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编者前言

　　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登出了两条新闻，一条是配有一幅彩色照片的克林顿总统签署保护儿童条例的法案的消息，另一条是报道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是一篇诈文，没有能力识别出作者有意识捏造出来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捏造的“联系”，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这一事件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在知识界充满着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思潮，其特点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在其中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作为一位在政治上持左派倾向的物理学家，使索卡尔感到更为不安的是，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潮是以政治上的左派面貌而出现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反对蒙昧主义，相信理性思想和客观实在的分析(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而这两者是反对由强权所提倡的神秘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在过去20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权主义影响，已经抛弃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索卡尔自己说过，他的诈文的目的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
　　索卡尔是在受到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的《高级迷信》(1994)一书激励下写成这篇诈文的。《高级迷信》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本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许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暴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但也受到了其反对者(几乎全是人文主义学者)的攻击，认为本书是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不道德的恶意攻击，误解了他们的工作。在读了本书后，索卡尔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撰写这篇诈文。
　　这样从1994年起，索卡尔就计划写一篇文章，在其中要充满科学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错误：如它求助于权威而不是论证的逻辑、证据，一篇难以理解的散文，其中胡乱套用科学理论，肆意攻击科学方法。但他意识到必须为之进行充分的准备，——方面，让它“坏”得足以满足上述标准，变成——篇纯粹是胡说或错误的文章；另一方面，让它“好”得不能让杂志的编辑们察觉出它的意图。像所有有学术责任心的学者一样，索卡尔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寻求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的“联系”，他收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这可以从诈文的参考文献中看出)，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篇“完美”的文章，表明后现代哲学的进步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这样他就把这篇文章名命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完稿后，索卡尔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备把这篇稿子投给《社会文本》，但他的朋友告诫他：他的意图很可能被这一著名杂志的精明的编辑们识破，最好投给另一不太出名的杂志，但索卡尔还是坚持己见。事后来看，索卡尔的选择是正确的。《社会文本》创刊于1979年，是一种每期以一个专题进行讨论的双月刊，由斯坦利·阿诺罗维兹(Stanley Aronowitz，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社会文本》编辑部的成员)、约翰·布伦克曼(Jhon Brenkman，纽约市立大学英语教授，文学杂志Venue的编辑)、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fic Jameson，杜克大学文学系负责研究生工作的主任)等主编。《社会文本》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的左派学者的文章，到了1990年，《社会文本》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最向往的杂志之一，在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如美联社称之为“一份受人尊敬的社会科学杂志”、《盖勒特新闻导报》(Gannat)称之为“一份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纽约时报》称之为“—一种善于在文化论战领域中创造一种趋势的杂志”、《波士顿太阳报》称之为“一个左翼批判研究的代言人”、《华盛顿邮报》称之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科学杂志”。索卡尔要想在《社会文本》上寻求突破口是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其编辑的队伍，而且还因为这一杂志根本就不缺少稿源。
　　事实上，弥漫在《社会文本》中的学术研究的浮夸作风，也反映出文化研究领域内存在的浮夸作风。一般说来，文化研究起源于大众文化是怎样和它的观众进行交流的跨学科的研究。最早的研究机构是英国的伯明翰大学1964年设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今天的文化研究的许多工作都是来源于此。美国的文化研究常常带有伯明翰学派的许多特点，强调政治和社会阶级的诸多特性，如种族和性别，当然，美国的文化研究还联系着索卡尔所批判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但这两个特征不足以完全概括在文化研究名义下进行的研究活动，因此，在索卡尔的诈文中，除了对上述两种趋势进行“赞美”外，还把文化研究与其近邻“科学元勘”联系在一起。像文化研究一样，科学元勘常常涉及到科学家的兴趣、背景以及对制度的依附，它们认为科学研究要比科学家所承认的，更容易受到社会的污染，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追求应该根据科学所依附的政治意识形态、部落文化以及性别等外部因素来确定。科学史上对科学进步的英雄般的赞美叙事，受到了科学元勘的怀疑。这种对科学的歪曲，受到科学家的猛烈抨击，《高级迷信》一书率先发动了这场反击战。这场科学保卫战的目的，正如索卡尔所说的那样，是保卫科学，真理、客观性、逻辑与科学的方法，反对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进行歪曲，同时，认为这些科学元勘学者没有能力对他们所涉及到的科学领域进行充分的分析。一般说来，科学元勘在大学的理科系中很难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当然也有少数科学元勘学者来自大学的理科系，如凯勒)，如在那期以“科学大战”为标题的《社会文本》的专刊中，除了索卡尔外，所有的作者都来自人文学科系别，包括人类学、政治学、历史、法律学、公共健康、社会学、技术研究的教授。在这一期中，索卡尔的文章被安排在最后一篇。
　　对《社会文本》的编辑来说，索卡尔事件开始于1994年11月。当时，编辑部收到了索卡尔的诈文后，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代表编辑向索卡尔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向索卡尔表示感谢，说他给编辑部送交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与此同时，罗斯就计划组织一个专刊，以回击《高级迷信》一书所带来的对科学元勘的批判。1995年3月上旬，罗斯写信给索卡尔，告诉他，准备把他文章收集到“科学大战”专刊中，同时要求他做一定的修改，特别是删除部分过长的批注和参考文献(批注和参考文献加起来，超过了正文)。索卡尔回信说：他对编辑部能够把他的文章放入“这种论战的语境”中而感到十分感激和鼓舞，同时拒绝作任何删改，因为“批注是推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证据对我的文章来说，是最为关键的，不能够被省略或删除”。接着，索卡尔在给《社会文本》编辑的电子邮件中进一步解释道：“我的文章是同时为两种人而写的：一是《社会文本》的大众读者，二是科学家，让科学家对文章所述有所认识，而不管这些科学家是否喜欢客观存在。”他同样表达了：如果注解被删除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我的文章敞开了被有某种倾向的科学家进行无情的攻击的大门”。尽管编辑事后才声称索卡尔的文章看起来有点“做作”，但《社会文本》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它出自一个物理学家之手，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就在《社会文本》准备发表它的同时，索卡尔就着手准备对自己的诈文进行曝光的工作。
　　索卡尔诈文曝光后，传播媒介一般把安德鲁·罗斯(一位副主编)视为《社会文本》，这主要是由于对“索卡尔诈文”的大部分最初的编辑工作是由罗斯完成的(包括与索卡尔的通信)。罗斯和索卡尔都是纽约大学(NYU)的教授，他们的办公室在同一个校园里，然而，他们在空间上的近距离仿佛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巨大差异毫无联系。纽约大学的物理系在美国并不出名，而罗斯在美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影响很大(虽然其早期的工作是近代诗歌)，他领导着一个资金来源十分丰富的美国研究计划(American Studies Program)，《纽约时报杂志》曾经用一整版篇幅刊登过他的一幅穿着当时十分流行的des Garcons夹克的彩色照片，大有一种作为大众明星教授之势。罗斯在某种程度了代表着索卡尔所批判的那种影响十分广泛的文化思潮，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罗斯的威望帮助了索卡尔的诈文在读者中广泛传播。
　　索卡尔原计划等2至3个月才揭露出他的诈文。然而，在他的文章等待发表的这一年多时间内，学术界知道将要在《社会文本》上发生的事情的人越来越多。1996年冬，罗杰·基蒙鲍尔(Roger Kimball)，《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一份新出版的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文化研究杂志)杂志的执行主编，获知这一消息后，就与索卡尔联系，准备将此事曝光，索卡尔告之他暂时不要曝光。随后，《纽约市报》的一位精明的记者戴维·格伦(David Glenn)偶尔获知，在《社会文本》即将出版的“科学大战”的专刊中将会有惊人的事件发生，就把此事通知杂志《大众语言》(Lingua FrancaL”)。在检查过这一专刊的校样后，《大众语言》编辑部确定了所怀疑的文章，随后与索卡尔联系，询问这是否是一篇诈文，索卡尔意识到已经无法对此隐蔽，只好把已经写好了的曝光文章寄给这一杂志。结果在诈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大众语言》上就披露了此事，这就是他的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随后在世界的传播媒介中，“索卡尔事件”被广泛地在头版报道，被称之为“诈文”、“玩笑”、“事件”、“一场恶作剧”、“一场骗局”、“胡说”、“废话”等。学术界的大多数人站在索卡尔一边，认为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反对学术界中蒙昧和虚伪，或政治假象的斗争；美国的大众百姓则深恐他们的学费被白白浪费掉；而世界各地的科学元勘学者，其中有人认为“这只会出现在美国学术界”，为自己寻求解脱，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右翼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社会批评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或者说是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出来的误解。
　　这篇诈文一出现，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许多著名的报纸，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等都参加了讨论。众多出版社，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纽约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纷纷出版或正在计划出版有关方面的著作；已出版了的著作有N·克瑞杰主编的《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秘性的曝光》(1998)；艾伦·索卡尔和杰·布里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1998)；保罗·格罗斯、罗曼·莱维特和马丁·刘易斯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罗曼·莱维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困惑：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1999)；斯尼尔·莱维特主编的《识别错误：在政治方向上论战的第二波》(1999)，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对后现代科学思潮的批判已从第一阶段的对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批判进入第二阶段对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大众语言》杂志编辑部出版了《索卡尔诈文》(2000)，把“索卡尔事件”后引发的争论中的主要文章汇编成一本论文集；芝加哥大学还计划在明年出版《后现代之后》(布里克蒙特主编)。
　　后现代思想家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社会主题》主编之一的安德鲁·罗斯主编了《科学战》(1996)一书；法国著名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尔(Bruno Latour)(在科学战中，他受到了最猛烈的批评)，发表了《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实在》(1999)一书作为反击；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编辑了《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4)论文集；普里高津与斯唐热发表了《确定性的丧失》(1997)；而斯唐热，一位当前活跃在后现代舞台上的哲学家，又发表了《发明与权力》(1998)一书；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玛里奥·比尔基奥林(Marlo Biagioli)将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科学反思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成一本论文集：《科学元勘读者》(1999)；诺尔·塞提娜(K．Knorr Cetina)发表了《认识的文化：科学是怎样创造知识的?》(1999)；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耶阿本德的遗作《丰富的结果：抽象的神话与存在的丰富性》(1999)；基思·M·艾锡曼(Keith M．Ashman)和菲利普·S·巴里格(Philip S．Baringer)主编了《科学大战之后》(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杰伊·拉宾格(Jay Labinger)和亨利·柯林斯主编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芝加哥出版社，2001年)。
　　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且这场论战已经进入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正因如此，我们编辑这一文集，把这一论战的主要内容介绍给我国读者，希望能够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研究事业。
　　本文集的选题首先是由南京大学周光教授提出的，并提供了相关文献。在翻译过程中，还直接得到了有关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索卡尔、布里克蒙特、莱维特、格罗斯、爱波斯坦、罗宾斯、拉脱尔、普罗特尼斯基等作者不仅把能代表他们主要观点的文章推荐给我们，而且还把他们拥有的版权无偿地转让给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这些作者还不厌其烦地给译者解答有关问题。借此，我们向他们表达我们的崇高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上该文集涉及面非常广泛，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读者不吝指正。在此，先致谢意。

　　　　　　　　　　　　　　　　　　　　　　　编　者
　　　　　　　　　　　　　　　　　　　　　2001年8月2日

注　释：
　　[1]Lingua Franca是一个杂志的名称，这是一份专门揭露学术界轶文趣事的杂志。这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语，意指“common language”，现在已经变成了英语，最好的翻译是按音译。但为了理解上的方便，我们还是把它按拉丁语来译。
　　（转自《“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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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文”引起的轩然大波
　　　　　　　　——反观后现代思潮与科学主义之争

　　　　　　　　　　　　■蔡仲　邢冬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后现代思潮中的种种蒙昧含糊之处，欧美学界爆发了一场大论战。我们翻译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一书，收集了“科学大战”中两大派别的代表性人物的文章，首次在国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场论战的概貌。由于后现代主义在我国当代学术界，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中已经具有相当影响，该书所包容的各种观点、意见与分析，显然颇有参考价值。

　　　　　　　　　　《高级迷信》抨击“科学元勘”

　　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名义出现的“科学元斟”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一词中的“元”意为维度，“勘”指研究，“科学元勘”意指从不同的维度来研究科学，包括从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维度，以区别于传统科学哲学的“内部因素”分析。这种研究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由于它与后现代相对主义联系在一起，把科学意识形态化，结果使某些研究走向极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更是充满了敌意的态度。
　　《高级迷信》一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许多是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暴露了后现代主义中的“皇帝的新装”现象，但也受到了其反对者（几乎全是人文学者）的批评，认为该书是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不道德的恶意攻击。

　　　　　　　　　　　索卡尔挑起“诈文”事件

　　受《高级迷信》一书的激励，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据称，这是一篇讨论“后现代哲学以及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政治蕴涵”的学术文章。结果，五位副主编一致通过把它发表。为了回击《高级迷信》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批判，《社会文本》在1996年推出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特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索卡尔的“诈文”恰恰发表在这期专刊上。
　　但索卡尔随即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文章披露，他的那篇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地捏造“联系”，甚至还加入了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认为，诈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听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曝光》一文的开头，他引用了劳丹的话：“用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是我们时代最突出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表现。”
　　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索卡尔事件”引起知识界的极大轰动，由此真正引发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一场“科学战”。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解放报》等都参与论战并作了广泛的报道，包括全文刊登索卡尔的“诈文”以及由其引发的媒体评论。“诈文”中关于“爱因斯坦常量”的引文，甚至把德里达这样的知名学者也牵连其中。时至今日，已有对这场论战相关的多部著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或被列入出版计划。这些著作的出现，把这场论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轩然大波的背景与回响

　　“索卡尔事件”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的全面渗透，在西方学术界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科学思潮。这种对科学的特殊的反应，根源于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西方人对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权威的盛行，一向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对宗教权威，向一切教条挑战，因此是深受社会欢迎的边缘力量。然而，自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和科学所驱动的技术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并拥有绝对优先权。文艺复兴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世界观。这样一种“专横”的态度便引起西方社会中其他文化的极大反感，于是便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对他们所设想的科学的“社会神话”地位。
　　在过去数十年中，伴随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思考，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被鄙视或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批判性评价的传统——在后现代运动中已近消失殆尽。对科学和现代性的诋毁，伴随着对“利益知识”与“地域知识”的鼓吹，已经创造出一个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泛滥的温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后现代已经在大范围的学术领域，特别是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甚至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高度明确的亚文化”：如果你使用的是这种文化的特殊语言，那么你就能发表所有的见解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否则就最好保持沉默。后现代主义喜欢采用隐喻和修饰的手法，引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术语，玩弄语言游戏。由于没有学会使用这一套特殊的语言进行表述，许多知识界的反对者在公开场合也只能选择沉默。惟因如此，索卡尔的“诈文”就成了非常难得的“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在《曝光》一文中，他把“诈文”的缘起归结为“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原因”：
　　“我批评的对象一直是一种自我感到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学术界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的特征是无视来源于其外部的合理的批评。但人们怎样能够表明皇帝没有穿衣服呢？至今为止，最好的武器就是讽刺。”（《“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世纪学术论争系列”之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转自“人民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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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人”的讲述——

　　　　　　　　　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艾伦·索卡尔
　　　　　　　　　　　　　　蔡　仲　　译

　　用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只服从于美国的政治运动）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表现。
　　　　　　　　　　　　　──劳丹：《科学与相对主义》（1990）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美国学术界中，某些范围内的人文科学的知识的严格性标准明显地下降的趋势而深感不安。但我只是一个物理学家：如果我不能够迎合这种冲动和分延（“jouissance”和“diffrance”[1]）也许反映出我的无能。
　　因此，为了检验这种流行的智力标准，我决定尝试一个适度（虽然明显是无法控制的）的实验：一个文化研究方面唱主角的北美杂志──其编辑的队伍包括诸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与安德鲁·罗斯这些知识界中的杰出大师──是否会发表这样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然而（a）它听上去很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发表在《社会文本》1996年的春夏季期中，它出现在这一杂志以“科学大战”为标题的专刊中。
　　这里发生了什么？难道编辑们真的不理解我的文章是一篇诈文吗？
　　在第一段中，我讥笑“一种后启蒙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着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是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是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些性质是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定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对这些定律的可靠的屋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这是在文化研究中不存在外部世界的教条吗？或存在外部世界，但科学不能认识它？
　　第二段中，在没有任何证据或论据的条件下，我断言“物理‘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注意：这不是指我们的有关物理实在的理论，而是实在自身。足够了：那些相信物理学定律只是一些社会约定的人将会被邀请从我公寓（我住在21楼）的窗户中跳出去来突破那些传统。
　　整篇文章，我是用很少有科学家和数学家会认真对待的方式来处理科学的和数学的概念。如我暗示“形态发生场”，一个由鲁用特·谢尔德拉克发明的新时代（New Age）[2]的奇异思想，构成了量子力学的一个边缘理论。这纯粹是─种捏造，就连谢尔德拉克也没有这样断言。我断言拉康的心理分析的思索已经被量子引力理论的目前工作所证实。就是非科学家的读者都会怀疑量子力学能够处理心理分析；我的文章肯定没有给出支持这种联系的任何合理的论据。
　　在文章的后面，我把数学集合论中的等价公理与女性主义政治学中的平等概念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事实上，等价公理论述的是两个集合如果等价的，当且仅当这两个集合包含有同样的元素。就是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读者也会怀疑等价公理反映出集合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源头”。
　　总之，我有意识地写这篇文章，目的是让任何有能力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能够识别出这是一个恶作剧。《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在发表论量子物理学的文章时，竟然没有向任何熟悉这一课题的人咨询，并为此还感到坦然。
　　我的文章的最基本的愚弄之处不在于它那大量的错误，而在于其中心论题的可疑性以及引证来支持它的“推理”。我声称量子引力──在1厘米的1/10^24的尺度上的一个猜测性理论──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当然是“进步”的）。为了证明这一不可靠的命题，我引用了现在还有争议的海森堡与玻尔的哲学观点，断言（并没有论据）量子物理学与“后现代认识论”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其次，通过含糊的“非线性”、“流量”和“相互联通性”等花言巧语，把德里达与广义相对论、拉康和拓扑学、伊里伽莱和量子力学拼凑成一个大杂烩。最后，我一下子得出（再次毫无根据地）“后现代科学”已经抛弃了客观实在性的观念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思维的逻辑结果；人们只能发现权威的引言、诙谐双关语、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大胆断言。
　　在其结论中，我的结论是异常的惊人，由于抛弃了作为对科学限制的一种实在，我继续（再次毫无依据地）提出，科学为了具有“解放的意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计谋。我通过观察发现“不对数学的标准进行一种深刻的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建立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并以此来结束该文。我暗示“在模糊系统理论的多维的和非线性的逻辑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的迹象，“但这种方法仍然深深地带有其起源时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痕迹”。我又增加说道：“突变理论、由于其对连续与间断、变形与展开的辩证法的强调，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的数学中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然而，在这种方法成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实践的具体工具以前，还有许多理论上的研究要做。”使人们不能理解的是，《社会文本》的编辑们不能够批判性地评价我的文章的技术内容（这正是他们应该向科学家咨询的原因）。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是如何乐意接受我的暗示，这种暗示说明在科学中对真理的追求必须服从一种政治上的议程，结果使他们完全不在意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的荒谬性。
　　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方法是讽刺人的，但我的动机却完全是严肃的。我所关心的不仅是一些本质上是胡说或草率的思想，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胡说和草率的思想的漫延，这种思想否认客观实在的存在，或者说，承认客观实在的存在，但贬低它们在实践上的相关性。应该来说，《社会文本》之类的杂志的确提出了科学家不能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社会团体和政府的基金是如何影响到科学工作的。然而，不幸的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总之，我所关心的是在学术界与政治界广泛流行的主观主义思潮。在学术界，这些学说的问题在于它们是错误的（即使不是简单的无意义）。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其性质不仅仅是社会的构造，这一世界还具有事实和证据。否则那些健全的人会讨论什么？然而，许多当前的学术理论恰恰是由那些试图模糊这些明显真理内容的构成──其最荒谬的部分是通过含糊和矫饰的语言，把所有的存在都给抹杀掉了。
　　《社会文本》接受我的文章，只能表明其理论，也即后现代文学理论的自负走向了逻辑上的极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费心去咨询一位物理学家。如果所有的都是叙事或“文本”，那么真实世界就是多余的了；甚至物理学也变成了另一种文化研究分支。更进一步说，如果所有的都是修饰或“语言游戏”，那么内在的逻辑相容性也是多余的了。一种被人们早已抛弃的理论诡辩也同样能够充当理论的功能。不可理解性变成了理论的一个优点；隐晦、比喻或双关语已经代替了证据和逻辑。我自己的文章，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也只能代表这种公认的风格的一种极普遍的表现。
　　在政治上，我感到气愤的是几乎（不是全部）所有这种愚蠢的做法是从那些自称为左派的人士的口中说出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深刻的历史转变。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学界左派一直和科学联盟，反对蒙昧主义。我们都相信理性思想和对客观实在（自然和社会中）的无畏的分析，一直是反对由强权所倡导的神秘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当前许多“进步的”和“左派的”学界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朝向某种形式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背叛了这一有价值的遗产。对进步的社会批评来说，这一转变破坏了其本身就是很脆弱的方面。“实在的社会构造”的理论化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一种有效的治疗爱滋病的方法或设计防止全球变暖的方案。如果我们否认真理与错误，我们就不能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中的错误作斗争。
　　我这一小小的实验至少证明了某些时髦的美国学界左派正在变为思想上的懒汉。《社会文本》编辑喜欢我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他们明显地感觉到没有必要分析证据的性质、论据的力量或支持假设的结论的论据的可靠性。
　　当然，我并不会忘记我这一相当异常手法所做的实验中而引起的伦理问题。学术团体主要是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来运行的：欺骗破坏了信任。但重要的是要理解我做了什么。我的文章是一篇完全建立在大家都能获得材料的基础上的，所有这些材料，我都做了小心翼翼的注释。列举的所有著作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引语都是严格精确的，没有一个是我的杜撰。当然，我并不相信我自己在这篇文章中所作的论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作为学者的编辑的责任是判断出思想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而不必涉及到这些思想的出入处（那就是为什么许多学术杂志在实践中缺乏判断力）。如果《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发现我的论证具有说服力，那么为什么他们将会感到不安？难道只是因为我没有，或者说他们比他们承认的那样更为崇拜所谓的“技术科学的文化权威”？
　　最后，我为一个简单的实用的原因写下了这篇诈文。至今为此，我批评的对象一直是一种自我感到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学术界的亚文化（subculture），这种亚文化的特征是无视来源于其外部的合理的批评。因此，这种亚文化的知识标准就需要一种更为直接的检验。但人们怎样能够表明皇帝没有穿衣服呢？至今为此，最好的武器就是讽刺：批评那些最顽固的对象就是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为《社会文本》的编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他们的知识标准的机会。他们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吗？我认为没有。
　　我这样说，并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悲伤。毕竟，我也是一个左派（我曾在桑地诺政府下的尼加拉瓜大学教授数学）。在许多实际的政治问题上，包括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我与《社会文本》的编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但我之所以是左派，是因为事实和逻辑，而不是这一名称。为什么右派被允许统治知识界的基础呢？
　　为什么放纵的胡说──无论其声称的政治倾向如何──被赞美到知识功绩的高度？

注　释：
　　[1]作者在这里引用了‘jouissance”和“diffrancee”这两个法文单词，以表明这种趋势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jouissance”是拉康常用的一个词，它意指高兴和愉快，包括性的冲动。“diffrance”是德里达创造的一个词，指着差别（difference）和延缓（delay）的结合，这是一个十分含糊的词。──译者注
　　「2」New Age是美国60年代后日益流行的一个词，代表一个唯灵论的大杂烩，包括占星术、“沟通”（与死人对话）和各种各样的治病巫术，它对亚洲和土著美洲的宗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译者注
　　（此文发表在《大众语言》1996年第5～6月期合刊上，转自《“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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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索卡尔在《社会文本》上发表的“诈文”译文——

　　　　　　　　　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艾伦·索卡尔

　　超越学科之间的界线……（是）一项危险的研究，因为它很可能破坏公认的认知方式所划定的界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界线一直是最牢固的界线之一。
　　　　　　　　　　　　　　　　——瓦利埃·格林伯格，《超越性解读》

　　把意识形态转变为批判性的科学专制……是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基础就是科学与意识形态所有前提的批判必须是唯一绝对的科学原理。
　　　　　　　　　　　　　——斯坦利·阿诺罗维兹，《作为权利的科学》

　　有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坚持认为：关注社会和文化批评的领域，或许除了一些外围的影响外，不会对他们的研究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世界观赖以生存的基础，应该依照社会和文化的批评来进行修正和重建。他们坚持后启蒙运动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些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定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
　　然而，20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已经破坏了这种笛卡尔—牛顿式的形而上学（Heisenberg　1958，Bohr1963）。在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中，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更进一步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可靠性（Kuhn 1970，Feyerabend 1975，Latour 1987，Aronowitz 1988 b，Bloor 1991）提出了质疑。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内容的神话，揭示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后面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Merchant 1980，Keller 1985，Harding 1986，1991，Haraway
　　1989，1991，Best 1991）。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它反映或隐含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科学真理的断言本质上具有理论负载和自我指涉，因此，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其具有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这些叙事的主题，尽管某些侧重点不同，但能够被追溯到阿诺罗维兹对量子力学诞生的文化结构的分析（Aronowitz 1988b，第9章和第 12章）；罗斯对后量子科学中对立的话语的分析（Ross 1991，导言和第1章）；伊里伽莱和海莉斯对隐含在流体力学中的性别密码的揭露（Irigaray 1985，Hayles 1992）；哈丁对隐含在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特殊意义上的物理学中的性的意识形态的广泛批评（Harding 1986，第2章和第 10章；Harding 1991，第四章）。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目的是通过解释量子引力的最新发展，更进一步发展上述分析：在这一物理学中的新兴分支——量子引力中，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被综合和替代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时空的流形终止了作为客观物理实在的存在；几何变成了相对的和语境式的，以往的科学的基本的概念范畴（其中，包括存在自身）已经变成尚存疑问的和相对的。我将会证明，这种观念上的革命，对于一种未来的后现代和具有解放意义的（liberatory）科学的内容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
　　我将按如下步骤来展开这篇文章。首先，我将非常简短地讨论由量子力学和经典的广义相对论所引起的某些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其次，我将概括出新兴的量子引力理论的概貌，讨论其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上的问题。最后，我将评论这些科学发展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涵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篇文章肯定是试探性的和初步的；我并不会假装我能够回答我提出的所有的问题。相反，我的目的是引起读者对物理学中这些重要发展的注意，并尽可能概括出这些发展的哲学和政治的涵义。我将努力把数学知识控制在最低限度，但我已认真地提供某些参考书，从这些书中，有兴趣的作者能够找到所有有关必备的细节知识。

　　　　　1、量子力学：不确定性、互补性、不连续性和相同连通性

　　我并没有有意识地涉入量子力学的概念基础的广泛讨论之中[1]。任何认真研究过量子力学方程的人都会完全同意海森堡对其著名测不准原理的概括：

　　我们不能再谈论独立于观察过程的粒子的行为了。作为一种最终结果，在量子力学中形成的数学化的自然规律不再处理基本粒子自身，而是处理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也不能再问这些粒子是否是客观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
　　当我们谈论存在于我们时代的精确科学中的世界图景时，我们是指一种自然的图景，而不是指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图景。……科学不再是一个作为客观的观察者来面对自然，而是把自已视为一个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的演员。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分析、说明和归类的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这样的事实：通过自身的介入，科学改变和重新塑造了其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方法和对象不再相互分离了。（Heisenberg 1958，P．28－29）[2]

　　类似地，玻尔写到：“在普通物理学意义上的一种独立实在的存在既不能够被归属于现象，也不能够被归属于观察的力量。”（Bohr 1928，314）。斯坦利·阿诺罗维兹已经很令人信服地把这种世界观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主义逐渐占居上风的那些转折年代。[3]
　　量子力学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互补性或辩证法（dialecticism）。光是粒子还是波？互补性原理“认识到粒子与波动性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对所有现象的一种完备的描述来说，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Pais 1991，p．23）。[4]更一般地，海森堡写道：

　　我们用来描述原子系统的不同的直观图像，虽然对特定的实验来说，是完全充分的，然而却是相互排斥的。如：玻尔的原子能够被描述为一个小规模的行星系统，外围的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旋转。然而，就其他实验来说，我们能够更加便捷地想象原子核周围是一组稳定的波，这些波的频率表现为原子发射出辐射的特性。最后，我们能够从化学上来考虑原子。……当每一种图像被置于适当的地方时，它是合理的，但不同的图像则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互相补充的（Heisenberg 1958，P．40－41）。

　　玻尔又说。“对同一个对象的一种完备的说明可能需要不同的观点，这对描述的单一性提出了挑战。的确，严格地说，对任何概念的有意识的分析都排除掉其简单的应用。”[5]后现代主义者的认识论的这种预言决不是一种巧合，弗洛拉（Froula 1985）和霍勒（Honner 1994），特别是普罗特尼斯基对互补原理和解构之间的深刻联系进行了详细的讨论（Plotnitsky 1994）。[6][7]
　　量子力学的第三个方面是不连续性或间断性（rupture）：正如玻尔解释的那样：“（量子理论）的本性可能被详细地表达在所谓的量子假设之中，这一假设把任何原子的过程描述为在本质上是不连续的，或者说，是相当粒子化的（individuality），完全与经典的理论或普朗克所描述的量子行为无关”（Bohr 1928，cited in Jammer 1974，P．90）。半个世纪后，术语“量子跃迁”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语言之中，以致于当我们采用这一词汇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在物理学理论中的来源。
　　最后，贝尔定理和其目前的一般化形式[9]表明一个观察行为此时此地不仅能够影响到正在被观察的对象——正如海森堡告诉我们的那样，而且还会影响到无论多遥远（如在仙女座星系）上的对象。这种现象（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幽灵式的”）对传统机械论的空间、对象和因果关系[10]提出一种最基本的重估，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在其中宇宙被赋予相互联系和整体论的特征：这就是物理学家大卫·玻姆所称之为的“稳秩序”[11]的东西。这些来源于量子物理学充满真知灼见的新世纪（New Age）的解释，常常是一种没有依据的反思性追求，但这种解释的一般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12]。用玻尔的话来说：“普朗克对基本的运动量子的发现……揭示出一种内在于原子物理学的整体性，超越了古代的狭隘的物质可分性的观念。”

　　　　　　　　　　　2、经典广义相对论的解释学

　　在牛顿机械论的世界观中，空间和时间是分离的和绝对的[13]。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的区别消失了，只存在一种新的统一体：四维时空，观察者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依赖于其运动状态[14]。用赫尔曼·闵可夫斯基的名言来说：“从今以后，空间自身和时间自身将必定会消失在纯粹的阴影之中，只有两者的统一才会保留着一种独立的存在。”（Minkowski 1908，Lorentz et al．的译本 1952，P．75）不过，闵可夫斯基的时空观中所隐含的几何学仍然保留着绝对性的特征。[15]
　　只有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时空几何学变成了一种随机性的和动态性的，把自己隐藏在引力场中。从数学上来看，爱因斯坦结束了欧几里德（今天它甚至还在折磨着中学生）以来的传统，采用由黎曼所发展起来的非欧几何。爱因斯坦的方程是高度非线性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在传统框架中训练出来的数学家发现：理解这些方程是如此困难，以致于无法解决它们。[16]在非线性可以忽视的情况下，牛顿的引力理论近似地对应着爱因斯坦方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此也就包含着牛顿理论所有的公认的成就，同时在预言直接产生于非线性的基本的新现象方面超越了牛顿理论：如太阳附近光线的弯曲；水星的近日点运动和恒星由于引力坍缩而陷入黑洞等现象。
　　广义相对论是如此神秘，以致于它的某些结果（是从完美的数学中推导出来的，天体物理学观察正在逐步地证实它们）读起来就像科学幻想。黑洞今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虫洞（wormholes）已经开始展现其魅力。或许今天人们更不熟悉的是哥德尔对爱因斯坦空间的一种构造，就包含着一种封闭的类时曲线（timelike curves），那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宇宙中，人们可能会返回他们自己的过去。[17]
　　因此，广义相对论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崭新的、与我们的直觉相对立的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的概念[18]；因此，如果是广义相对论不仅在自然科学上，而且在哲学、文学批评和人文科学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并不要为此而感到惊讶。如30年前，在一个受人们欢迎的“批评性语言和人的科学”讨论会上，让·海普莱特（Jeam Hyppolite）就提出了一个在科学话语中有关雅克·德里达的结构和符号的理论的尖锐问题：

　　如果我采用某种代数结构（集合），那么中心在什么地方？中心是否是对勉强允许我们理解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则的认识？或者说，中心是某些在集合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的元素？……如在爱因斯坦那里，我们明白了经验证据所拥有的某种特权的消失。与此相关，我们看到了一种常数的出现，一种时空结合的常数，它不属于任何生活于经验中的实验者，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主导着整个结构；这一常数的概念，是中心吗？（Jean　Hyppolite　1970，P．265－266）。[19]

　　德里达敏锐的回答涉及到经典广义相对论的核心：

　　　　爱因斯坦常量不是一个常量，不是一个中心，它只是一个变量的概念——最终，它是游戏的概念。换言之，它不代表对某一事物——一个观察者能够把握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心——的认识，它只是一个游戏的概念。

　　用数学术语来说，德里达观察到爱因斯坦场方程G_μν＝8πGT_μν在非线性的时空微分同胚（无穷次可微，但不必解析条件下的时空流形的反身映射）下的不变性。关键在于这种不变群在“可变迁地作用”（acts transitively）；这意味着任何时空点，如果是真实存在，将能够转化为任何其他的点。在这方面，无穷维的不变量的集合，将会消除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区别；欧几里德的、和牛顿的G，从前一直被认为是常数，因而是普适的，现在却要其在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中来理解。假设的观察者现在却不可避免地被解除了中心化，与任何时空点脱离了认识上的联系，这种时空点不再能纯粹从几何上来定义。

　　　　　　　　3、量子引力：弦、交织（weave）或形态发生场

　　然而，这种解释，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是充分的，但在新兴的量子引力的后现代观中却是不完备的。当量子引力场——几何学的具体化，变成非交换性（因而是非线性的）的算子时，作为一个几何实体的G_μν的经典解释如何可能被保持呢？现在，不仅观察者，就是几何的概念，都必须是相关联的和语境式的。
　　因此，量子理论与相对论的综合是理论物理学未能解决的中心问题。[21]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地预言什么是这种综合的语言和本体论，更不用说什么是这种综合的内容。然而，如果这一综合的时刻真正到来，它也不过是用来验证历史上理论物理学家在试图理解量子引力时已采用的比喻或想象而已。
　　在普郎克尺度上（大约10^-33厘米的范围内），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就开始尝试把几何学视为一种“时空的泡沫”：时空曲率的泡（Wheeler 1964），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和连续变化的相互连通的拓扑学。但物理学不能够更进一步运用这种方法，这或许是由于那时的拓扑学和流形理论的发展尚不充分。
　　在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尝试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通过假定爱因斯坦方程是近线性态，来简化爱因斯坦方程，随后，他们把标准的量子场理论的方法运用到了上述简化了的方程。但这种方法也失败了：这导致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用技术的术语来说，是“扰动性不可重正化”（Perturbatlvely nonrenormallzable）。（Isham 1991，see．3．1．4）。这意味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强的非线性特征，是其理论的本质；任何试图声称非线性是一种弱条件的尝试，都是自相矛盾的（这并不奇怪，近线性的方法破坏了广义相对论的几乎所有的特征，如黑洞）。
　　80年代一种相当不同的方法，也就是现在所知的弦理论变得流行起来：在这种理论中，物质的基本构成不是点状的粒子，而是相当微小（普郎克等级上）的封闭或开放的弦（Wheeler 1964）。在这种理论中，时空流形并不是作为一种物理实在而存在；而时空是一个派生概念，仅在大尺度（这里“大”意味着比10^-33厘米长！）的范围内近似地合理。当时，热衷于弦理论的人认为他们正在接近一个终结理论，——谦虚并不是他们的一个优点，某些人现在还在这样想。但弦理论中的数学困难是相当令人生畏的，看来目前也无法解决。
　　就在目前，一小群物理学家已经返回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完全非线性上，用阿伯汉·阿西泰卡所发明的一种新的数学符号，试图提出一个对应的量子理论（corresponding　quantum theory）（Ashtekar，Rovelli and Smolin 1992，Smolin1992）。他们获得的图像是迷人的：正如在弦理论中，时空流形只是在大尺度的范围内合理，但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在小尺度上（普朗克尺度），时空的几何学是一种交织，一种弦的复杂的相互交错。
　　最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方案在过去几年中，在一组不同学科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的通力合作下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这就是形态发生场理论。[22]从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领域中已经积累起的证据，首先得到研究进化的生物学家（Waddington 1965，Comer 1966，Gierer et al．1978）的认识，表明这一场与量子引力场有着密切的联系[23]：（a）这种场充满整个空间；（b）这种场与所有的物质与能量相互作用，而不论这种物质能量是否被磁化；并且最有意义的是（c）这种场在数学上被认为是一种“对称的二阶张量”。所有这三个性质是引力的性质，几年前，人们已经证明了一个对称的二阶张量场的内部相容的非线性理论，至少在最低能量状态，正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Boulware and Deser 1975）。因此，如果证据（a），（b），（c）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能推出形态发生场是爱因斯坦引力场的量子表现（quantum counterpart）。直至目前，这一理论还被高能物理学权威人士所忽视或嘲笑，这些人士在传统上一直埋怨生物学家（更不用说人文科学家）对他们的“地盘”的人侵。[24]然而，某些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理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25]
　　现在讨论弦理论、时空交织或形态发生场是否将会在实验室中被证实，还为时过早：这种实验是很难操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三种理论有着类似的概念结构：强的非线性，主观的时空，不变通量和强调相互联通的拓扑学。

　　　　　　　　　　　　4、微分拓扑学与同调理论

　　几乎所有的外行人都不知道，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理论物理学经历了一场重要的变化（虽然这还不是一种库恩范式意义上的变化）：仅仅处理局部流形的数学物理学的传统工具（实分析和复分析），已经被用来解释宇宙的整体结构的拓扑方法（更准确地说，是微分拓扑方法[26]）所补充。这种趋势体现在测量理论中对不规则对象的分析（AIvarez－Gaume 1985）[27]，体现在涡漩调制相变（vortex－mediated Phase iransitic）理论以及弦和超弦理论中（Green，Schwarz and Witten 1987）[28]。最近几年来，已经发表了大量有关“物理学家的拓扑学”的书籍和评论（如 Nashand sen 1983）。
　　大约就在同时，在社会与心理科学中，雅克·拉康指出了微分拓扑学在其中所扮演的一个关键角色：

　　这一图形（麦比乌斯带）可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内截形在基点上的基，在结点处构成了这样一个课题。这远远超出了你的最初的考虑，因为你可以找到能够作出这种内截面的那种表面。你也许会注意到球面，那种表示总体的熟悉的符号，但并不适合作这种表面。而环面，一个克莱因瓶，一个正交面就能够作出这种内截面。当用来解释精神疾病结构的许多症状时，这种差异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个基本的内截面把该课题符号化，这样你就能够指出环面上的一个内截面与神经过敏有关，正交面上的截面则与另一种精神疾病有关（Lacan　1970，P．192。193）[29]

　　正如阿尔都塞（Althusser）正确地评论道：“拉康最终给出了弗洛伊德思想所必需的科学概念”[30]。就在当前，拉康的“主题的拓扑学”已经被富有成效地应用到电影批评（Miller
　1977－1978，P．24－25）[31]和对爱滋病患者的心理分析之中（Dean 1993，P．107－108）。用数学术语来说，拉康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球面的第一个同调群[32]是不重要的，但其他表面的同调群却具有深刻的意义；这种同调群可能与经过一次或更多次正交后的表面相连通或不连通[33]。更进一步说，正如拉康所猜测的那样，在物理世界的外部结构和其内在的心理状态的量子结理论（qua knot theory）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这种假说现在已经被威腾所从事的结的不变量的研究工作所证实，这项工作来源于三维的彻·西蒙斯（Chern Stmons）的量子场论（Witten 1989）。
　　类似的拓扑结构在量子引力中也出现，但由于所涉及的流形是多维的而不是二维的，高级的同构群也就扮演着一种特定的角色。这些多维的流形在传统的三维笛卡尔空间是不可见的，如三维射影空间除产生于将普通的三维球面的对径点的粘合，会要求一种至少五维的欧几里德的嵌入空间。（James 1991，P．271－272）[介小]不过，人们通过一种恰当的多维（非线性）逻辑，至少能够感觉到较高级的同构群存在（Kosko 1993）[35]。

　　　　　　　　　　　　5、流形理论：整体和界线

　　鲁丝·伊里伽莱（Luce Iriryarary 1987，P．76－77）在那篇影响很大的文章“科学的主题被性别化了吗？”中指出：“数学科学，从整个理论上来看泊身只涉及到封闭或开放空间……它们本身很少关心部分开放的空间，很少关心还没有被清楚地描绘的整体，很少分析边界的问题。[36]1982年，当伊里伽莱的论文刚发表时，是一个富有挑战意义的批评：微分拓扑学传统上主要关心的是那些在技术上称之为“没有边界的流形”的研究（Hamza 1990，McAvity and Osborn 1991，Alexander，Berg and Bishop 1993）。然而，在过去10年中，在女性主义批评的推动下，某些数学家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带有边界的流形”理论。这或许并不是巧合，这些流形也正好出现在保形场论、超弦理论和量子引力这些新的物理学中。
　　在弦理论中，N维的封闭或开放的弦的相互作用的量子机械振幅是通过一个在带有边界的二维流形场上的泛函积分来表达的（Green，Schwarz and Witten 1987）。在量子引力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类似的数学表达式成立，除非带有边界的二维的流形将被一个多维的流形所代替。不幸的是，多维性总是与传统的线性数学思想相抵触。尽管当前的看法有所改变（最著名的是混沌理论中的多维非线性思想的研究），但目前多维流形的理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被充分发展起来。然而，把泛函积分的方法应用到引力场连续空间中的物理学家的工作（Hamber 1992，Nabutoskv and Ben－Av 1993，Kont－sevich 1994），很可能会激发起数学家的注意力。[37]
　　正如伊里伽莱所预见的那样，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界限是否能够被超越（突破），如果能，随后会发生什么？在技术上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边界条件”问题。在纯粹数学的层次上，边界条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大量的可能性：如“自由的b．C”（没有突破的障碍），“映射的b．C（像在一个镜子中的镜像映照），“周期性的b．C”（从流形的另一部分重新进人）；反周期性的b．C（带有180度扭曲的重新进人）。物理学家提出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可想象到的边界条件，哪一个真实地出现在量子引力的公式之中？或者说，正像互补性原理所暗示的那样，所有这些条件是否同时发生并具有相同的地位？[38]
　　到此，我对物理学发展的概括必须停止，简单的理由是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今还没有获得。在这篇论文的其余部分，我将从那些在量子引力理论中已经相对公认（至少根据传统科学的标准）的性质出发，试图概括出这些性质的哲学和政治的意义。

　　　6、超越界限，发展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Liberatory Science）

　　过去20年中，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文化论战中，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讨论。在当前，这些对话已经开始详细地注意到了由自然科学提出的特殊的问题（Merchant　1980，Keller　1985，Harding　 1986，Aronamtz　 1988b，Harawny 1991 and Ross 1991）。特别是，马克·麦德森和戴博拉·麦德森目前已经对相对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做出了一个清楚的概括。他们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的两个标准：“有资格称为后现代科学的一个简单的标准是它摆脱了对客观真理的概念的依赖。如根据这一标准，由于量子力学的互补性诠释，尼尔斯·玻尔与哥本哈根学派就应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39]很清楚，在这方面，量子引力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科学。（Mark Maclsen and Deborah Maclsen 1990，P．471）
　　其次，“对后现代科学来说，另一个基本的概念是本质的概念（Essentiality），后现代科学理论是根据某些理论的因素来构造的，这些因素对理论的相容和效用来说是根本的”。（Madsen and Madsen 1990，P．471~472）．
　　因此，如果数量或对象在原则上是不能被观察到的，如时空点，精确的粒子的位置，或夸克和胶子，则不应该被引入理论之中。[40]这样，当根据这一标准，近代物理学理论中大部分理论被排除后，量子引力便获得这种资格从经典的广义相对论到量子化理论，时空点（也正是时空流形自身）已经从理论中消失。
　　然而，这些标准，正如他们所承认的那样，对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后现代科学来说是不充分的：它们能够把人们从“绝对真理”和“客观实在“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但对其他人类的专制来说，却未必如此。用安德鲁·罗斯的话来说：我们需要一种“公众能够回答和有益干进步利益的”科学。[41]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的角度，凯利·奥利弗（Keily Oliver）得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

　　为了革命，女性主义不应该主张描述存在或自然事实。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是一种政治工具，是在特殊具体的情境中克服压迫的战略。因此，女性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发展一种战略性理论——不是真的理论，也不是假的理论，只是战略的理论。（Oliver　1989，P．146）

　　那么，这一任务何以完成呢？
　　下面，我将在两个层面上概括出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后现代科学：首先，根据一般的主题和观点；其次，根据政治的目的和策略。
　　正在形成中的后现代科学的一个特征是它强调非线性和不连续性：如，不仅在量子引力中，而且在混沌学说和相位变迁理论（theory of Phase transitions）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42]同时，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已经指出了对流体，特别是对剧烈湍流，进行一种充分分析的必要性（Irigaray 1985；Hnyles1992）[43]。这两个性质看起来并不是像它们最初表现的那样矛盾，湍流联系着强的非线性，而平缓或流动性常常联系着非连续性（如在突变理论之中），因此一种综合的形成，决不意味着是不可能的。
　　其次，后现代科学解构和超越了人与自然，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界限。量子力学，在这一世纪的早期，已经抛弃了天真的牛顿式信念，这一信念存在于客观的，“外在于我们”的物质对象的前语义世界中。正如海森堡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再问“粒子是否是客观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但海森堡的公式仍然将时空预设作为中性的客观存在，在这一毫无疑问的客观实在中，量子化的粒子和波相互作用着（虽然是不确定的）；正是在这一自我标榜的客观实在中，量子引力对其提出质疑。正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那样，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只能是相对于一个观察行为才能存在，因此，量子引力告诉我们时空自身是处于语境之中，它们的意义只有相对于观察的方式才能确定（Thorn 1975，1990，Arnol’d 1992）[44]。
　　第三，后现代科学推翻了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的静态的本体论范畴和等级特征，取代原子论的归纳主义的观点，新科学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动态网络；取代固定的单一本质（如牛顿的粒子），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相互作用和流动（flows）（如量子场）。在这方面，各种后现代科学集中表现出一种新的认识论范式，那种被称为生态学的反思模式，被广泛地理解为“认识到在自然的循环模式中，所有的现象具有基本的相互依赖性和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包含”（Capra 1988，P．145 ）[45]。
　　后现代科学的第四个方面是强调象征和表征（symbolismand representation）。正如罗伯特·马克利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科学正在逐渐地超越各学科之间的界限，表现出至今为止一直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特征。
　　量子物理学、强子的靴带理论、复数理论和混沌理论具有共同的基本假设：实在不能在线性的术语中被描述，非线性（和无法解释的）方程是描述一种复杂的、混沌的和非决定论的实在的唯一手段。这些后现代理论显示自身的最主要特征是：比喻自然，而不是“精确地”描述自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具有元批判的性质。基于那些文学理论家而不是理论物理学更熟悉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所进行的这些由科学家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描述策略的尝试，表现出一种朝元理论方向发展的信号。怎样表达这种元理论——数学的，实验的还是口头的，本质上是复杂的和难以解决的，它不会只有一种答案，每种答案都是研究宇宙的符号论的一部分（Robert Markley 1992，P·264）[46]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阿诺罗维兹同时暗示着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可能会从各学科之间认识论的共同点中产生出来：

　　自然对象同样是社会建构性的。这并不是这些自然对象，或更精确地说，自然科学知识的对象是否独立于认识的行为而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真实的”时间的假设来回答，这一假设与在新康德主义者中普遍的预设相反，这种预设认为时间总是有其自身的指称对象。因此，瞬时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范畴，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范畴。无疑，地球在生命出现之前就早已进化，但问题是自然科学知识对象是否是外在于社会领域来进行建构的。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就能够设想科学或艺术能够发明认知程序，这种程序可能有效地使我们产生出知识或艺术的手段的效果的客观化。表演艺术也可以进行这种尝试（Aronowitz 1988b，P．344）。

　　最后，后现代科学不仅对根植于传统科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提出了一种有力的反驳，而且还为科学工作的民主化方法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正如玻尔所注意到的那样：“对同一个对象的一种完备的说明可能需要不同的观点，这对描述的单一性提出了挑战。”这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相当简单的事实，然而许多自称为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的经验主义者却宁愿否认它。在这种情形中，一个自称为永恒的、具有“科学家”资格的世俗僧侣怎样能够试图维持在科学知识制造中的一种垄断？（我所强调的是我绝不反对专业的科学训练；我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精英的社会团体强加自己的“高科学”教规的做法，其目的是排除其他制造科学知识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由不属于这一精英团体的人所创造的。）[47]
　　因此，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则是：超越界限、打破障碍、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生活全方位的彻底民主化（Aronowitz 1994）。反过来说，这一纲领一定要包括一种新的和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的科学的建构，这种科学能够满足于一个民主化的未来社会的要求。正如马克莱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一个进步的团体来说，看来存在着多少是有点自相矛盾的选择：

　　一方面，政治上进步的科学家能够试图为他们所赞成的道德价值恢复现有的实践，声称他们的右翼敌人正在毁损地球，而他们，反方向的运动，正在接近真理。（但是）生物圈的状态——空气污染、水污染、正在消失的热带雨林、数以千计的物种正濒临灭绝、大面积的土地承受着远远超过其负担能力的耕种、核工厂、核武器、过去曾经是森林的地带已经消失、饥饿、营养不良、消失的湿地、消失的草地、环境引起了大量的疾病。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科学进步的实在论的幻想，恢复而不是变革现有的方法论和技术的实在论的幻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关于寻求国家社会主义复兴的政治斗争的，更不用说其他。（Markley　1992，P．271）

　　另一可供选择的方案是不仅要对科学，而且还要对政治进行深刻的重新认识：

　　　　走向重新定义系统的一种对话性的发展，即：不仅要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生态的整体，而且还要看作是一组竞争的系统——一个靠各种自然利益和人类利益之间的张力所结合成的一个世界，为重新定义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是干什么的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一种重构科学教育的确定性方案的可能性。这种方案是有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我们应怎样干预我们的环境的讨论的（Markley 1992，P．271）[48]。

　　毫无疑问，后现代科学是支持后者的，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方法。
　　除了重新定义科学的内容外，还必须重新建构和重新定义科学劳动所处的制度场所（大学、政府实验室和企业），重新组织奖励系统，这种奖励系统过去经常迫使科学家违反自己的良好本性，成为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雇用武器。正如阿诺罗维兹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11000名物理学研究生中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固态物理学的这一物理学分支学科中，他们所有的人在这一领域中都能够获得工作”（Aronowitz1988b，P．351）。相反，量子力学或环境物理学领域中的学生却很少有工作机会。
　　但所有这些仅仅是第一步：为了打破“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人为障碍，任何具有解放意义的运动必须首先解除科学知识的神秘性，实现科学知识民主化。实际上，这一任务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深刻的改革，在新的一代受教育者的身上开始实施（Freire 1970，Aronowitz and Giroux 1991，1993）。必须消除科学与数学的教育中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特征，[49]科学与数学课程的内容必须通过综合女性主义、同性恋者、多元文化论者的生态的批评运动的观点而得到丰富。[50] 
　　最后，任何科学的内容被深深地限制在特定的语言之中，在这种语言中，其话语得以形成；从伽利略开始，主流西方物理学一直是用数学的语言来构造的。[51]但这种数学是谁的数学？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正如阿诺罗维兹所观察到的那样：“数学和逻辑都逃脱不了社会的‘污染”’（Aronowitz 1988b，P．346），[52]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已经反复地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中，这种污染来源于势不可挡的资本家、父权制者和军国主义者：“数学被描述为一位女性，其本性上是渴望成为被他人征服的异类。”（Campbell and Campbell－Wright 1993，P．11）[53]因此，如果不深刻地改变传统数学的标准，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将是不完备的。[54]然而，现在还没有这样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数学出现，我们只能推测其可能的内容。我们能够在模糊系统理论的一种多维的和非线性的逻辑中窥见其线索（Kosko 1993）。但这种方法仍然深深地保留着其起源时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特征。[55]突变理论（Thom 1975，1990，Arnol’d 1992），由于其对连续与间断、变形与展开（metamorphosi　and　unfolding）的辩证法的强调，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数学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然而，在这种方法能够成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实践的具体工具以前，还有许多理论上的研究要做。舒伯特（Schubert 1989）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种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最后，混沌理论——这一理论使我们对普遍的，然而是神秘的非线性现象拥有了最深刻的理解，将是所有未来数学的中心。不过，这些未来数学的想象现在还只能够显示出最含糊的迹象。伴随着科学中的这三个新兴分支的出现，将产生出一个新的学科——一个崭新的理论框架，对这种全新的理论框架，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我们现在甚至还无法设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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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诈文事件：是非及其意义

　　　　　　　　　　　　□　江晓原　　■　刘兵

　　1994年底，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提交了一篇文章，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文章于1996年发表，索卡尔随即向媒体宣布，上文只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了故意安排的常识性的科学错误，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索卡尔借此嘲弄了充斥着各种“时髦的胡说”的所谓“后现代知识界”。此事轰动一时，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　轰动一时的索卡尔诈文事件，发生到现在也已经六、七年了。一开始，我就很自然地站在欣赏——如果不是支持的话——索卡尔的立场上。老实说，对于那些所谓“后现代”的、被索卡尔斥为“时髦的胡说”的学说，我一直是不太不认真看待的。在我的下意识里，经常将这些学说和 “刻意标新立异”、“吃饱了撑的”等概念和谚语联系在一起。索卡尔嘲弄了这些玩意，我觉得很好玩，“诈文”的运作也大有新意。
　　■　我注意到你讲的是“一开始”，那么，现在你如何看这件事情呢？与一开始的反应是否又有了些不同呢？我觉得，在这个事件背后，是包含着很深刻的内容的，而绝不仅仅是“好玩”。在目前关于“科学文化”的一些讨论中，这个事件也经常被人们提起，用作某种“证据”。这也就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它，思考它，而不能只是远距离欣赏它了。
　　□　我现在还是欣赏索卡尔。我相信此事后面确实有深刻背景，但事件本身至少暴露了那些时髦的学术游戏中的漏洞，索卡尔至少占了上风，难道你不承认是这样吗？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诈文”的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社会文本》是在刻意引诱之下犯的错。这使我想起《阅薇草堂笔记》中的一则故事：有一位先生平日道貌岸然，喜欢从道德方面对学生苛求，学生又无法反驳他，就买通了一位美貌妓女，让她深夜到书馆去引诱先生先生，那美人“言词柔婉，顾盼间百媚俱生”，先生经不起诱惑，就和她上了床。谁知早上美人故意迟迟不去，等学生们都来了，还坐在讲坛上搔首弄姿，结果先生无颜为师，只好卷铺盖逃走了。其实这位先生道德上未必有太大问题，但你让他深夜独对“百媚俱生”的美人，一时把持不住，就出问题了。然后人们就认定他是“伪君子”、“假道学”等等，这并不十分公平——尽管确实“好玩”。
　　■　你“欣赏”索卡尔，我倒确实并非如此。如果认真地读一下《“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这本书，就会发现，论战的双方其实并不是在相同的意义上，就同样的问题，用同一种语言来说话，这表征着在目前“两种文化”的新冲突。有些遗憾的是，从书中收录的文章来看，此书的选编者也与你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是明显地站在索卡尔一方的，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纳领、女性主义科学观、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和激进生态主义都列在反科学的阵营，这我是绝对无法赞同的，也不知道这样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到对书中所收文章的先择。
　　□　虽然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就此事交换过意见，但我猜得到你的立场——你不欣赏索卡尔的做法。但是，对于《社会文本》在此事中所出的洋相，你愿不愿意为它辩护呢？你将怎样辩护呢？此外，如果你不满意《“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编者的立场，你将对此给出怎样的批评呢？
　　■　首先，《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在工作中有疏忽，有疏忽，当然是一种错误。但我同时也觉得编辑做出的解释，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他们希望有像索卡尔这样的物理学家能站在这一阵营中来的心情，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杂志，在一种精心的策划下，让其出出“洋相”，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难道科学杂志上就没发表过不恰当的文章？那些在事后才被揭露出来的作伪的文章，或是在科学上有错误的文章，不也是经常出现的吗？ 
　　□　科学杂志上确实也经常登出后来被证明是抄袭或作伪的论文，但通常事后都会有所交代，比如道歉、宣布撤消之类。科学和人文两界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对立，而诈文、造假之类的事件，表明双方都不是完美无缺。但我之所以仍然倾向于索卡尔一方，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今天的物质文明毕竟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科学，它的评判标准至少更客观一些吧？它的检验手段至少更明确一些吧？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科学怎么着总比“人文”要更靠得住一点吧？
　　■　科学的评判标准要更客观一些以及检验手段更明确一些，这是有隐含的前提的。就物质性的应用来说，科学的评判标准和检验手段确实要更“客观”、更明确些。但并不能由此外推到对科学作为对象来研究时，那些评判标准也同样“客观”，否则，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些以科学本身和科学家及其工作为对象的人文研究者，如STS专家，或者说Science Studies领域的专家，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当然不一定要与具体科学领域中的标准和方法完全一致，这也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因此也不好比较谁更“客观”。其实，就连“客观”这个概念本身，本来也是人文领域中所研究的东西。
　　□　这使我想起了刘华杰前不久的那句名言——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看来这至今还是我的缺省配置。我相信，这应该也是索卡尔的缺省配置。我觉得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　你关于索卡尔事件的意义的看法中的后一部分，我可以同意，但我仍不同意你人文与科学的“可靠性比较”——既然这是两种相当不同的东西，当你通过强行的比较而得出科学更可靠的结论时，难道不是已经在比较中采用了科学的“标准”，以直接的实用性作为出发点，缺省配置又在不自觉地起作用了吗？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还是不必采用比较优劣的办法，而是采取一种“互补”看法来看待科学与人文，这样，也许才真正有利于两者的结合和融通。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索卡尔、德里达等著，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定价：22.00元。）
　　（转自2003年3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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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以及敬畏的本质

　　　　　　　　　　　　　　　　Rudy Baum　著
　　　　　　　　　　　　　　　　　　JZ　　　译

　　译者按：最近，杨振宁关于《易经》的发言，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使我想起了三年前读过的一篇书评。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新闻周刊《化学和化工新闻》的这篇书评，通过对首创“两种文化”的斯诺、科学文化的代表威尔逊、和科学前文化的代表贝里分别发表的三本书的评论，对科学文化和科学前文化的鸿沟作了深刻的阐述，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科学和科学前文化的鸿沟不可能消除，因为源于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关于《易经》的争论、关于中医药的争论、新语丝和所谓的（反）科学文化人的争论，还有对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正是这两种文化的鸿沟在中国的表现。

　　科学和人文之间的鸿沟继续存在，因为人们推崇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二十一世纪伊始，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继续完好地存在着。“两种文化”是指科学和人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科学和非科学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还是如四十年前斯诺第一次阐明他强有力比喻的时候同样之深。然而，这个问题不是源于这两种文化互相之间没有了解，象斯诺和许多后来的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可以通过教育来缓解；问题远比此更深、更难以把握。
　　科学继续在深入地探测自然内部的运行规律，持续不断、没有休止地揭示出事物的运行机制——从原子、分子，到生物体包括人、行星、恒星，直至宇宙。科学的助手，技术继续用它几乎是无限多的发明和从中衍生出的产品改变着人类存在的整体面貌。
　　同时， 一些清晰而经过深思熟虑的批评继续坚持着这样的观点——居于科学研究中心地位的还原论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智力架构，剥夺了自然和人性的高贵；更不可接受的是，机械地去理解一种现象尤其是生命现象，是对它的亵渎。
　　这两种可能是不可调和的世界观的冲突在继续着，表现在两本近期出版的我认为应该引起科学家们注意的书中。1998年，哈佛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出版了《融会贯通，知识的统一》（Consilience, by Edward O. Wilson, Alfred A. Knopf, 1998, 332 pages, $26.00 (ISBN 0-679-45077-7)）（译者注：中文版由田洺译成《论契合，知识的整合》，据方舟子，此书的翻译质量有很大的问题），这一本有非凡企图的哲学杂文类著作提出，所有的知识，从物理、化学，到艺术和宗教，由有限数目的几条可发现的规律联系着。去年（2000年），杂文作家温德尔·贝里发表了《生命是一个奇迹，杂论反对现代迷信》（Life Is a Miracle, by Wendell Berry, Counterpoint Press, 2000, 153 pages, $21.00 (ISBN 1-58243-058-6)），该书主要但又不全部地对《融会贯通》一书作出了极为负面的回应。
　　许多过去几个月中和我交谈过的科学家注意到了《知识的融会贯通》一书，不过没有几个人读过，大多数完全没有注意到《生命是一个奇迹》一书和作者温德尔·贝里，惊讶于“两种文化”的争论还在继续。我认为这可能在科学家中很普遍，他们一般对自己的学科在现代知识伟业中占据的中心地位习以为常。
　　事实上，虽然我发现贝里的论据没有任何说服力，我推测它们在非科学家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很多科学家为科盲觉得惋惜，其实问题的本质可能远远还要令人不安，它是对科学方法的惧怕，是对科学认识的有意识的拒绝。
　　查尔斯·珀斯·斯诺爵士在1959年的剑桥大学的李德讲座上对“两种文化”作了定义。在英国，他是横跨科学和文学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曾在利塞斯特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化学训练，曾经在卢瑟福勋爵领导的卡文迪胥实验室研究光谱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内务部工作，招募和派遣科学家进行和战争有关的工作。他也是一位极为成功和广受欢迎的小说家，杂文家和评论家。
　　斯诺基本的论据是直截了当的。“有无数天，我上班的时间和科学家一起度过，晚上则和一些文学界的同事出去闲溜”，他这样对剑桥的听众说：“正是通过生活在这两群人中间，经常性地在两群人间来回走动，使我意识到有这个问题——这远远在我将它写到纸上之前，我将它称之为“两种文化”；因为，我总是感觉到我是在两群人间移动——他们有相似的智力，属相同的人种，社会出身也几无不同，经济收入几乎一样——但是他们几乎已经不再互相交流。
　　斯诺感叹事情竟到如此地步，提出科学文化和他所称的“传统”文化都因为彼此间的漠视而受到损害。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李德讲座和及其后第四年发表的杂文《两种文化，再一次审视》（The Two Cultures, by C. P. Sn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7 pages, $11.95 (ISBN 0-521-45730-0)）中斯诺最大的担心是传统文化对科学认识的缺乏。
　　譬如，他说：“很明显，当我们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从物理学家的圈子里走出来，走入文学家的圈子，一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是我相信对科学的一无所知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一点。对科学的一无所知给整个‘传统’文化带上了非科学的色彩，这种非科学的色彩常常比我们所承认的还要频繁，接近演变成反科学。”
　　稍后在讲座中他说，传统文化的成员也受到了伤害，他们乐于误导传统文化就是“文化”的全部，好像自然规律并不存在，好像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无论在其本身还是后果都没有任何意义。恰恰相反，科学为物理世界构筑的宏伟大厦，无论在智慧的深度、复杂性和明晰性方面，都是最美丽、最伟大的人类智慧的集体产品。
　　斯诺把他对科学文化天生的乐观带给了他的听众和读者。他说，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将无可避免的造福于人类。他退一步论述到，是的，当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各种问题，随着科学和技术发展步子的加快，还会有产生更多的问题。但是，在他看来，毫无疑问地，工业和科学革命已给极大多数人带来好处，他对那些为从未存在过的“工业前伊甸园”的消亡而哀叹的传统文化的成员嗤之以鼻。
　　在《两种文化：再一次审视》中，斯诺写道：“科学革命是唯一一个得能使大多数人获得最基本的东西的方法——足够长的寿命，免于饥饿的自由，养育后代，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最基本的东西事实上刚刚由科学革命带给我们大家不久。”他继续写道：“令人好奇的是，就有许多自称自由主义分子的人却对这样的变化感到厌恶，他们就好像在梦游中一般，冥冥之中就走进一种否定全人类希望的态度，这种态度错误地解释了现在和未来，看来也错误地解释了过去。”
　　斯诺引用了人口学有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法两国农民的数据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过的是短暂和残酷的生活，伴随着饥饿、饥荒、疾病和痛苦。他总结道： “还有其他的大量的不同来源的证据，都指向相同的方向。在此前提下，没有任何严肃的可能性去讲述一个工业前的伊甸园。我们的祖先，正是在应用科学的邪恶而神秘的计划之下，从这个工业前伊甸园中被野蛮地驱逐出来。”
　　埃德华·O·威尔逊是现代科学的巨人，他是哈佛大学“佩里格利诺大学研究教授”，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馆名誉馆长，拥有无数的荣誉和奖励。他写了两本荣获普里策奖的著作，1978年的《论人性》和1990年的《蚂蚁》。他是广受争议的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而社会行为对人类来说，涵盖了文化本身。
　　“融会贯通”，按照威尔逊的定义，就是所有知识的大统一。他相信，“现有的知识的分门别类，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上的混乱，并不是现实世界的体现，只是学术的非天然产品。自然科学的融会贯通已经很成熟了，威尔逊领导了将‘融会贯通’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努力。”他写道，自1978年以来，“我提出文化的缘由乃是蜿蜒曲折地沿着这样的道路，从基因，通过大脑和感官，一直通到学习和社会行为。我们所继承的是神经生物学的特征，使我们只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使我们只能从众多的行为中去偏好学习某些特定的行为。这些遗传得来的特征，使人们倾向于创造和传播某些特定的记忆元素，而不是其他。”
　　本刊(《化学与化工新闻》)在《融会贯通》出版的时候就曾对它做过评论（1998年10月12日期，64页）。写书评的是麦克·P·多伊尔，他是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也是位于图桑的研究公司副总裁。他这样写道，在所有威尔逊的著作中，《融会贯通》“可能会对知识阶层产生最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该书既富有理性，又令人鼓舞，而且，因为它将读者带到前所未有的思辨和理解的高度，因此该书既能充实读者，有些时候又会有些温和的冒犯。”
没有意义在这里去重复多伊尔的优秀的书评，我只想专注于《融会贯通》的两大要素：一是形式体裁方面的，二是实质内容方面的。
　　先讲形式体裁方面的：威尔逊不仅有做一名科学家的天赋，他还是一个极为天才的作家。他的文笔优雅，精确，自成一体。毋庸置疑，《融会贯通》是一部极为难写的书，他却仍然能够把复杂的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概念清楚地呈现给愿意紧跟他思路的读者。全书有许多段落写得很美，能够在同一时间既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内容，又能打动读者的心。
　　看一下这个段落：“今天，人类内部最严重的分歧不是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之间，也不是不同的宗教间，甚至也不是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存在于有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当今人类内部最严重的分歧是一条把科学文化和科学前文化隔开的鸿沟。没有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作为手段和它们积累起来的知识，人类就会被囚禁在一个认知的牢笼之中，就像一群出生在一个深壑之底的一潭浅水内的有智慧的鱼，他们好奇，他们雀跃，渴望着接触外面的世界，思考着外面的世界。他们创造了许多聪敏的猜想和神话，去解释把他们限制住的那潭浅水的来源，还有壑外的太阳、天空和星星的起源，甚至包括他们自身存在的意义。但是，他们是错的，总是错的，因为，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平常的经验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以至于实在不能想象。”
　　这个段落当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使我久久限于沉思。我惊讶于这个绝妙的比喻，那潭深壑中的浅水，还有那些雀跃之中的美丽的鱼。威尔逊是位著名的科学家，但是他现在是且总是一位不囿于书屋的人，他是一位真正的野外生物学家。像他一样，我也曾长期地呆在深山老林里，呆在这样的深壑浅水边，这样的湖水是一个森林里最美丽的景点，我能够想象自己变成那些鱼群的一员。我没有去负面地解释威尔逊的比喻，这个认知的牢笼，虽然没有自由，也自有它田园牧歌似的美丽和幸福。
　　实质内容方面我想说的是《融会贯通》就像它的副题所提示的那样，凝聚了威尔逊的努力，他要把社会生物学的纲要向社会科学外扩展，去涵括人类所有的知识。根据定义，达到他的目标就是要修一座横跨这两种文化的桥梁，威尔逊在《融会贯通》里就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

　　“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已经构筑出一个由因果论组成的网络，从量子物理开始，一直到脑科学和进化生物学。在这个未知有多宽的网络中还有许多缺陷，有些连线还细如蛛丝。预测性综合，这个科学最终的目标，才刚刚开始，在生物学中尤其如此。然而，我认为，以下的论述是合适的：已知的已经足够多，足以支持对普遍的理性的融会贯通这一原理的信心，这种融会贯通横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
　　“因果论的网络已经触摸到文化的边缘，它已经到达一个边界——一边是自然科学，那一边是人文及人文性社会科学。诚然，对多数学者来说，这两个领域——一般被称作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看上去仍旧亘古不变。从古希腊的月亮神到酒神，散文到诗词，大脑左半球到右半球，两个领域之间的分界线可以很容易的被来回跨越，但是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个领域的语言翻译成另一个领域的语言。我们要不要做一下尝试？我认为应该要做，原因很简单：目的既重要又可实现。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重新审查这条边界。”

　　威尔逊接下来勾勒出了两种文化间的分离所造成的误解和冲突，专门引用了斯诺，他写道：

　　“只有一种办法去统一不同的学科，去结束文化的战争：要把科学和人文文化间的边界看成是一块既宽，大部分由未被探索过的领地，而不是一条边界，这个领地等待着科学和人文文化互相协作共同开拓。误解来自对这块领地的无知，而不是智力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两种文化面对如下共同的挑战，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通过文化来传播，我们也知道生物学对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有重要的影响，剩下的问题便是生物学和文化是怎样互相作用，特别是他们怎样在所有社会里作用创造出共同的人性。在最后的分析中，把我们这个物种悠久的基因史（我们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基因史）和更近的人类社会的文化史（文化属于在这个地球上的分布极为宽广的所有的人类社会）连接起来的，在我看来，就是两种文化互相关联的节点。可以这样说，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来说，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中心问题；同时这也是自然科学的剩下的难题之一。”

　　对我这样一个经验主义者来说，第一遍阅读的时候，连接两种文化的计划直截了当。雄心勃勃，当然，因为《融会贯通》如果不是雄心勃勃的话就不是《融会贯通》了。但是，威尔逊的计划看上去很合理，并且假以时日加上艰苦工作，将会导致人类知识的统一。
　　但是如果更仔细的阅读，你就会看出威尔逊把一个三段论装进了一段显然很严密的推理，从这句话开始，“误解来自对这块领地的无知，而不是智力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这句断言的基础上——我认为这句断言并不正确——威尔逊能够得以提出他的计划，这个计划竟然可以全部用科学文化的术语来实施。威尔逊事实上并没有提出一个连接两种文化的计划，相反，他的计划是要把分割两种文化的壁垒给打破，并把所有的人类的知识全数分配给科学文化。
　　这两种文化不是被由对两者之间的领地无知而引起的误解所隔开，他们是被由智力上的本质的不同所隔开，这种智力上的本质的不同我认为是根植于我们怎样欣赏美和体验敬畏。
　　温德尔·贝里是一些美国人的原型：独立人士，社会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人类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心怀不满的观察家。这些人士——我想得到的和贝里同时代的还有劳夫·纳德（译者注，即为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除克里和布什以外的第三位候选人），和杰里米·里夫金——为许多东西丧失信心：细若蚕丝的人类道德，物质索取，技术，科学，环境，还有现代文学的现状。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多少现代的东西，确信工业前甚至启蒙运动前的世界比现在要好出许多，这和C·P· 斯诺恰恰相反。
　　《生命是一个奇迹》开宗明义地谴责现代科学的发现，明确的表明了威尔逊的走向知识的融会贯通的方法并不可能去沟通“两种文化”，而且，有意思的是，该书正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谴责《融会贯通》来做到这一点的。贝里写道，“‘发达世界’人类社会内部的所有地方和它们的自然和文化依托都在遭到破坏，这并不是由自然灾难或者‘上帝之举’或者外部敌人的入侵而造成，而是由某种已被合法化的叫作‘经济’的破坏性力量造成的。经济现在则依赖于科学的权威及其可用于实际的知识，因此，有必要这样说，在很多方面造福于我们的科学的特质，恰恰又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夺走了我们对自然的遵从和自然给予我们的可怀疑的许可。”
　　贝里通过对《融会贯通》的解剖来对科学作出批评；但是，他的智力的解剖刀显得愚钝，他那本小册子中的批评也根本没法和威尔逊的博学相提并论。然而，尽管他对《融会贯通》的批评总是既肤浅又没有说服力，他所发出的信息值得研究因为它代表了两种文化间正存在着的裂痕。
　　贝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谦卑的观察者，赞扬威尔逊的科学知识，“作为人类所能获得的知识，我认为既伟大又令人崇敬。”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威尔逊不知道，据他说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因为科学知识是极其有限的。
　　“什么东西可以被解释呢？”贝利问道。“我不认为创造物是可以被解释的，我也不认为生命是可以被解释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创造物和生命的一切只能由绘画、故事、诗歌、和舞蹈去表达。我并不认为绘画、故事或者舞蹈可以被解释，艺术不可或缺就是因为它们和可以被解释反差强烈。”
　　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下，贝里坚持认为，威尔逊试图发现艺术的某些生物学基础的努力是注定会失败的，他更进一步宣称，通过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生物学去理解生物在本质上是有破坏性的，他写道：“还有一点需要多花一些功夫才能懂得，就是我们假设‘理解’了生命从而对生命失去希望的危险，这种‘理解’就是把生命分解成我们所能理解的术语，把它当作可预测的和机械的。还原论科学对人类产生的最根本的影响就是，它使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采用了这样的观点——整个世界、它的创造物、以及创造物的所有元件，都是机器。……我们的语言，不管用在什么地方，如今几乎都毫无例外的被有血有肉的肌体都是充满着机理的机器这样的假设而制约，这样的机理又和医学、工业和商业的机理相兼容。”
　　贝里继续写道：“很久以来，一个自由的、有思想的人有可能看得出，把生命看成是机械的或可预测的或是可理解的，就等同于把生命分解。现在，几乎突然间，正变得很清楚的是，把生命分解成我们能理解的广度不可避免的等同于把生命奴隶化、财产化和商品化。”
　　这个假设后面是两个论点，贯穿了《生命是一个奇迹》这本书。一，某些知识太危险应该加以限制，贝里小心翼翼的不去明确定义哪些领域的科学研究应当加以限制（虽然他几乎要单独列出核能和遗传工程）。但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他做了很清楚的表述，“可能智慧要求我们考虑最好把某些未知的领域列为禁区。”
　　二，是用机器作为比喻去描述生物体及其功能是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会让我们习惯于把生物当作一个非神圣的可解构的东西。对贝里来讲，敬畏是因为神秘而不是理解，理解按照其定义侵蚀并破坏了我们敬畏的本能。
　　威尔逊描述科学前文化的那段文字，那段曾让我驻足的美丽的文字，也让贝里停了下来。但是他的反应和我的却极为不同，贝里这样写道：韦尔逊“认真地认为启蒙运动前没有什么历史，他认为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时代。对‘科学前文化’他一两拨千斤：‘他们是错的，总是错的。’……我认为（或者至少是希冀）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何等的没有怜悯之心——因为他因此而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大多数的人的生命和人类文化继承一笔勾销，他也没有意识到他因此而将自己置于一个何等渺小和无趣的世界。”贝里写道，预言家和巫师拥有至少和现代科学相当，而且很有可能是比现代科学更高级的知识。
　　设想如下的可能：人类由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人组成。一种人经历敬畏后发出为何和如何的疑问。另外一种人经历敬畏后编出一个故事或者一首歌或者围着篝火跳出一个舞蹈。威尔逊，在他寻求知识的融会贯通中，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讲故事、唱歌、和跳舞。贝利，鄙视还原论分析和及其支持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吩咐威尔逊把他的脏手从神圣的人性上挪走。
　　这两种文化根植于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中，根植于面对伟大的自然和存在，两种不同的经历敬畏和对敬畏产生反应的方式之中。两种方式孰好孰坏？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了，在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可能没什么不同。这跟辩论上帝是否存在很类似，只要双方互不干扰，很难给出绝对的证明来认定某一方好过另一方。
　　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有点不一样，威尔逊想把科学还原论应用到所有人类的知识上去，贝利则想约束科学研究至少某些抑或是许多自然界问题的能力。
　　这是一个我没办法解决的困局。因为在这儿，我的偏见，我身上的其中一种文化的标识，起到了作用。我理解故事和歌唱的神奇，还有整体认识个体和他们生存其中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反对在机理水平上理解整个自然所作的尝试——这对化学家来说，就是在分子水平上。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讲座，主讲人是托马斯·A·斯代茨，他是耶鲁大学化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物理教授，同时又是浩华德·修斯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该讲座是加州理工学院纪念赖那斯·泡林百年诞辰活动的一部分。斯代茨领导一个化学家小组，获得了核糖体大亚单位的第一个高分辨率晶体结构，核糖体是一个由 RNA和几个蛋白质组成的奇妙的聚合体，它的功能是把信使RNA转译成蛋白质。
　　斯代茨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显然他十分着迷于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他告诉他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听众，核糖体的分子量高达两百五十万，三分之二是RNA，含有超过一百万个原子，它们的位置我们已全部知道。他的演讲当然用了很多由计算机制作的核糖体的分子模型，核糖体是如此巨大，他解释道，把它的结构画出来都非常困难，特别是它的尺寸。在讲座的某个时候，屏幕上显示着放大了的核糖体活性中心的原子层次的详细结构，蛋白质的肽键就是在那儿形成的，斯代茨把他的激光指示器指向天花板，提醒他的听众，在这样的尺寸下，整个核糖体有演讲大厅的高度的两倍。
　　斯代茨解释了这个神奇的分子机器——事实上核糖体就是一个机器——怎样把组成所有生物的蛋白质分子组装起来，这个过程对生命来说是最最根本的，他指出，通过分析核糖体活性中心的得到保留的核糖核酸碱基，这个结构远在生命分开成几个谱系王国之前就已进化生成。
　　我在这个人类认识的壮举前肃然起敬。这就是生命如何把自己从无生命的分子中勾画出来，它不是一个魔术，不要求一个故事，也永不会使人感动得唱出一首歌来。它就是真实，同时又非常美丽。
　　我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之美就不比一朵兰花或一张小孩的脸或森林中的一个深壑之中的浅水的美更值得我们去敬畏？（转自《三思科学》电子杂志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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