）美国科学院院士级别的作家。
[26]《饮酒十四》。
[27]《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第49节，“构成天才的各种内心能力”，页158，人民出版社，2004年。
[28]《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一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