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雄心壮志随风灭
第二节 改官制
大宋建国后，朝廷官职制度，沿袭唐朝制度，但是名不副实，不伦不类。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本来分别负责起草诏书、审核诏书和执行政令，但实际上三省官员没有专门职责，台、省、寺、监等各部门没有定员。三省长官本来是宰相，可宋朝三省长官不参与朝政，六部任何尚书或侍郎，只要加了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就到政事堂上班，就是真宰相。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责不明；给事中、中书舍人等不领本职工作；谏议官员没有进谏的责任；起居舍人不负责记录起居注 司谏、正言没有特旨安排，也不指责他人过错。
而且，宋朝的官员组成复杂，分别由寄禄官、差遣官、散官、勋官、爵位，贴职等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寄禄官和差遣官。
寄禄官是三公、六部、九卿等官职，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也称为正官或本官。实际上是虚官，摆设官。
差遣官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某州、知某府、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等等。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安抚使等。差遣官就是实际干事的官，是实权官。
加上散官、勋官等等，让人头昏眼花。总而言之，政府机构重叠，有部门无定员、无专职，无差遣，又有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部门；有其官而不任实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事之间不相称；冗官泛滥，造成官员之间在其位不谋其政，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非常普遍。
以前的皇帝和大臣都早有觉察，但是都习惯于“躺平”，任其发展。神宗赵顼，慨然扛起了这杆改革官制的大旗。
公元1080年六月，赵顼下诏在中书省设立“详定官制局”，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使张诚一负责，详细拟订官制改革的细则。
九月，根据“详定官制局”的奏呈，赵顼下诏，颁行《寄禄格》，《寄禄格》，就是寄禄官官衔和食禄品秩的规定。即将“寄禄官”和“差遣官”整合，凡是吃空饷不做事的，要么罢免，要么授以实事，套上新颁布的官阶。
同时，纠正官职名称，比如用“开府仪同三司”替换“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用“特进”替换“左、右仆射”，等等。
当时有人提出将枢密院划归兵部，
赵顼道：“祖宗不将兵权交由一个部门，特意命专门机构统属，实际是相互制约权力，怎么能废除？”
公元1081年七月，赵顼下诏，施行《定选格》，《定选格》就是铨选制度，“铨选”简单讲就是选官，吏部选文官，兵部选武官。包括初选入官（做官）和提拔。
神宗改革官制前，做官有五个途径：考试、荫功、摄署（地方长官有权征聘委任下属佐僚，报请朝廷批准，颁发授官敕书，被征聘官成为国家官吏）、流外（实际为吏员，无品秩）、从军。
以前，官员的选拔也很复杂，一是文臣，在少卿、监以上的，由中书宰相负责；京朝官（'京官'和能朝见皇帝的'朝官'合称）由审官院负责。二是武臣，刺史、副率以上，枢密院负责；使臣三班院负责。
《定选格》将铨选权力收归吏部，设置四个部门。
一，尚书左选，负责文臣寄禄官自朝议大夫、职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除中书省直接任命之外的铨选；二，尚书右选，负责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职事官自金吾、阶卫、仗司以下除枢密院直接任命之外的铨选；三，侍郎左选，负责入仕至州县幕职官的铨选；四，侍郎右选，负责借差、监当至供奉官、军使的铨选。
公元1082年二月，颁发三省，枢密院、六部条例。
四月以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门下省侍中职责；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使中书省中书令职责，这是宰相新名称。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这是以前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也是宋朝第一次出现四位参知政事的局面。
至此官制改革完成。
赵顼的官制改革，基本恢复了三省六部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宰相的权力。
在北宋中期以前，皇帝的权力并不是为所欲为的，它受到以宰相为首的各级官员的监督，尤其是宰相的权力过大，中央机构的三省都归宰相统领，皇帝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直接管理朝政。
鉴于此，宋神宗为了实现皇帝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官制改革，使三省六部服务于皇帝，而不是服务于宰相，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后来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直接由六部向皇帝负责，更加分散了官员的权力，到清朝时，皇帝权力达到顶峰，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员基本只要跪拜执行而已，这是赵顼改革官制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
佐料：宋朝最重要的地方官是“知某州”、“知某府”、“知某军”，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宋史的人会发现，《宋史.职官志》没有规定“知某州”、“知某军”“知某府”的品秩，为什么？
因为知某州是“职事官”，即“差遣官”，“差遣官”被差遣时，一定是带有本官即寄禄官身份的，他的本官身份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差遣官”身份。简单说，“差遣官”一定有个前缀，比如，狄青平叛侬智高时，“差遣官”是“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但他的本官即寄禄官则是“宣徽南院使”。
再比如，公元1085年，苏轼以朝奉郎的身份“知登州”，1089年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杭州”。而这个“朝奉郎”和“龙图阁学士”就是寄禄官，它才有品秩。“知杭州”是“差遣官”没有品秩。
实际上，宋朝是没有“知州”“知府”这个官职概念的，正确的称谓是“知某州”、“知某府”、“知某军，或者是“判某州”、“判某府”、“判某军”，这是州一级（包括州、府、军、监）的一把手。
那么，“知”和“判”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说，使相（亲王、枢密使、节度使、留守兼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到地方用“判”，比如，1037年，吕夷简罢相，以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身份“判许州”；1068年，韩琦罢相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身份“判相州”；1076年，王安石罢相后，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身份“判江宁府”；
而1006年，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身份“知陕州”，1019年，寇准第二次罢相后，以太常卿身份“知相州”；1078年，韩绛罢相后，以建雄军节度使身份“知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