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28年六月，晋，宣城(今安徽宣城)内史桓彝与苏峻部将战于兰石(今安徽泾县)，兵败被杀。
这个消息远远地传了出去，一位少年此时年方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三年后，正逢仇人丧礼，少年以吊丧为理由入堂内，一气杀死仇人的三个儿子，仰天大笑出门去。
他仍是婴儿时就为温峤所称，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 及闻其声，曰 “真英物也！”因温峤赏之，遂取其姓为名，名曰：桓温。
温与刘惔是故交，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庾翼死后，几经商议，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命桓温任荆州刺史，自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旅程。桓温到达当地后，“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施政宽和，不久就为自己揽来了一定的声望。
所有武将的梦想都是在沙场上与敌人殊死一搏，桓温也不例外。他的首次西征连朝廷都还没批准，就已经出发。当时康献太后临朝，朝廷认为蜀地险远，而温兵寡少，为他擅自领军攻敌而甚忧。蜀国似乎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危机，打得很是猛烈，西征军抵挡不住，即将大败，桓温也察觉到形势不妙，命鼓吏发出退军的信号。或许命运之神眷顾着这支队伍，鼓吏将退鼓打成进鼓，军士们皆以为没有退路，于是殊死一搏，大胜。
这次战役为桓温接下来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让他和朝廷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朝廷需要他的军事才能和军功，却也惧怕他有不臣之心，滥用权力，所以很难安顿他在朝中的位置，常常尴尬地功高不赏。似乎也正是因为如此，桓温与朝廷的对立关系是必然的。
西征后，桓温又欲北伐。此时朝廷已有一定戒心，对桓温北伐的请求置之不理，反而叫褚裒前去北伐，且立殷浩为朝内大将，欲以此与桓温抗衡。褚裒北伐完败，损兵折马。在此期间，桓温不断上书表明欲北伐，此时终于按捺不住，带兵威慑性地朝京城方向行进。腐败的朝廷惊恐万分，连忙对桓温做了大概解释，桓温忿忿不平，只得退回。虽然如此，朝廷依旧不任用桓温，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予以殷浩很大的支持。但最好的北伐时机已过，再加上殷浩的军事才能也并不怎么出类拔萃，几次下来都是惨败，再让他出征似乎实在不怎么合适，桓温趁机弹劾，殷浩被贬为庶人。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 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 " 桓温开始在朝中独揽大权。
三次北伐，有成有败，虽说胜得也不怎么彻底，但还是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也同时将他与朝廷中间的隔阂越拉越大，最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第三次北伐时，桓温败得挺惨，当时又年寿已高，这一次的失败无疑对他不管在个人心理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有很大的打击，他躺在床上，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然后，开始干他人生中的又一件大事。
公元371，司马奕被桓温废立，已年逾半百的会稽王司马昱登上帝位，桓温本为废立奕编好了几百句理由想跟司马昱解释，结果登基当天，司马昱老泪纵横，桓温站在这位老皇帝跟前，不禁羞愧地说不出话来。
其实司马昱和桓温也算是故交了：
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
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人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世说新语》
可一切交情到了官场上都将变得脆弱不堪，如今，两人只能在泪眼与沉默中对望一眼，曾经的一切都已化为泡影，无能皇帝与野心权臣之间，只有恐惧、无奈、猜忌与争夺，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于是就这样，又一场无声的战争拉开序幕，简文帝VS桓温。
简文帝尽自己所能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帮忠臣，以谢安、桓冲、王坦之为首，试图与桓温抗衡，或许吧，是因为这样无声的抗争实在太累，简文帝仅在位几个月就因病去世，享年52岁。
简文帝死前，在一天一夜之内，连发四道诏书，请以大司马桓温入京辅政。桓温不前，司马昱只好写下遗诏，授权桓温：如果太子不值得辅助，可以取而代之，自行称帝。王坦之接到这诏书后，当着司马昱的面将诏书撕成碎片，极力反对。司马昱沉吟良久，将遗诏改成：凡是国家大事都要禀告桓温，太子要像刘备对待诸葛亮一样，敬重桓温。 不久，崩。
桓温此时也已近花甲，在得知帝位并未传给自己时，很是失望。申请九锡——这是他为争取这个位置做出的最后的努力。可惜此时的他已被时代所唾弃，这九锡礼一直申请到他死的那一天也没有行成。
桓温用了大半生的努力来试图实现自己平天下的志愿，到头来，离目标只差一步之遥，却“成功”地死了，只留下了失败、遗憾和一个千载洗不掉的罪名。原因到底是什么？仅仅因为他死太及时？我想远远不止。最大的原因仍是他性格中的犹豫和不够果断。他发动了四次虎头蛇尾，半靠运气的战役，一次拖泥带水的篡位，最后都没有成功。既没好人做到底，也没坏人做到绝。如果他肯为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早就篡位成功了，毕竟军权都在他手里，何苦花费那后半生的气力去废一个帝又重立一个？
造成他这种略优柔寡断的性格的原因，我想也是有的。
首先，他从小的家教就是儒教，这让他对忠、义、仁格外重视，成为他思维深处无法割舍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让他在篡位谋反时有了犹豫。
其次，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因为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高官全是名士。且到了晋末，这种所谓的“名士风范”已发展得有些病态，应该说人的这种状态本来就有些病态。像竹林七贤，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才学、识度固然很高很广，但隐居、谈玄等等行为不就意味着你甘心看着你的国家、这个朝代走向毁灭吗？如果把这视为对朝廷、对外界的反抗，那么这种反抗的意义又何在？这样的行为只会让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愈发腐败啊，还不如挺身而出，为自己，为国家做点事。真正可怕的是，随着名士增多，那些肯干实事的人反被瞧不起，或许这也影响到了桓温的行动。同时，这也决定了魏晋注定走不远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