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前723一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因以敬仲称之。颍上人(今县北10公里管谷村)。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出身贫寒，早年与鲍叔牙游，合伙经商，因母老家贫，常受鲍叔牙资助，成为挚交。齐襄公乱政时，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他治齐40年，对内政、经济、军事都进行了全面改革，制订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点，把礼、义、廉、耻看做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他还特许在庶民中选拔人才，予以破格提升，重视奖勤罚惰。并合理划分行政区域，把行政组织同军事编制相结合，统一军政领导，增强国防力量。从此，国力大振。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著有《管子》一书，共86篇，今存76篇。

管仲出身于破落名门之后。青年时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显赫辉煌一时的家族史的影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具有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境的贫困，谋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乱世的纷争，时局的动荡，锻炼、铸就了管仲明察世态、洞悉时局的能力。他为了实现功名显于天下的志向，学先贤、习武艺、交友共勉、调查实践，多方吸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为其后来能成为治齐贤相、称霸诸侯、建立伟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早期的个人奋斗是不顺的:经商赔本、做官被逐、打仗败北、辅佐公子纠沦为阶下囚。但是这些磨难正丰富了他的阅历，磨练了他的意志，积累了他的处世经验，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质，于是才有了他后来的抓住机遇，一举功成。

管仲从阶下死囚犯一跃而为齐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鲍叔牙的推荐。当齐桓公欲委相于鲍叔牙时，鲍叔牙以国家社稷为重，力荐管仲:“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我能胜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气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犹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儿子，不能不用他们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书篇名。)然而到后来管仲与齐桓公临终论相的时候却没有推荐鲍叔牙，而是推荐了隰朋，这同样是体现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可见，被世人称颂的管鲍之交是建立在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共同志向基础上的友谊。

齐桓公弃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为相，管仲报知遇之恩，辅佐齐桓公图霸，真乃贤相遇明君，明君逢贤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凭借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赢得了齐桓公的重用，先拜为相，又拜为“仲父”，几近言听计从，使管仲的经天纬地之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知人善任，举荐了大批的贤能之士;他改革内政，稳定了齐国的社会秩序;他发展经济的富民政策，使齐国国力大增，民富国强;他修治甲兵，壮大了军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扩大了齐国的政治影响;他礼法并用，确立齐国的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近40年，把一个原来“地舄卤、人民寡”的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功高当世，影响深远。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齐国朝野上下的悲痛，人们把他安葬在齐国都城临淄城南的牛山上，为他树立了高大的石碑，永远纪念他对后世的功德。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个世纪后，孔子曾赞叹管仲的功绩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现在。若是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反映出管仲相齐的功绩在华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