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求是的转载

  近日收到卢乃桂先生的《教育弘道》书稿和信息，他委托南京大学教育研究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教授邀请我为书稿作序。我是太圣在华中师大的硕士生导师，当年就是我推荐太圣到他门下深造的，他也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惠我甚多。太圣一说，我便当即应允。忙中偷闲，品读着乃桂先生书稿中充满哲思与深情的文字，昔日两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不禁再现脑海之中。

  孔子曾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可知古往今来，对“道”的发扬光大，都是智者的天职。韩愈也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明确指出：教师的责任就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释疑难问题。在我眼里，乃桂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弘道者和架桥人。他“弘”的是中华文化之道、民族精神之道，“架”的是内地与香港两地学术之桥和友谊之桥。这个“道”一弘就是一辈子，这座“桥”一架就是数十年，至今仍在“弘道”与“架桥”之中。

    我与乃桂先生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从1993年起，我开始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黄显华教授、卢乃桂教授和钟宇平教授以及宗教系的吴梓明教授，几乎每年都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或宗教系做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进行交流，了解境外和国外学术界的最新进展，掌握最新动态。1993年6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做为期15天的访问，乃桂先生作为时任院长，与我在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上交流颇多。乃桂先生留美多年，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期间所做的博士论文就与我在华中所做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颇多相关。他虽然留美多年，又在香港工作，但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开阔的全球视野，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教育现代化进程。此时他刚从政府部门申请到一个“中国及华人社会的教育与发展研究计划”大型课题，正考虑将亚洲地区华人学者们组织起来开展相关研究。离别时，他一再表示希望有机会邀请我来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开展合作研究。1995年，乃桂先生果然不负前诺，争取到一笔专项经费，开列该院第一个教育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职位，希望我能积极申请。他还告诉我，按惯例该职位将在国外大报上公开刊登招聘广告，面向各国和不同地区学者，但依我的条件与专长，还是很有竞争力的，鼓励我踊跃报名，但也明确表示，因为是公开竞争，一切都公开透明，最终要按照学院招聘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意见来抉择，所以提醒我要做好两手准备。我在征得华中师大校院两级领导的同意后，迅速寄出了个人的申请材料。经过几个月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和校内多个部门的严格遴选，我有幸获得了这个机会，该校人事部门给我发出了为期一年的聘请函并向英国驻港机构提出了申请。但遗憾的是，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我被英国驻港机构拒签，导致我此次应聘未能实现。个人后来私下揣度，或许是本人1993年至1995年在港开会交流期间，经常应校友香港《文汇报》港闻部主任、后来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的李晓慧先生之约，为该报撰写发表应重视和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母语教学、注重清理港英当局奴化教育遗毒的文章，引起了港英当局的关注？我原来在华中的同事后来考到北京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后被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当记者的何自力先生，就不止一次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口，指着对面大楼掩着窗帘的窗口对我说，你得小心谨慎，那就是英国军情六处驻港机构，他们每天对进出新华社香港分社大门的人拍照存档，凡进出两次以上者就要建档重点盯防，于此可知英国人在香港下的功夫之久、之深。这不正是今日香港动荡之源？

    难得的是，乃桂先生并没有气馁。1996年底，他又来函邀请我去该院做为期3 个月的合作研究，经费从他此前申请到的“中国及华人社会的教育与发展研究计划”中列支，我的身份是他主持的此项大型研究计划的研究员。乃桂先生盛情可感，我自然热情响应，遂于1997年4月办好了赴港签证。这次访学，开始计划3个月，6月底成行，中途一度回来，经过延期，直到11月底才返回武汉，前后几乎半年。恰逢97香港回归盛典，我也成为此期极少有幸躬逢盛事、见证整个香港回归具体过程的内地学者。我曾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香港回归亲历记》，在《中国教育报》连载并获奖。这是我1991年博士毕业之后在境外的第一次访学，在我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我后来关注港澳台问题的起点。追溯起来,我后来回到华中建立了内地第一个台港澳研究中心,指导操太圣、周小方等人研究撰写香港、台湾教育史论文，以致2004年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次年就向全国人大提出制定《国家统一法》（后改为《反分裂国家法》）的议案，恐怕都与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在教育学院访学的日子里，我住在供外来访问学者所用、临近海边的宿舍，每天早出晚归，定时去位于山上的中文大学总图书馆或各个分馆查阅研究资料，参加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不定期地与乃桂先生和中文大学的师生以及在中文大学访学的其他校外学者进行交流。就是在此次访学期间，我得以结识同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的知名文史学家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和梁元生先生等人，结识此时在中大学术交流的内地思想史名家葛兆光、汪晖、何怀宏先生和经济学家张卓元先生等人，还有幸见到正在中文大学工作、誉满中外的学术大师饶宗颐先生以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先生。那张与杨振宁先生的合影至今还端放在我的案头，每天激励着我努力工作。我从这些学术名家和科学大师的研究与接触中受益良多，极大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当然，我也从杨先生合影照里当年那个满头黑发飘逸生风而如今几近谢顶的自己看到了岁月的冷酷无情。台湾知名教育学家黄政杰，哲学史家林安梧、历史学家黄俊杰等人，也是这时在中大认识的。最有趣的是，内地教育界一批年轻有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青年学者后来又都成为知名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朱永新、徐辉、张民选、戚万学、冯增俊先生等人，本来在内地并无接触，到香港后才结为好友。他们中的多位日后成为我从事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忠实同道与一生挚友。上述教育界的同行，除了个别人尚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求学，几乎都是应乃桂先生之邀从内地天南地北不同高校到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访学的。对于每位邀请者，他都会自掏腰包请人吃饭，畅谈学术。现在想起来，如此大的工作量，不知要耗费他多少时间、心血与精力。更何况他还从内地招收了一大批更年轻的学子赴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为内地教育学科培育人才。在我推荐的华中学生中，除了操太圣，还有如今在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任教的陈峥博士。乃桂先生和中大教院钟宇平、黄显华、侯杰泰、林孟平、曾荣光教授等导师培养的这些学生如今都是内地教育学科的中坚力量，不少人担任了高校校长、教育学院院长、所长，成为学术领军人。由于乃桂先生等人见事早、行动快、有组织、系统化、成规模地培养内地学生，如今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内地同学会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教育学界一个在多个研究领域以及行政部门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团结和谐、相互协作的团队，其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支境外海外回来的力量。乃桂先生早在30多年前香港还未回归之际，就以其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和过人勇气，预见到随着内地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内地与香港教育界、学术界的交往与交流已成必然趋势，必须预作准备，先行一步，大力推动两地教育学术交流，主动邀约内地中生代学者访学，招收培养年轻人才，其战略眼光、前瞻意识和毅力勇气令人敬佩！他不愧是架起内地与香港教育界两地学术之桥和友谊之桥的第一人！

      乃桂先生也是一个品德高尚、大度无私的儒雅之人，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理念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购买和收藏的图书资料很多，做了两任教育学院院长，图书堆满了他宽敞的办公室书架。他经常花时间，把自己认为不再需要的书籍资料清了出来，放在办公室门口的纸盒中，特地贴出告示，任由他人免费选取，以供研究。我有次随意浏览，竟然发现其中还有中国第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教育学）、回国后任南京高师校长和东南大学创校校长、对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郭秉文先生191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复印件，对我这个教育史研究者来说，这份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自然是如获至宝。也正是这篇博士论文，后来引发了我对郭秉文的密切关注与持续研究，成为我后来与弟子们共同研究郭秉文、撰写郭秉文传记，提出郭秉文是近代中国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的第一人论点的机缘。郭秉文这本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答辩获得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上述观点的明证。现如今，我也经常让我的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们去我办公室找寻他们需要而我又多余的书籍，或许这是乃桂先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吧？

      近年来，我与学生刘大伟、陈诗等人开展教育记忆史研究，想不到乃桂先生的书稿竟然成为了重要的“记忆之场”，引发了我对往昔教育生活的种种回忆。但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成为我个人的“记忆之场”，还可以成为重要的见证香港与内地教育文化交流、见证两地教育界学术界的朋友圈是如何逐步扩大的“记忆之场”。翻阅乃桂先生的大著，其将两岸三地教育现实问题置于全球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视野，体现出了他强烈的学术敏锐性和前瞻性。乃桂先生在后记中担忧“出版文集是否言之过早”，而在我看来，恰恰在这一时期更应该出版这一文集，这既是对过往学识的总结与归纳，也是人生历程的回望与再次出发；既是一种典型性文化符号的凝练，也是两地教育交流友谊的呈现。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沉淀，乃桂先生的这本大著也会成为重要的文化记忆符号，将承载着香港教育数十年的变迁历史，这也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认为的，“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象征性元素”。时值香港局势动荡之际，乃桂先生的大著付梓，正是老一代香港知识分子为年轻人构建正确导向的记忆之场，功莫大焉。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今日来看乃桂先生的“弘道”，谈的虽是个人教育感悟，话的却是香港教育学界的根脉与归属。我想，乃桂先生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一定会在香港教育界同仁的身上得以体现，也必然会引导香港教育走向美好的明天。

（本文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